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和文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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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员们，那渊博学识的滑稽灯光，像伊拉斯谟·科万，他啜饮着葡萄酒，韵味十足地吟唱起拉丁文诗歌，这是无人能比的。“语言宛如他唇上的葡萄酒……维吉尔在哪里都听不到如此动听的吟唱了。”而极尽三寸不烂之舌的导师索普威斯说道：“讲啊，讲啊，讲啊—好像一切都可以称道，心灵穿过嘴唇遛进薄薄的银盘，它们像银子一样熔化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像月光般柔和自然。噢，很久之后他们会回忆起来，在迟钝的心灵深处回味。”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7节 文学的剑桥（3）
利顿·斯特雷奇也很想成为这么一位优秀的教员，早在学生时代，他的外表、举止到他的漫画都体现了这个角色。这位斯特雷奇脸色苍白、眼睛近视、瘦弱、说话总有点歇斯底里、身材奇高，塞西尔·比顿议论说：“倘若他不是像软芦苇一样弯着腰的话，他甚至会有双倍高。”利顿·斯特雷奇留有火红的胡子，考试通过后还幽灵似的在剑桥大学游荡过几年，这里是他精神的寄托地，同性恋尝试的理想场所，“在他谋求三一学院的教授职位失败之后，他写了那本使他成名的书，《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1918年），一本批判性地对待民族英雄们的杰作。这位官员未取得教授资格，在剑桥、布卢姆斯伯里和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之间、在和女画家多拉·卡琳顿及其丈夫的争风吃醋中度过了余生。”
“描写美好的生活大概和享受美好的生活同样困难。”小说家福斯特只能证明他的朋友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话。在使徒俱乐部的圈子里，斯特雷奇称福斯特为灰褐色的人，因为他外表腼腆，不引人注目。他的小说被拍成华丽的电影，例如《印度之行》、《霍华德庄园》等，但这无法掩饰身为同性恋的他终生所处的两难困境，这种不利处境让他具有了描写僵化的道德和阶级界限之外的爱情的不凡才能。直到福斯特1970年去世，他1913年动笔的长篇小说《莫里斯》才在他国王学院的房间里被人发现。当剑桥大学生莫里斯知晓一位贵族同学对他的爱慕之情时，“他的震惊触及了灵魂深处”。福斯特本人认为《最漫长的旅程》（1907年）是他最具个性化的小说，是一部体现剑桥大学和他的生活、友谊和美学经验的重要价值的杰作，体现了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价值。俱乐部的伟大推介人是道德哲学家和使徒乔治·爱德华·穆尔，他的《伦理原则》问世于1903年。这位三一学院的教师，他“以角斗士的不折不挠和圣者的正直追随真理（莱奥纳德·伍尔夫），穆尔为人类更坦率地看待同性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凯恩斯和福斯特这些学生来说，他是理智的解放之声，一个救世主式的角色。“剑桥充满了具有神奇才能的朋友们。”福斯特写道：“人和图书相互影响，智慧和思考结出硕果，激情潮涌，而爱使讨论有了深度。”在剑桥做过各种客座讲座之后，福斯特于1946年回到他的母校，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弗吉尼亚·伍尔夫叫他“一只蓝蝴蝶”，他在国王学院的A号温室里找到了属于他的茧。
鲁珀特·布鲁克1906年上大学时，在搬去格兰切斯特之前也在A单元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在英国家喻户晓，同他的抒情诗一样得到了高度的评价。鲁珀特·布鲁克是第二位剑桥的民族英雄，但他不是第二个拜伦。他和玛丽莲·梦露一样英年早逝，而且是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英国最高贵、最理想儿子的象征”，丘吉尔1915年在《泰晤士报》上的悼词强化了这一传说，它让这位诗人士兵、仇恨德国的布鲁克成了船头的木雕塑。叶芝称他为“英国最英俊的青年”。鲁珀特·布鲁克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尤其对于男人们。“一位年轻的阿波罗，金色头发／梦游似的站在战场边／神态高贵，对这永恒的/短暂生活毫无准备”（弗朗西丝·康福德，1908年）。不管格兰切斯特的这位阿波罗多么符合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雌雄同体的理想，但他不是别的使徒那样的爱国主义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爱国主义—理想化的战争十四行诗的手稿都一直存放在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阵亡成员纪念碑前的橱柜里。如今我们对这迷惘的一代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布鲁克的同学西格弗利德·萨松的反战诗歌或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作获得的，欧文亲身经历了战壕里的所有苦难，直到25岁在弗兰德阵亡。布鲁克的最高荣誉靠的是惟一一首诗—《老神舍，格兰切斯特》，一首献给英国的伤感的赞美诗。他的导师利顿·斯特雷奇称它是“一杯催人泪下的饮料”。
