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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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拙劣的把戏，竟能大行其道。那是一个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看不穿这种连傻子都明白的花招，可她欣然笑纳，为之大张旗鼓地庆祝，为之大造舆论地宣传。由此，武氏一朝，这种“祥瑞”的公然谎言，弄得她的臣下烦不胜烦。中国人，好说谎者多，好拍马屁者更多，而中国的最高当局，好听信谎言者多，好被人拍马屁者更多。于是，上下结合，左右逢源，将唐朝的说谎政治推向高峰。
“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了。
最为滑稽突梯者，有一个叫朱前疑的投机分子，给武则天上书，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寿满八百。这当然是所谓痴人说梦的昏话，这位女皇帝听了以后很开心，当即赏了他一个“拾遗”的官。随后，此人再次上书，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发白再玄，齿落再生。武则天居然相信这等鬼话，把他提拔为驾部郎中，调到她的司机班来了。这还不算，有一次，此人出差回来，竟然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因为武则天已经到了没有谎言无以为生的程度，“赐以绯算袋”，也就是给他挂一个功勋章的意思。
人臣蒙蔽人主，人主麻醉自己，这当然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只要在权力起到作用的政治体制中，要想完全摆脱这种人性弱点而形成的弊端，几乎是绝无可能的。
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而不愿意听到逆耳不快之言。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虽然，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但是，朝廷之上，宫禁之中，那些良心大大坏了的政治家，不说谎话，简直就活不下去，再碰上头脑大大坏了的统治者，没有谎话，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撒谎成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对话方式时，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说谎不可的状况：
一、撒谎的比不撒谎的能捞到好处；
二、撒大谎的比撒小谎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三、能瞒天过海、滴水不漏、胡吹海唠、天花乱坠地撒谎，并且做到脸不红心不跳，面不改色者，能把皇帝老子骗得鬼迷心窍、深信不疑、引为心腹、以作依靠者，那就达到撒谎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撒谎能手，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的呢！
唐朝从太宗时的魏徵起，各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徵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谎话大王的话，这份光荣的桂冠，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玄虚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其荒腔走板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闻所未闻，心惊肉跳。而他眼皮不抬，脸皮不动，心定气闲，胸有成竹。
撒谎，到了极限，就是一种艺术了。
德宗贞元十年（794）“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这个裴延龄，当着大庭广众，言之凿凿，说他在陕西同州一带，发现很多高达数十丈的栋梁之材，可供陛下盖庙建殿。这当然是鬼话连篇了。李适听后，也犯嘀咕。他知道从他祖父那时起，建宫殿就无法在京畿（包括陕西同州）一带找到可用之材，怎么可能出现像裴延龄所说的那种情况。难道森林可以像发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之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算最糟的庸君。
但裴延龄敢当李适的面说谎，因为他把握住这位皇帝的弱点，好虚荣，图声名。“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如果你坚持说同州没有树，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圣君，如果你不想认为自己不是圣君，就得默认同州有树的事实。于是，李适便被架着非当这个圣君不可。
唐朝的谎话政治（3）
同一年，这位说谎大王，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谎话，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上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罢了。比之这个裴延龄，发现百万有馀匹段杂货埋在粪土下多年而不朽烂。这谎撒的，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让唐代那些天马行空的诗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谎话大王的想象力。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神话年代，想起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红旗诗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说到底，也跳不出中国人习惯了的，比谁更能说谎话的比赛罢了。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我们翻出当时的旧报纸、旧杂志、旧图书，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还是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当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径，是多么可笑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优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正义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却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难，尤其不能高抬贵手、宽贷这类主犯的。
在中国，从来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论水灾、旱灾、风灾、雹灾，乃至虫灾，包括公元875年这场蝗灾，总是短暂的。而人祸，则是无法愈合的创口，遗患无穷。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说谎者，信谎者，需要依赖谎言生存者，是比蝗虫更坏得多的人类害虫。
居大不易白乐天（1）
居大不易白乐天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郎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志、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隶属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馀，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却并非是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浪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像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佳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王定保《唐摭言》）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公元789年（贞元五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间事。这位早就受了道箓，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所以，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于《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在李白、杜甫、王维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把他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成了明日之星。这对他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第四名进士及第，对他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对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他公元807年（元和二年）任翰林学士，便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这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风韵的前辈，出来为白居易打包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佳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