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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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拽进来当证人。但神父又称，证人没按规矩穿戴，必须戴顶帽子，事情几乎变得有些可笑。布鲁格曼只得翻箱倒柜地找出一顶帽子借给陌生人戴上，仪式这才开始。
　　两家人接着便奔赴科尼岛，在半月酒店举行了结婚庆祝酒会。这对新婚夫妇早早就离开了，赶往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廉价旅馆——迪西旅馆度他们的良宵，只留下客人们尽情地豪饮狂欢。在这对新婚夫妇驱车离开酒店时，布鲁格曼太太狂呼：“杰特鲁德，记住。如果你不幸福，就回家来。”
　　阿西莫夫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个灾难。结婚时两人都是童身，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人过得都是闭塞的生活，从未接受过性教育，也未得到过父母关于这方面的指点。杰特鲁德一直对性生活不是很感兴趣，在阿西莫夫的朋友与同事中，已是件众所周知的事。阿西莫夫最喜欢的笑话之一是问：犹太人的性生活前热身运动是怎样的？答曰：恳求一个半小时。①阿西莫夫称，这个笑话总让他想到杰特鲁德。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新婚之初，阿西莫夫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不成功的性生活。他被杰特鲁德弄得神魂颠倒，认为她美极了。早年时，妻子的美貌令他觉得自卑，尤其是当他知道她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才嫁给他时。后来，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的性生活导致了性不和谐和婚姻危机，最终使得两人离异。
　　阿西莫夫夫妇在艾拉本·爱克斯的凯茨基尔斯渡的蜜月，这是个比较便宜的度假胜地，纽约的劳动阶层频繁光顾。杰特鲁德与阿西莫夫似乎都认为这地方不怎么样，但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只要两人能在一起，环境是次要的。
　　渡完一周的蜜月后，8月2日，他们回到了纽约。两人决定一起搬到宾夕法尼亚，并马上开始寻找他们的第一套公寓。
　　海军造船厂的工作环境与阿酉莫夫以前的工作环境相去甚远。他从事的战争物资实验，这些物资包括炸药、用做伪装涂料的材料、食品与战地医药等。这个小组的每位化学家都有自己的项目，阿西莫夫无须与别人进行小组合作，这令他很高兴，但他又不得不与一小组人共用一间实验室。
　　阿西莫夫有一大堆关于海军造船厂的故事。他的这些故事使人觉得，他在造船厂的日子并不是那么糟。造船厂建在宾夕法尼亚附近的沼泽地带，地方很糟糕，天气通常也很恶劣。但阿西莫夫与亨纳恩相处融洽，两人虽不在一起工作，却经常共进午餐，有时晚上还一块出去消遣。
　　阿西莫夫对造船厂食堂的饭菜尤为不满。他觉得伙食太差，认为自己有义务煽起大伙的情绪，向上司提出抗议。亨纳恩当时专门负责食堂，并且职务也比阿西莫夫高出几级，对他的抱怨极为恼火。为了反击阿西莫夫的无理取闹，他煽动造船厂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任何抱怨饭菜不好的人，都将按言行的轻重被处以罚款。结果，在损失了几美元后，阿西莫夫决定宁愿带三明治上班，也不愿冒破财之险。数年后，当两人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碰面时，这一小插曲成了轻松的笑谈话题。
　　阿西莫夫与亨纳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曾在海军造船厂共事，两人都是科幻小说作家，又都曾为约翰·坎贝尔与《惊奇》杂志拉过磨，这一切使两人成了好朋友，并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令人高兴的是，当代最杰出的三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亨纳恩与阿瑟·克拉克，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竞争，但彼此都是好友。
　　阿西莫夫是在战争结束后认识克拉克的。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工作时，克拉克正在英国研制雷达。直到20世纪50年代，克拉克才以其备受好评的作品，如《童年的结束》，跻身于顶尖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60年代，阿西莫夫与克拉克成了朋友与竞争伙伴。1972年，两人拟订了克拉克—阿西莫夫条约，申明克拉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普作家。他们的自我膨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只要克拉克去美国，如1969年期间，他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邀介绍阿波罗号登月，一般都要与阿西莫夫联系，两人一起共进晚餐或在晚会上碰面。后来，每当克拉克收到奇思异想者的大批来信，提出疯狂的科学构想时，他总在复信中建议：“阿西莫夫博士可能对此有兴趣，他的地址是……”
