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抉择 作者:黑色柳丁-第2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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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仅以贵族阶层来看威尼斯也算是一个直选国家。可其比起后世的民主直选来，威尼斯人的直选程序却有着天壤之别。依照威尼斯共和国的传统，大议事会选举总督或官员，必须经过数道投票和抽签过程，几乎每一轮的选举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结果。如此繁复的选举过程光是听起来就让外来人觉得头大。杨绍清等人起先甚至都怀疑，威尼斯人的大选最后是否能完成。可事实却证明，使团成员的顾虑完全是不必要的。威尼斯人最终不但选出了政府部门内数百个席位。整个威尼斯城也没有出现众人先前现象中的那些混乱状况。
事实上，威尼斯共和国历来就是欧洲大选秩序最好的国家。这里即没有佛罗伦萨、热那亚那般残酷的贵族派系争斗。也不象荷兰市镇选举那般“充满铜臭”、“乌烟瘴气”。更不似英国那样拥有国王、护国公之类的独裁者左右议会。威尼斯的整个大选过程非但公开透明，而且井然有序。这在欧洲其他国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无怪乎，16、17世纪的共和主义者都会称赞威尼斯是欧洲共和国的榜样。但也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对所谓的威尼斯神话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威尼斯的选举太过于有序了，有序得简直不象是一场自由民主的选举。因此不少人更是指责威尼斯的民主政治，不过是披了民主的外衣的寡头政治而已。
但不管欧洲主流和非主流的学者如何评价威尼斯共和国的选举。此次威尼斯大选对于杨绍清等人来说拥有着非凡的意义。第一次亲身体验欧洲民主普选的中国使节，想当然的就将威尼斯大选当作了欧洲普选的范例。而威尼斯那种近似于柏拉图《理想国》似的大选过程更是给中国使节们留下了比较良好的印象。
然而，无论威尼斯的大选如何有秩序、如何公开、如何顺应民意。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这种公选朝廷命官的做法，毕竟是同天朝礼仪有着天差地别的。可以理解，却绝难接受。至于，威尼斯人那引以为傲的选举流程，在中国使节们的眼中更是漏洞百出。此刻就算望着底下市民欢呼雀跃的模样，顾炎武皱着眉头，不置可否嘟囔道：“看来威尼斯大议事会这次任命的官员还真是众望所归啊。可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既然国家选官员是为求人才。又怎能局限于贵族豪门呢？”
“就是啊，依老夫看来，还是咱们天朝的科考制度最为合理。谁是贤者，谁是能者一考便知。”身为使团书记官的吴钟峦自豪的说道。
“噢，这我也知道！你们中国人是通过考试选取官员的。这种制度确实比起欧洲世袭公职的制度要合理得多。”听中国人提起可科举，一旁的博雷利教授也跟着点头夸赞道。但他继而又转口说道：“不过，世袭权也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唯才主义容易引起官僚主义。”
若说世袭权可以抵御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众人还能勉强同意。毕竟中国的皇帝之所以会用“开科取士”来取代“世袭公职”，本就是为了削弱贵族诸侯的实力，以便将天下大权收归皇帝一人之手。但博雷利教授竟然说“唯才主义容易引起官僚主义”。言下之意就是说眼前这种闹哄哄的选拔方式，比天朝的“开科取士”合理！这可是踩了在场所有中国使节们的尾巴。就连武官出身的郑森脸上也露出了不悦之色。而吴钟峦更是不屑的冷哼道：“世袭？这等腐朽的制度早就被天朝给废除了。我天朝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尝试察举制，后来又发展出了现在的科举制。官员的选拔关乎民生社稷，当然得考究其德才，怎能以血统为标准呢？”
吴钟峦这话一出口，立即就博得了周围其他同僚的附和。历来为国家选拔贤能人士在中国都是头等的大事。无论是“察举”也好，“科举”也罢，王朝的统治者都会郑重对待此事。特别是科举制度让中国的平民也有机会一朝跃龙门。而使团中的不少成员正是通过科举选拔而出的平民。如果他们出生在威尼斯的话，相信以其平民的身份这辈子也不可能有机会作官。一想到这些，使节们先前对威尼斯大选的良好印象顿时就少了一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略带轻蔑的优越感。
面对中国使节冠冕堂皇的言论，博雷利教授却显得并不以为意。却见他一针见血的点名道：“废除官职世袭？你们的皇帝不就是世袭的吗。”
“官吏是官吏，皇帝是皇帝，怎能相提并论。”吴钟峦下巴一扬，驳斥道。
