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历史故事经典案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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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自退。5、7、9、11月四个主力合约接连三天差不多都是涨停板。没几天期价又回到了2100元之上了。2002年1月交割合约已进入交割月，该合约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是1706元，到1月18日最后交易日时，收盘价已是1831元了，上涨了100多元。2002年3月交割合约在2001年年底收盘价为1791元，到交割时，结算价上升为1941元。比1月合约又上涨了100多元。交割价格的逐步回升，充分说明了现货市场在回暖。政策的影响终于逐步体现了出来。对多头来说，实在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2002年3月15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2003年3月、5月、7月大豆合约。然而这一次推出的大豆合约，内容已与以前的合约不同了。以前的合约规定“质量符合上述标准的进口黄大豆可以做为标准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新的合约规定“转基因大豆不得以标准品或替代品交割”，为了将新合约与老合约区别开来，新合约称为“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推出新合约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
尽管在以往的交割中，进口大豆的实际交割比例是极低的，但新合约的推出还是给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以转基因大豆为主的进口大豆与新合约无缘了，新合约的价格将是国产大豆的价格。然而，新合约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运行了两个月后，持仓量仍旧没有增长多少。也许，交易者有个熟悉过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家都被巨额持仓的老合约吸引住了。主力在对垒中不敢分心，而散户也乐于参加流动性大的合约交易。
2002年3月合约已经交割完毕，2002年5月合约上升为临近交割的最近合约。然而到2002年3月22日，持仓量仍旧不减，当日收盘时为304804张，而收盘价为2083元。在以往的这个时候，持仓量早已减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不仅引人关注，也使人们有点焦虑了。
2002年3月23日至2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在杭州市召开会员座谈会，在会上，郭晓利针对5、7合约巨量持仓对峙的情况说：“5月合约持仓这么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自去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相关；行情）进口问题的政策，市场看多人士认为国内大豆供应将可能出现断档，由此认为大豆期货价格应有涨升，而空方则认为在国内大豆缺口很大的情况下继续进口大豆将是必然，况且现货市场大豆的供应仍较充足，所以，目前市场多空对峙的存在并非是市场外的其他原因，而目前在临近交割时持仓的减少速度较慢，这是与市场发展得大了有关，由于持仓水平较高，减仓的速度看起来就比较缓慢了，从大交所的分析看，现在持仓正在逐步下降，从这点看趋势还是正常的。
目前大交所对5月、7月巨量持仓的情况也在密切关注，日前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也到过大连对这一情况进行过讨论。现在市场上担心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将期价拉高后再打下来，这种可能性一点也没有；弃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目前没有这种迹象，因为多头的资金也十分充足，如果发生弃仓的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种可能性很小或基本没有；对恶性的逼仓，大交所是绝对不允许的，期货价格应围绕现货价格波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允许的。
