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夜夜 作者:[苏] 康·米·西蒙诺夫-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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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您说，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没有一个师给您，或者甚至两个师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假话：师团我们是有的。”
马特维耶夫心里想，这是在这种场合下所说的惯常的开场白——说什么军队是有的，可是要留做后备，斯大林格勒固然很重要，但是除它之外，还有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漫长的战线，这一切只有在手头有空闲军队时才能捍卫。
但是这些话战线军委会委员对马特维耶夫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双手在地图上移动了一下，使马特维耶夫不由注意了他的动作，他把手停下——一只手停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一只在北面，然后把双手向前移动，移到离斯大林格勒很远的地方——在地图上，那里是绥拉菲摩维奇、卡拉奇以及顿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城市——然后以坚决的动作合起双手。
“就是这样，”他说，这时在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得意的声调。“就是这样，”他又说了一温。
马特维耶夫非常清楚明晰地牢记住这句话和双手在地图上的这个动作，后来他在和别人谈话，他自己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在这个手势所表示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他有多次回忆起这一切。
“您是这么想的吗？”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目前我只能对您说这些。”战线军委会委员停顿了一下，补充说。“为了让您自己感到这一点，并在剩下的困难日子里让自己人感到的当然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这句话，——这句话并不是指遥远的未来。现在我们再回到师的问题上来。就是说．您非得要一个师才能支持下去？”
“不，我们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马特维耶夫说。
“那好。可是您需要一个师吗？”
“不，我们并没有要它。”马特维耶夫说。
马特维耶夫怀着这样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甚至没有取得集团军司令的同意，就拒绝了这一师人。他回到集团军里，和司令谈了，然后去各个部队。他担负起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一夜去两个和主力切断的师里去。到普罗岑科那里已经是第二处，他又是疲倦，又被冻僵了。
普罗岑科看马特维耶夫来了，很高兴。最近一星期里，他有时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和集团军司令取得电话联系，此刻，他向马特维耶夫详细报告了这一时期师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初次感到，他把部分重担从自己肩上卸到了别人的肩上。
马特维耶夫仔细听了普罗岑科对他说的一切，提出了几个倾向于一个方面的问题：普罗岑科以他现有的兵力可以支持几天。然后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把他们方才谈的一切撇在一旁，问普罗岑科怎样理解斯大林说的“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那句话。
普罗岑科被马特维耶夫这样突然一问，对他的脸看了一看，在他的发亮的黑眼睛里看到一种兴奋的神情，在战争中，有人自己已经知道一件将要到来的、美好的重要事情，可是还不能对别人说，他们就会产生这种兴奋的情绪。
“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普罗岑科回答说，“斯大林同志在１１月７日说这话，就是说，它应该很快实现，反正是在２月之前。”
“为什么在２月之前？”
“因为要是过了２月，——他就会在２月２３日说，如果在５月之后，他就会在五一节说这话。在战争中这种话是不能早说的。”
普罗岑科有所期待看了看他，从他的回答的目光中，他明白，马特维耶夫对这件事也有同样的看法。
“怎么样？我说得对呢，还是不对？”