阅读一下鲁珀特·布鲁克和利顿·斯特雷奇的弟弟詹姆
斯·斯特雷奇的通信，我们就会总结出剑桥的大学生们当年只想着三件事—爬山、谈论社会主义和性交。那些英俊青年中的一位，那位“国王学院的女王”，是历史系学生乔治·马洛里，他1924年丧生在喜马拉雅山顶。历史学家奥斯卡·布朗宁，国王学院的这位传奇式教师，他还对年轻的男性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教育家，他还写了一首献给阴茎的阿喀琉斯式颂歌：“你们是生活的伴侣，统治男性的王权／不安分的焦虑制造者……”另外，就连劳伦斯这样开放的作者，当他1915年访问三一学院时，使徒们的这个同性恋环境也让他感到特别陌生。“我去了剑桥，心中有说不出的愤恨。”劳伦斯对凯恩斯和别的教师深感失望，面对世界战争的恐怖，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令人难以忍受的唯美。他无法忍受剑桥的“腐朽的和与世隔绝的气息”，他给他的东道主罗素写道：“如此病入膏肓者怎么会有精神的升华？他们只能先死掉。”相反，同是1915年来此做报告的艾略特认为，剑桥人“严肃、勤勉、目光短浅、没有教养”。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志愿兵的背包中都装有一本诗集—《什洛普郡—少年》，一首描写英国乡村、失恋和失落青春的忧伤诗—“失去内容的国家”。它早在1896年就已问世，直到当时才开始流行，并一直流行至今。这一失落生活变体的作者豪斯曼，此时已经是一位重要的拉丁文学者，自1911年起就在剑桥大学教课。他的田园般的、民谣式的苦乐交加的诗句使他成了鲁珀特·布鲁克一班乔治时代诗人的榜样。而艾略特和现代派诗人们在他生前就认为他过时了。豪斯曼在三一学院住了25年，出版了五本一套的《马尼吕斯》，诗集却只有薄薄的一本。豪斯曼是一位诗歌博士，像托马斯·格雷一样是个单身汉，羞于社交，宛然一个局外人，他把激情、诗的激情和他自身性欲的激情深深埋起。W·H·奥登在一首关于豪斯曼的十四行诗里写道：“他心甘情愿选择干涸／将眼泪像弄脏的明信片一样藏进一只抽屉／食物是他公开的爱恋，他的秘密欲望／同沉默和贫困有关。”直到他去世60年之后，在1996年，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诗人角里才给豪斯曼开了一扇纪念窗，为之揭幕的是他最有名的剑桥学生，修西狄底斯①翻译家和托利派的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
终生喜欢豪斯曼的诗歌的作家中也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学生时代，他常看到这位长髯飘飘的教师忧伤地坐在三一学院的高桌旁，浑然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年轻的纳博科夫，来自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的逃亡者，1919年开始在剑桥大学学习，先学动物学，后学法语和俄语。在自传中，他以普鲁斯特的强烈感情描写这最初几年流亡生活中的惟一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俄罗斯作家”。人们可能会以为，纳博科夫当时主要参与踢足球、撞船和“多角恋爱关系”，好像他要用“在剑桥的三年水上运动纯粹是浪费”这句评语来证明他所虚构的亨利叔叔的看法。
实际上大学生时的纳博科夫很刻苦。在他的首部昆虫学文章《有关克里姆的鳞翅昆虫学的几点说明》里，他是第一位将《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成俄语的人，他评论和翻译了鲁珀特·布鲁克的诗歌，创作了自己的“相当索然无味的”诗。1921年纳博科夫带着网球拍、拳击手套和优异的考试成绩返回柏林老家，当时柏林是俄罗斯流亡者的聚居地。他的小说《考验勇气》也发生在20年代的流亡者环境中，发生在剑桥和瑞士之间，主人公马丁·埃德维斯像纳博科夫一样，一生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担任三一学院的守门员的时候。文学史也总是一部命运多捉弄的历史。当纳博科夫业已离开剑桥时，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开始去那里读书了，他随后去柏林生活，在那里他们曾经相遇过，但彼此没有很多接触。伊舍伍德的柏林小说，电影《歌厅》②的原著，同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柏林有着天壤之别，就像纳博科夫的剑桥场面不同于伊舍伍德的一样。在他的自传小说《狮子和影子》（1938年）里，伊舍伍德设计了一个和死亡城市剑桥相对立的无政府世界，并称之为莫特迈，居民们是怕死鬼、色情狂、暴发户和食粪者，这是对他不太幸福的学生时代的一次超现实主义清算。