因此，希望各期货公司在回去后对客户说明情况，若是做投机的，应注意风险，尽快退出，若是确有资金接货的和确有货要交的，按交易所规定的可以进入交割。希望5月合约最终能平稳交割”。也有人报导：“大交所领导说，1）本次不会对5月的持仓采取向会员打电话，召开专门会议，只会依法办事；但会加强信息披露；2）5月不会狂拉涨停板，也不会暴跌，因为空头有很多货（估计40…50万吨），多头也有钱；3）希望没有钱（指不接货），没有货的投资者能够及早退出5月，不要到时候做错方向输了钱四处乱告状；4）根据对过去一百年期货交易史的研究表明，钱比货多就涨，货比钱多就跌，没人接就暴跌！大交所认为5，7月的处理，是继非转基因合约推出后的另一重大考验。”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交易所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也是一次打招呼会议。多空巨量对峙，最着急的莫过于交易所，交易所最怕什么，最怕的是主力弃仓。所谓“弃仓”，是指多空双方中有一方彻底放弃抗争。一方放弃抗争，意味着行情必将一边倒，放弃抗争的一方输得一塌糊涂。对于弃仓者而言，至多是将保证金全部输光。尽管从法理上说，交易所有权追索弃仓者超出保证金以外欠款，但实际上这种追索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交易所对获胜的一方必须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当弃仓一方赖帐时，交易所就无法进行清算，因而导致清算危机。主力会不会选择弃仓，与其资金实力及对后势的判断有关。如果资金实力有限，无力继续抗争，或者是知道继续抗争下去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时，就有可能采取弃仓行为。
尤其是当保证金很少时，预计弃仓的损失比不弃仓的损失更小时，更有可能会采取弃仓行动。然而，在判断主力会不会弃仓时，交易所的可靠性无疑更高一些。因为只有交易所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主力的资金实力，知道主力的弃仓成本以及弃仓是否合算。现在交易所明确地告诉了大家：“空头有很多货（估计40…50万吨），多头也有钱”，弃仓的“可能性很小或基本没有”。实际是在告诫那些投机者，不要抱着一方可能弃仓的幻想而去冒险投机，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风险。
应该说，杭州打招呼会议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旦投机空头明白无法指望多头弃仓而大赚一笔，也只能开始平仓了。进入4月份后，交易所按规定启动逐步提高保证金及限仓制度，也起到了促使投机者加大平仓的步伐。空头率先平仓自然引发了期价小幅上扬。一个月之后的2002年4月26日，期价收盘价为2161元，持仓量减至211140张。由于持仓量是多空双方的合计，持仓量211140张表示多空各持仓105570张。而当日公布的可交割仓单已有45692张，也即库存中空头可交割的大豆为456920吨。
局势明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交割是不可能避免了。按照大商所的风险控制规定，此时仍有持仓的非套期保值交易者必须缴纳的保证金已达到25％。对套期保值者中的买方，收取的保证金也已达到20％；而空方必须交出20％的仓单。对多空双方而言，此时要想弃仓也不敢了，因为无论从成本还是收益计算，都将是得不偿失的蠢举，退路被断，只有迎难而上了。
大豆现货价格是涨了，但上涨的幅度并没有像期货那样大。这意味着空头如进行套利交割仍有利可图。于是，组织交货便成了空头的当务之急。要问这一阵子谁最忙，自然是他们，必须赶在最后交割日（5月28日）之前将货物入库并办好一切手续。而交易所的交割部还有交割仓库也得跟着一起忙了。5月10日，可交割库存达到564040吨。一周之后的17日，又增加到725220吨。再隔一周的24日，又增加到830900吨。而最后交易日那天（21日），剩余的未平仓合约为153174张，即单边为76587张，这意味着库存中的大豆已足够交割了。
2002年5月28日之后，交易所宣布：5月合约的履约率达到100％。5月合约最终的交割结算价为2244元，《期货日报》在2002年5月29日报导说：5月下旬，黑龙江大豆运送大连的送厂价格已达到2100元／吨以上，加上交割的有关费用，与大连大豆期货价格基本一致。至此，令人心焦的5月合约终于落幕。其结局是：套利空头大赚了一笔，而投机空头则像牙膏一样被多头挤掉。据说，在正常交割之前，已经有15万吨的大豆进行了提前交割，这样的话，多头实际上接下了90万吨的大豆，占用资金高达18亿元。尽管现货价已有所上升，而且多头在虚盘上有所赢利，实际的接货价格并没有结算价那么高，可以说实际接货价与现货价差不多。但多头劳师动众之后，相当于按市场价买了这么多大豆，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胜而无利”！
没完没了的争论
大豆期货接连几年的活跃，对期货市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正是大豆成交量的快速增长引领着期货市场走出了低谷，不仅起到了改善期货经纪业原本恶劣的生存条件，也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提升了期货业的形象；其二，今年，期货成交金额可望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但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重复，更重要的是在运行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初是绿豆唱主角而现在是大豆唱主角。绿豆的年供需量不过几十万吨，而大豆的年供需量现在是2000多万吨。同样的期货交易活跃，对应不同的现货市场规模，其运行质量及经济意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不难想象，如果这次大豆的多空对垒发生在绿豆上，演化成一桩惊天动地的期货“事件”是怎么也免不了；如果期货业在步入复苏之年又出了一“事件”，将期货再“抹黑”一次，势必会使政府“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信心大打折扣；因而，如果说当初证监会休克绿豆时业内有好多人不理解的话，那么通过这一次大豆的平稳交割，应该能够体会出“扶大限小”政策必要性了。