　　在造船厂工作的日子中，曾有一则轶事令阿西莫夫最为开心。事情牵扯到厂里一位自视颇高的女秘书。一天，她上班时戴了一条非常招摇的手链，是她的男朋友头天晚上送给她的，金链子表面上镶满了大粒的宝石。她抱怨说，美中不足的是，早上这条手链弄脏了。阿西莫夫碰巧听到这话，便建议说实验室有可以清洗手链的化学制剂，秘书顿时笑逐言开，把手链递给了阿西莫夫。
　　“不，不，”阿西莫夫急忙推辞，“我没有时间，还是找个技工为你洗吧。”
　　阿西莫夫将秘书领到实验室，叫来了一位女技工。她对秘书递来的精美的链子赞叹不已，马上开始用最弱的制剂——稀释的酒精清洗手链。
　　不一会儿，女技工面无血色地找到了阿西莫夫，结结巴巴地说：“出大事了。”她哆嗦着拿出项链的残骸——手链成了白色，一半的珠宝都落到了烧杯里。
　　阿西莫夫只是笑着说：“如果我是你，我根本不会担心。不过，今晚我可不愿是她的男朋友。”
　　阿西莫夫的刻薄并未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有所收敛。他不能再攻击老师了，但如果谁想在嘴上占他的便宜，他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打败。
　　另一位秘书碰巧汗毛稍重，她以为阿西莫夫反应迟钝，结果反被阿西莫夫羞辱了一番。当时阿西莫夫刚蓄上胡子没几天。有天早上，他去实验室上班，这位秘书对他说：“艾萨克，你该不会是想留胡子吧？”阿西莫夫反击道：“为什么不呢？你不是都留成了吗？”可怜的姑娘泪水立刻夺眶而出——为此一星期都没理阿西莫夫。
　　还有一次，一位非常苗条的女孩决定攻击一下阿西莫夫的便便大腹。由于杰特鲁德的悉心照料，再加上平时缺少锻炼，他的肚子最近挺了起来。当时阿西莫夫正往烧杯里倒腐蚀性化学药品，事先戴了个橡胶围裙，使得肚子越发显得突出。女孩拿起一支玻璃管，说：“我真想用这管子在你肚子上穿个孔，把空气放出来，这样你看起来就更像个男人了。”艾萨克马上反唇相讥：“如果你真有这想法，我建议你还是用管子把胸部吹起来，这样你看起来就更像女人了。”愤怒的女孩抓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艾萨克丢下手中的活，落荒而逃，直到她的怒气平息后才敢回来——这次他差点因自己的无理而身负重伤。
　　在战争的头一年，阿西莫夫夫妇的家庭生活还是很温馨。早年，他们思恩爱爱，有共同的兴趣、品位和愿望。杰特鲁德是个好厨师，也是个尽心尽职的妻子。然而，从阿西莫夫似乎将妻子当成了母亲，倚重于她提供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支持，有时几乎像个孩子。他不能忍受与她有片刻的分离，杰特鲁德稍有离去，对他都是一次感情上的磨难。
　　婚后不久，杰特鲁德发现，尽管丈夫是美国人，她仍只拥有在美国的暂时居住权。她必须回加拿大几周，办理有关证件，然后才能取得永久居住权。在妻子离开的日子里，阿西莫夫忧心忡忡，生怕杰特鲁德会被拒绝人境。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整个晚上都在屋中踱来踱去，掰着指头数着日子等杰特鲁德回来。
　　婚后的初期生活给阿西莫夫留下了永久的美好回忆，尤其是他在宾夕法尼亚海军造船厂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周末。他们婚后的第二个家安在一个叫温格特汀的地方。每个周六的夜晚，他们都过得颇具特色。晚饭后，阿西莫夫到附近的店里买回早到的周日报纸，两人蜷在沙发上一块看，先是看连环画，再看满是战争情况的当日新闻。在寒冷的深冬，他踏雪回到家中，妻子端来一杯滚热的可可奶，收音机里传来科尔·波特的歌，阿西莫夫尤其喜欢在这种氛围里与妻子一块蜷在沙发上看报纸。有时，两人在下班后乘直达火车回纽约度周末。周日，他们偶尔也会康尼岛的大道上的环岛散步。有时，杰特鲁德的弟弟来和他们一起度周末。小伙子即将应征入伍，他们谈论各自的未来计划，在温馨中度过一个轻松的纽约仲夏夜。
　　1944年春，欧洲战事正明显地朝著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但征兵的阴云仍威胁着像阿西莫夫这样不愿人伍的人。有些士兵在军中服役已超过18个月，由于要对他们进行轮换，因此必须征召第二批年轻人。
　　战争开始时，阿西莫夫的应征等级是“2B”，这意味着他无须担心被选上。“B”代表他的健康状况，因为近视眼，他没能得“A”，“2”代表他不在优先之列，因为他在海军造船厂为战争工作着。尽管如此，1944年与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阿西莫夫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的创作才能似乎也因此而冻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里，他根本无法令自己写出点什么。
　　尽管他当时精神紧张，创作困难，他还是写出了被许多人认为是他力作之一的《骡子》。这部作品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的基石。当他静下心来写作时，灵感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萦绕他心中的问题。《骡子》中随处可见军队的影子，同时，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两个主角——一对年轻夫妇。这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是罕见的。