他的朋友斯蒂芬·史班德回忆说，“考试时，伊舍伍德用双行押韵诗和无韵诗回答所有的问题。他这样做最终达到了目的—他被开除了学籍。”也是在剑桥，作为圣凯瑟琳学院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马尔科姆·劳里创作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深蓝色》（1933年），他的主人公希利奥特听到他的导师讲道：“你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是个天才！”不过幸运的是，劳里的导师至少允许他用这部小说顶替一篇论文。据一位朋友讲，劳里一个月里至多有一到两小时是清醒的，他会躺在酒馆的桌子下面弹奏动听的四弦琴。在短暂狂躁的流浪者生涯中，在去往墨西哥的途中，“在火山下面”，对这段学院岁月的“虚假回忆”总是浮现出来：“唉，剑桥的码头钟声啊！”
剑桥的战后文学始于一则结局极其悲惨的爱情故事。在1956年2月的一场舞会上，泰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首次相遇：“然后他吻我，快速地吻到我的嘴……当他吻我的脖子时，我用力咬他的脸，他走出房间时，脸上淌着血。”30多年后，在给亡妻的《生日书简》里，泰德·休斯提到了这初吻的咬痕，“它在我脸上印了一个月／永远地印在我心里”。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富尔布赖特助学金领取者，她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伟大的疯狂爱情”，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她给她母亲写道，“一天到晚穿着同一件黑毛衣，同一件灯芯绒夹克，口袋里塞满了诗歌、新鲜鳟鱼和算命天宫图。”泰德·休斯是彭布罗克学院毕业生和大学射箭比赛的冠军，他本来是想移居澳大利亚的。后来便成了“剧本里的男主角”。
他们1956年6月结婚，搬进格兰切斯特草地边缘的一套公寓（埃尔斯蒂利大道55号）。泰德·休斯在柯勒律治小学任教，西尔维亚·普拉斯则在纽纳姆学院准备她的文学考试，两人都从事写作，主要创作诗歌：“我们在文字里尽情发泄我们的情感。”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剑桥日记透露出了他们共同制造的幸福，但她也热切渴望着一切成就，获得学识、文学和家庭的成功。5年后她彻底输给了她的迷惘，不是因为泰德·休斯，而是尽管有泰
德·休斯。她的自杀使她成了牺牲者，而他成了魔鬼—女权主义扭曲了这段不是在圣博托尔夫晚会上才开始的极其复杂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生动乱也波及到了剑桥。但是，这种特权环境中造就的是改革家，而不是革命者，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詹姆斯对此太熟悉了，虽然他当时表现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你像萨尔曼·鲁什迪一样来自孟买的上层社会，在国王学院学习历史，你就不会奋起反抗，而是去电影院，去看戈达尔和安东尼奥尼，听鲍勃·迪伦、米克·贾格尔，或者像鲁什迪一样读书。这样的大学生除了赫伯特·马库斯之外，还有个“机灵的小伙子，以马克斯恩格斯出名的格拉斯①的读者”。戴维·黑尔的剧本《牙齿和微笑》（1975年）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冲突，发生在耶稣学院闹哄哄的舞会上。除了戴维·黑尔，剧作家霍华德·布伦顿和彼得·谢弗当时也在剑桥学习，还有导演彼得·霍尔和特雷弗·纳恩，演员德里克·雅各比、伊恩·麦克凯伦和艾玛·汤普森。
毫无疑问，世界感谢剑桥的是远比革命者令人高兴的事情—喜剧演员。从《秘密眼睛》到巨之蟒喜剧团名星，剑桥的大学生剧场对20世纪60年代讽刺作品在舞台上的繁荣做出了最奇妙的贡献。这部年年不断的滑稽剧至今仍是五月周的高潮之一，像迈克尔·弗雷恩、弗里德利克·拉斐尔、乔纳森·米勒这些作家，像《天生疯狂》的斯蒂芬·弗赖伊、艾伦·贝内特这些演员和作家，尤其是像约翰·克利斯、格雷厄姆·查普曼和埃里
克·伊道尔这些喜剧明星，他们在剧中都是首次亮相。“巨之蟒喜剧团”自1969年在BBC首播以来就成了一部全球性的偶像连续剧，这个角色荒诞、无政府主义的幽默来源于大学生戏剧的诙谐传统。该演出始于为一家剑桥精神病院的病人举行的一场表演。战果如此辉煌，学生们于1883年创办了一个戏剧俱乐部，剑桥舞台剧俱乐部。他们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哑剧和歌舞剧搬上舞台。男人也反串女性角色（女大学生直到1957年才可以登台），但不同于牛津，那里的男演员不可以穿女装，而剑桥大学的这些女生打扮得妩媚动人，使得这一缓慢传统成了舞台特色。
汤姆·夏普的校园讽刺作品《蓝色小酒店》（1974年）更是一部笑剧而不是长篇小说。读者们对那些被捉弄的教员、不受欢迎的改革派校长和乖僻的门卫负责人斯库利翁哈哈大笑，但大学却不高兴了。“自战争以来学生们就没有活力了。今天他们有助学金，可以打工。谁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