期货交易与股票交易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当股票上涨时，舆论几乎是高度一致的表示满意，不会产生什么争论，如果交易火爆，交易量上升，市场会报以阵阵喝彩声。而在期货交易中，一旦产生这种情况，似乎更多的是招致指责和非议。尽管我国的期货交易量只有美国的几百分之一，然而得到指责和非议却远远地超过美国同行。大量的指责和非议主要来自于业外。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隔行如隔山。由于业外的一些评论者对期货交易的规则、意义及变化并不谙熟，往往仅凭自己脑海中的一些残留印象，对期货交易妄加评论。有些媒体记者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还将一些本来很正常的事情说成不正常，甚至采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对期货交易进行抹黑。而业内人士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对这种来自于业外的“抹黑工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环绕着大豆期货交易产生的争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是去年上半年结束后，期货交易量的统计表明：上半年期货交易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成。引起了业外的广泛关注。一些原本对期货交易不屑一顾的财经类报刊也纷纷开始报导期货市场的情况了。大豆自然成了他们的报导重点。但是，由于一些媒体记者是临阵磨枪，仓促上阵，只会以期货整顿之前的眼光看待期货交易，因而在报导中，出现了不少歪曲性的说法。针对这些新情况，才成立半年的中国期货业协会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调查组，就大连大豆期货市场作了一次专题调查。2001年8月8日，报送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报告正式完稿。该调查报告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近一年来大连大豆期货市场出现的新特点；二、对大连大豆期货市场特点的理论分析；三、对期货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其中的一部分的结论为：“就大豆单个品种而言，大豆期货交易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内在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期货功能的发挥较为充分，大豆期货试点已经取得成功”。
第二次是去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时，不少媒体又刮起了一阵报导热潮。然而，报导之中所用的大都是耸人听闻之辞，诸如“大豆持仓直追半年现货消费量”、“多空囤积巨资对赌价格涨跌，市场风险巨大”、“转基因细则出台市场一方将面临11亿元之巨的风险”之类的报导比比皆是。还有人索性以“20亿元的豪赌”作为市场总评。在这些记者眼中，期货交易的成交量和持仓量都不能大，一大就意味着出事。对于这种哗众取宠且不乏幸灾乐祸式的报导，期货业的专业报纸——《期货日报》在2001年11月29日第一版上发表了署名“讷言”和“大成”的文章，文章的题目为《由大豆百万持仓说开去》。对上述的奇谈怪论进行了全力批驳，并且充满信心的认为“目前大豆期货交易情况是正常的，不存在联手操纵、囤集资金对赌的情况，市场风险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个别期评人士对风险的惊呼可以说是杞人忧天”。12月14日，期货日报又在第一版上发了一篇“周末谈”，题目就叫《100万只是一个开始》。
第三次是大连商品交易所2002年3月24日的杭州会议之后直至5月合约交割结束。杭州会议之后就有人在互联网上大发牢骚。发牢骚的人将大商所副总经理郭晓利说的“钱比货多就涨，货比钱多就跌”挑出，认为大商所视市场操纵不见，有意偏袒多头。而在最后交易日之后，各种财经类媒体进行的报导就更多了。诸如“疯狂的交割”、“成功的逼仓”、“交易的不规范性突显”等字眼大量出现。有的报导竟然还以某投机者在这波行情中的损失为例来证明交易的不规范性，似乎规范的期货交易就应该是大家都赢钱。还有报导猜测“70多万吨高标大豆可能喂猪”。而期货日报的态度则完全相反。2002年5月29日，是5月合约最后交割日后第一天，期货日报即在第一版上发表了“五月大豆交易顺利结束期市通过大交割量检验”一文。对5月合约的交易过程及结果作了完全正面的评述。文章说道“去年国内大豆在大量进口大豆冲击下，市场价格低迷，东北主产区大豆销售不畅，积压严重。
如黑龙江作为我国大豆主产省，去年生产大豆450万吨左右，到今年初积压在农民手中的大豆还在100万吨以上。转基因政策出台后，随大连大豆期货价格涨势的确立，粮食贸易和加工企业开始积极深入东北大豆主产区采购大豆，推动了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