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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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过高官的身份再当芝麻官，是屈尊。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总要为桑梓谋点福利，否则就不配做乡绅。尽管唐绍仪喝过洋墨水，但毕竟没有脱出传统士大夫的积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当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新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作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捱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是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的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轶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惟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远久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给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份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所谓对他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的这些作为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反过来，对于那些她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决不吝惜报复的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抚和洋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得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己。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37岁生日的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戏也是很讲究吉祥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三十几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了最后一口气。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戏里经常演的那种挑唆皇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恩怨分明作为一个人的性情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气用事之嫌。再加上作为贵妇人，西太后本身就有一些贪图享乐、贪财好货的积习，从孙殿英的盗掘看，她要算清朝帝后中陪葬最厚的一位。而且喜欢虚荣，讲究排场，宫里一日不热闹就难受，晚年还特喜欢摆出姿势让外国人给她拍照。几项加起来，使得这个以一般标准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掌权的老太太，作为政治家，评分难免要打些折扣，种种毛病导致她在权力上总是看不开。比如说，在甲午战后，她明明知道清朝不变法，祖宗江山是保不住的，但是一旦变法危及到她的权力，她还是不顾江山社稷的安危，在顽固派的拥戴下，再次出山，毁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接下来，又在一连串向后转的动作中，与西方发生了剧烈冲突。当闻说西方要威胁她的权威，让她交出权力给光绪的时候，竟然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冒险利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与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结果使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顺便说一句，西太后之所以能够最终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与她看了太多的神怪戏也不无关系，义和团的法术，也往往跟戏剧里的神怪人物纠扯不清，两下在意识的表层出现了某种契合。
自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以后，有关西太后的评价问题再次成为某些人们议论的热点。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诮。如果抛去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清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西太后做得还差强人意，至少比她死要面子甘做鸵鸟的夫君咸丰要强，比她那个十五六岁还读不成句的纨绔儿子同治更是强到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居于最高位的人物，她没能推动这个转折的完成，无论如何都算是大节有亏。
可惜的是，西太后所钟爱的京剧，并没有给过她这方面的启示。
西太后、义和团和公使夫人
西太后、义和团与外国公使夫人，是三个不能同时相容的东西。西太后信任义和团之时，就是公使夫人们受难之日，在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使馆的枪炮声里，夫人们不惟提心吊胆，有的还丢了丈夫，有的受了伤。反过来，当西太后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欢的时候，义和团就被镇压得呜呼哀哉，没死的不是逃奔他乡，就是改换门庭做了洋教的教民，而教民恰是当年他们拼了命要杀的主儿。
按常理，西太后跟义和团与公使夫人都应该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