“君主同官吏一样都是权利的保管者。只不过君主掌管的权利更高罢了。人民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肯定那个权利保管者是否符合他们的条件。所以威尼斯总督的不但是选举出来的，而且权力甚微。可以说威尼斯共和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国家。”眼见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的话语都表现出了轻视的表情。博雷利教授当下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却见他神色凛然的补充了一句道：“各位先生都来自于君主制国家，想必对民主选举活动认识还是肤浅了一些。”
“博雷利教授，此话怎讲。我天朝也不是没有议会，也不是没开过大选。虽说我朝的议会无权选举朝廷命官，但至少我朝议会的议员来自民间各地，不问出处。若说由民做主，我朝的议会还更名副其实些呢。”吴钟峦不服气的说道。天朝的官员怎么会肤浅。这世界上有什么是他们这些天朝命官不知道的。这个红夷敢小窥他们，真是不可饶恕。
“先生，在君主制政府下，无论投票选举还是抽签选举都没有任何位置。因为君主自己就是统治者和唯一的官员，选择他的随从是其独有的特权。在君主监控状态下的议会有什么民主可言。贵国的议会在贵国是根本不可能拥有大议事会在威尼斯的地位。”博雷利教授气恼的说道。他发现同这几个留山羊胡子的家伙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他们一方面对民主制度极度无知，一方面却又喜欢自以为是。
正当博雷利教授想要拂袖而去之时，一旁的顾炎武却突然点头附和道：“恩，博雷利教授所言甚是。威尼斯的大议事会确实比我朝的国会完善。”
“顾大人你这算是什么话？”吴钟峦惊愕的问道。他搞不明白这个顾宁人怎么胳膊轴往外转了。
“吴大人，在下只是就事论事罢了。威尼斯官职世袭固然荒谬。但不可否认，这里的大议事会确实公证。诸位，不少都见过过国内议员的选举。两者对照下来，何人公证严明，何人乌烟瘴气。不用在下点明各位心里都清楚。”顾炎武这次说的是中文。不仅让在场的众人语塞，就连随同的翻译官都保持了缄默。
确实在场使节中有不少人也曾像顾炎武一样参加过地方议会和国会。而在将威尼斯的大选同中国地方议会选举相比较之后，众人其实都感到了自惭形秽。特别是顾炎武，早在国内时他便对地方议会中财阀把权的情况厌恶不已。他倒并不是反对朝廷设立议会。相反，他一直认为议会的建立对国家社稷来说是件好事。但他绝对反对让贩夫商贾也加入议会。因为议会在他心目中是有识之士清议朝政的地方。议员需要拥有君子一般高尚的品行。而不是让那些个惟利是图的小人玷污清议。可中华帝国的议会制度恰恰起源于商会，如此一来让商贾加入议会在中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一直让以清流自居的他耿耿于怀。此外，出于对弘武女皇本人的偏见，他更是认为中华朝的议会正在日渐堕落。
直到亲身经历了威尼斯大选后，顾炎武才发现这才是自己一直在追寻的议会。在威尼斯就算那些商贾就算拥有再多的钱财和权势，都没有资格参加议会。光是这一条设定就已经说到了他的心坎里。至于由德高望重者组成的元老院和由贵族绅士组成的大议事会，更是同他心目中的“完美议会”不谋而合。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威尼斯大议事会成员以及官员都仅限于贵族豪门。可这一点并不影响顾炎武对大议事会的评价。至少威尼斯的贵族人口众多，又多是才俊之辈。在他眼中完全可以同国内的士人阶层划等号。顾炎武不禁开始想象，如果中原也能有这么一个完全由士子组成的大议事会，那离圣人笔下的三代世界也就不远了。
顾炎武如此坦白的说辞，在众人耳中无疑就是大逆不道的表白。若是在本土话，早就有人呵斥他了。但眼前是在国外，又有众多红夷在场。可不能为一时之气，影响天朝的威仪。于是，吴钟峦等人当即就把脸冷了下来，不再理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
眼见现场气氛就此尴尬了下来。身为“影子主使”的杨绍清不禁在心中苦笑了一下。这样情形在使团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了。顾炎武的经历让他对孙露有着异乎寻常的厌恶敢。或许是他在厌恶弘武女皇的同时，连带着其他皇帝也一并厌恶了。顾炎武对欧洲的共和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这么“胳膊轴往外拐。”对此，杨绍清倒并不感冒。他不像其他使团成员那般反感民选总督。孙露对后世的描述，让他比其他人更有耐心去观察这看似与天朝体系截然不同的制度。于是，他便打圆场似的，好奇问道：“听说威尼斯选举总督的步骤比现在还要复杂是吗？”
“不错。首先要在议事会中通过抽签产生30个人，再在此30个人内抽签淘汰为9人，由这9人来选举40。再用抽签的方式淘汰为12人，这12人又选举出25人，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的选举人选择41个提名者，这些提名者再把他们的选择提交给大议事会，由此产生总督候选人。”博雷利教授眼见杨绍清对大选依旧兴趣浓厚，便不厌其烦的解释道。
可在一旁的中国使节听来，却觉得博雷利简直连舌头都快绕起来了。就连一直对威尼斯选举制度赞不绝口的顾炎武，此刻也不由皱起了眉头问道：“这么复杂！又是投票，又是抽签的，搞了那么大个圈子，先前那些代表投的票不都白投了嘛。”