　　在那令他神经紧张的时期，他得参加系列体检，去各种委员会接受人伍资格评判。得到“1A”便意味着得随时待命，这是他最害怕的。为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在人伍的一次目力测验中，医生让他读出屋子那头测试板上的字母，他以“克罗奇·马克思”式的幽默问道：“什么测试板？”
　　尽管阿西莫夫不是个绥靖主义者，但他认为，动用武力是最落后的，是解决争端最无效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英雄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诉诸武力的，他总是在作品中倡导消极抵抗。在他看来，二战所牵扯的谁是谁非已是很清楚的了，他坚信必须阻止希特勒。同时，他也不是懦夫。他从不主动使用暴力，但一旦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会采取果断行动。晚年时，他面对无理之举总是义愤填膺。他通常总是通过法律来讨回公道，但有一次，如果不是被人拉住，他差点接了一个傲慢而又不知悔改的司机。这名司机竟闯进他的车里，威胁他的孩子。阿西莫夫有他自己的法令：“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但像许多人一样，必要之时，他也能证明自己是无能的。
　　如果征兵名单上有他，那他就得抛下在纽约的妻子及家人，被派往地球上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还不知要呆多久。一想到这些，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他幼稚地为妻子发愁，并不知道他不在时，妻子将得到政府资助。他最不愿想的就是自己孤零零一人在外。
　　从1944年到1945年11月间的18个月中，阿西莫夫都在为逃避兵役奋斗着。由于最高年龄限制是26岁，他得拖到1946年2月2日才能躲过。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远东的战争也停止了。海军造船厂也相对松懈下来。阿西莫夫与一群科学家、技工一块儿仍在继续工作，但要求已不是那么严，这样他就能经常回纽约，有时还请假回去。他利用这一机会与征兵委员会拖时间。如果他在纽约，他便假称自己正在宾夕法尼亚体检；如他在宾夕法尼亚，他则称自己在纽约体检。这一招似乎还管点用，但阿西莫夫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距到龄仅剩2个月，他正在与杰特鲁德一起在纽约时，他收到了自己最害怕得到的“1A”通知书，人伍时间定在10月26日。即便如此，他还是以需要很多的时间处理个人事情为由，设法将时间拖到了11月1日。但此后他再无计可施。他当了兵，近期的前途也已决定了。
　　阿西莫夫痛恨在军队中的每一刻时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能脱下军装，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着回到杰特鲁德身边。他还怀念在实验室里与同事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尽管海军造船厂是个军事机构，但他是在实验室工作，与同事的关系也不错。军营对他来说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宾夕法尼亚参加了入伍仪式后，阿西莫夫成了一个士兵。接下来的又是一次体检。当天晚上，他被送上了火车，奔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的一个陆军基地米德堡。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孤独。读看他本人关于这段抑郁生活的记载，让人既同情他又厌烦他幼稚的心态。他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从一开始似乎就打定主意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军营中没有几个朋友，至少一直到他退役时都是这样，这次经历他一无所获。显然，自他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刻起，他的态度就是：“好吧，如果你们不顾我的反对强迫我去，我除了非干不可的事外决不会多干点。”
　　在抵达米德堡的头天晚上，阿西莫夫就因对一名下士无礼而被通报批评。他很快学会了管住自己的嘴，意识到自己在学校的那套油嘴滑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米德堡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最低点。他竟想家想得直犯恶心。他觉得自己离家有100万里，再也见不到杰特鲁德与家人了。他唯一的安慰是现在不用真的去打仗了。他发现这天正好是星期五晚上，便决定去军中的教堂参加安息日祷告。他从不信教，一直是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很清楚，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最易接受宗教的影响。他在教堂里唱着赞美诗，试图忘掉一切。他唱得那么大声，还跑了调，牧师只好过来问他是否愿意领唱。他不能想象自己领唱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因此便改成了默唱。
　　新兵到后没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