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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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忿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颦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为？
不是他不想为国效劳，而是这个国家说，谢谢你，你不必效劳，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作为，你要不识相，非要作为不可，那我就要收拾你。诗人不由对天大呼：“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手脚被捆绑起来的陆游，任由心头滴着鲜血，那岁月也太痛苦了。
有时，我替这位诗人想：他怎么就不能像今天的文人，稍稍灵活圆转一些呢？
如果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如果相信外国的菩萨比中国灵，如果见到洋人来临，马上立正，骨头收紧，如果听到老外讲话，立刻敬礼，如聆圣谕；倾倒之而数典忘祖，膜拜之而手舞足蹈，信仰之如醍醐灌顶，陶醉之如狐魅附体，也许陆游就不存在这些爱国烦恼了。
说不定解脱了、觉悟了以后，在新左派刊物或非主流网站上，发表《试论金兀术的绝对霸主权威及不可惹论》、《谈女真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以及绝对打不过，既然打不过，莫如趁早归顺》等文章或帖子，也可增加一些到大金帝国设在淮、泗边上的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的资本。
然而，古人多古道心肠，而古道心肠之人，多古板，古板的性格，难免认死理，难免一根筋，陆游，对于这个破碎的半壁河山，那根深蒂固的爱，对于异族侵略者，那斩钉截铁的恨，倒也不是说变就变，说改就改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醉中作》），他是很把这个不怎么样的国家，当回事的。
不像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前脚到得外洋，后脚回脸骂娘，转眼忘掉曾经遮过风雨的老屋，唾弃之，敝屣之，也未免势利得太快。所以，像陆游这样与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心气相通，而对那些与自己所认知的文化传统精神相背的“妖氛”、“胡尘”、“夷音”、“逆虏”之类，格格不入，难以认同；那些努力使自己眼珠绿起来，头发黄起来，皮肤白起来的朋友，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两千三百年前那位漆园吏所说的了：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那些同行，甚至还会将一顶“爱国贼”的帽子，加诸陆游头上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啖饭，本难，啖洋饭，尤其难，而啖外国主子嗟来之食，更是难上加难。在人家需要他讲什么，而必须讲什么的时候，不这样也难以生存。于是，也就谅解这种讨好主子的谋生之道了。
如果读一读陆游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写的一首《金错刀行》，就知道两种不同价值观点的差异了：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刚。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一个心中有中国的中国人，和一个心中只有外国的中国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谁教他偏偏生在鼻涕虫统治的时代，偏偏赶上不是奸佞当道、小人得势，就是脓包蛋掌权的时代？于是，空有满腹韬略、万卷兵书，徒有爱国热忱、杀敌壮志，也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岁月里，销蚀殆尽，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悲壮的诗人仍旧将自己命运，与这个衰微的王朝维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国家，也是他父母和他儿女的国家，母亲是不可替代的，祖国是不可更迭的。甚至到了开禧二年（１２０６），他八十二岁时，还把自己喻为一匹老马，等待着祖国的征召：
老马虺聩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
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
如果，再读他写于嘉定三年（１２１０）春天的绝笔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份痴心孤诣，你也会不由得动情的。
在中国，他算是较少见的高寿，同时又是高产的诗人，活了八十六岁，一辈子未曾辍笔。“六十年间万首诗”，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之壮观。中国为五千年之久的古国，也是五千年之久的诗歌王国。诗人之多，诗作之多，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作诗万首或数万首的诗人，当然并不只有陆游。但是能以高数量和高质量，在中国文学史奠定其崇高地位者，惟他一人而已。
他的爱国诗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鲁迅在《豪语的折扣》一文中，提到这位伟大诗人，他说：“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这“慷慨”二字，点出了他爱国篇章的总的精神所在，也是构成他卓著诗名，千古传诵的力量所在。
要知道，中国，实在是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全部历史中，称得上“国步艰难”的时候，也太多太多。特别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成为列强的俎上肉，全部记忆蒙上了耻辱二字。所以，能给中国人一份悲壮，一份义愤，一份忧思，一份抗争的放翁诗词，确实是那阴霾岁月中的一线阳光啊！
也许，没有当过亡国奴，不知亡国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见识过外国军队在中国国土上耀武扬威的场面，不懂得被践踏、被蹂躏是个什么滋味。１９４５年的冬天，在上海，作为中学生的我，第一次见到打着白旗投降的大队日军。那感受很奇怪，不是欢欣，不是庆幸，而是想起在沦陷区拿着良民证，路过鬼子盘查岗口，朝皇军的膏药旗鞠躬的情景。同样，１９５２年的冬天，在朝鲜，作为志愿军的我，第一次见到被押解去后方俘虏营的大批美军，仍旧是那种奇怪的感受，不是复仇，不是自豪，而是想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搂着中国女人，在上海的南京路、外滩横冲直撞的情景。而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他那天马行空的洋溢诗情，他那振聋发聩的激越文字，鼓舞着中国人的御侮精神，催生着中国人的抵抗勇气，这是陆游的了不起处。所以，他的爱国诗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其实，陆游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幸运文人的。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高宗赵构）尝谓周益公（周必大）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宋·罗大经《鹤林雨露》）
孝宗（赵）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宋史》）
说实在的，在封建社会里，能跟帝王谈诗论词，讨论文学，那是挺不错的差使，位高官崇，吃香喝辣，只要顺杆儿爬，只要嘴甜舌绵，遵守不添乱，只唱和，不吭声，只喝酒，不问政治，只为帮闲，不义愤填膺，只逍遥自在的四不原则，陆游肯定混得比那个伪君子朱熹要强。但他太诗人气了，太文人化了，太把爱国、抵抗当回事了。对不起，请！皇帝不撵他走，皇帝跟前那帮宵小，也容不得他。
尽管，一位皇帝，将他当作再世李白那样抬举，一位皇帝，将他当作文学顾问那样高看，然而他，到底还是当他浪迹天涯的诗人去了。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地方，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那部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为之不禁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曾经沧海难为水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之一。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７７９年，死于公元８３１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正史是这样称他的：《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喻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之时，还是在他死之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唯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常挥牍盼埃焓⒋诖墒羌卸鞴恕３⑽冻で旃恰肥倨┦合啻＞游藓危偃牒擦郑惺樯崛恕⒊兄佳俊Ｖ腥艘蕴毒剩腽〗唬嗝芪汉爰蛴扔腽∠嗌疲伦谟钪亍！�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