“当然要复杂才行。威尼斯人设计这个程序就是为了防止总督选举作弊用的。”博雷利教授得意的说道。
“可就算是想要防止舞弊，也不必用抓阄这样的方法啊。用抓阄来选举总督，这未免也太儿戏了一些吧。”顾炎武连连摇头道。
“顾先生，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它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没有人能理所当然地将它强加给此一人而放过彼一人。只有法律才能把公职强加给某一个抽签选出的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面对平等的条件，选举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法律也就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应用而破坏其普遍性。”博雷利教授脸色一正道。
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博雷利教授的一席话语让在场的吴钟峦等中国使节哑然失笑了起来。中国的士人向来认为做官乃是读书人最高的追求。古话说得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眼前这个红夷竟然说出如此这般没常识的话，也难怪他们会用抓阄的方式来选自己的皇帝和朝廷命官了。果然，蛮夷就是蛮夷，怎比得上咱们天朝讲究礼制。
可杨绍清和顾炎武却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沉思起来。博雷利教授的话犹如鼓槌一般敲动了两人的心头。却听顾炎武激动的附和道：“是啊！公职本就该是一种负担！一种为民着想，为社稷呕心沥血的负担！”
第二部 31 听民意县太爷坐镇 议拆迁诸议员针锋
如果问中华帝国的官员，做官是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年轻气盛的少壮官员或许会直接瞪眼宣称“吾乃民之公仆”。世故的清流或许会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奸佞宵小之辈或许会笑而不语。可如果问他们做官是不是一种负担？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点头。至少此刻端坐在上海县议事堂的知县应廷吉就深有感触。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这中华朝不但换了“代”，就连中原沿用千年的“制”也给一并给改了。历来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就两项，一是判案；二是收税。如今的中华朝“判案”已不再由县太爷来管了。老百姓要打官司直接去司法院找县丞法官击鼓鸣冤去。再来就是“收税”。随着时代在发展，税收的结构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像上海县这种新兴的商业市镇，作为主税的土地税已不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市税、科税等辅税。如此一来，县衙收税的方式当然也得跟着改一改了。由于商会、行会乃是市镇工商业的主要组织。于是乎，商会和行会便当仁不让地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开始替衙门征起税来。这样一来，衙门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商会行会对私营业主、手工业者征收各种捐税。同时，对私营业主和手工业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就此免除官员的额外勒索。
若说这“案子”人家帮着审了，“税赋”也有人代着收了，县太爷还要有什么事好操心的呢？整日坐在衙门大堂无所事事，照拿俸禄的工作，怎么算是一种负担呢？可惜事与愿为，这些父母官们的日子并没有老百姓想像当中的那么惬意。原因很简单，中华帝国地方长官的职责本就不止判案和收税这两项。
在明朝一个标准县衙，一般设知县1人，掌理全县政务。署内设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办事机构；置皂班、壮班、快班等差役，负责站堂、行刑、催、捕、传、递等事。知县佐治官职：设主簿1人，掌军事、治安；典史1人，掌缉、捕、监、刑；县丞1人，掌粮马、税收、户籍等；教谕1人，主持文庙祭祀，管理县学；训导1一2人，协助教谕教诲县学生员；后又增设管河县丞1人，（氵＋加）河同知1人。城镇营防官职先后设守备、把总、千总、都司等。其他杂职，如驿丞、闸官、总捕分府等，时设时裁。由于这种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用来勉强维持衙门的日常运作，更本就不可能起到为乡镇服务的作用。为此，中华帝国在建立之初就对这种粗放型的地方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