“对。不过要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普罗岑科反问道，好像他觉得这话带有侮辱性。“军委会委员同志，我个人是不想活到德国人到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来的那个时刻的。只要我活着，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马特维耶夫微微皱了皱眉头：他觉得普罗岑科的话过分夸大。
可是普罗岑科说的是真心话，说完，他立刻就转到目前的日常事务和请求上。
目前的事务是补充弹药（这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夜间有更多的“Ｙ—２”式飞机飞来（这也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最后，从集团军的预备力量后派几名指挥员来（这件事，马特维耶夫以他特有的当机立断当场拒绝了）。
马特维耶夫很满意，固执而狡滑的普罗岑科居然非常机智，立刻就懂得马特维耶夫的来意，同时又没有固执地向他询问详情。因此，虽然已经该往回走了，马特维耶夫还是同意多待一会，喝了两大杯浓茶，爱夸口的普罗岑科不知为什么说，这是锡兰花茶。
“花茶就花茶吧，”马特维耶夫同意说，“主要的要烫。”
普罗岑科送马特维耶夫走到河岸，回来后吩咐沃斯特里科夫拿地图来。沃斯特里科夫拿给他一张师参谋部手绘的阵地要图。图上画有师团最近据守的５个街区。
“要地图，不是阵地要图！”
于是沃斯特里科夫拿来一张斯大林格勒图，图上可以看到沿伏尔加河绵延６５公里的城市的全貌。
这一次普罗岑科笑起来了：
“不是的，不要这张。要一张大地图。它还是好好的吧？”
“哪一张大的？”
“整个战线的那张大地图。”
“哦……还是好好的。”
沃斯特里科夫在箱子翻了好久，寻找那张很久没有拿出来的地图。
正因为沃斯特里科夫找了这么久，使普罗岑科想到他是怎样把全部思想都一心一意地放在斯大林格勒上，最近关于其他的一切想得那么少——少到甚至整整两个月没有取出战线地图。
沃斯特里科夫在他面前的桌上摊开上面有着还是９月做的旧记号的地图，普罗岑科用手把它抚平，弯下腰来看着，沉思起来。他开始用目光寻找城市、河流和以前阵地的标志，不禁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他是脱离了自己的这些房屋和街区，脱离了斯大林格勒。看到整个地图之大，他才完全清楚地感到斯大林格勒的意义，虽然在这张很大的地图上它只不过是一个点，——但是其他所有的城市，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最近两个月正都是和这个点——斯大林格勒，尤其和这５个街区以及他，普罗岑科所在的掩蔽部，息息相关的。他怀着新的兴趣看了看地图。他的双手不由得也像战线军委会委员的手那样在地图上移动，然后在西面离所大林格勒后面很远的地方合拢。
在这个动作中不仅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规律性，因为战争中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清楚明白，人人都能了解的，因为它们的简明性乃是产生于正确了解形势的铁的逻辑。
离天亮不远了，但是普罗岑科怀着仍旧可以让大伙趁黑回去的打算，召集了各个团长和营长。
夜里终于在伏尔加河的冰上拖来一列载着食粮和伏特加的雪橇，在普罗岑科的狭窄的掩蔽部的桌子上铺着报纸，放着几瓶伏特加、用截得整整齐齐美国罐头食品的空罐头代替杯子。两个盆子里放着切成厚片的香肠和热过的罐焖肉加土豆。正中放着一个碟子，炊事员存心要一显身手，用黄油做了一个花样，上面有涡卷和小玫瑰花。
普罗岑科坐在角落里，他平时坐的位子上。掩蔽部里火炉烧得很热。将军破例身上穿的不是军便服，而是从箱子里拉出来的干净制服，制服敞着，底下露出雪白的衬衫。今天夜间为普罗岑科烧了开水，客人到来前一小时．他就在这儿掩蔽部里，在镀锌的儿童小澡盆里洗了个澡，他在这个澡盆里洗澡已经不是第一次，可是这件事他无论对什么人都不会说出来。普罗岑科坐在那里，热得出汗，怡然自得，麻布衬衫使他感到舒服凉爽。
整个环境——狭窄的掩蔽部、长桌、坐在桌头制服敞开的主人，使走进来的列米佐夫产生了突如其来的联想。
“将军同志，您这里完全像在海上一样。”
“为什么像在海上？”
“像在军舰上的将校集会室。”
大家差不多都同时到来。列米佐夫以老军人遵守时刻的习惯，准１８·００时到，其余的有的早到两分钟，有的晚些。萨布罗夫最后来，迟到５分钟：他在交通壕里摔了一次，膝盖摔痛得厉害。
“将军同志，恕我来迟了。”
“没有关系，我们罚你一杯，下次就不会迟到了。”
“坐下，”列米佐夫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请他坐，“和我一人坐一半。就这样，挤一挤，挺和气。”
“请大家斟酒。”
大家都斟了酒，一时静了下来，普罗岑科开始说：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开会，只是让大家聚聚，互相看看。也许，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这几个字他说得很庄严），可是我们的师团是能活到的！让我们为了，”他站了起来，大家都跟着他起立，“我们街上的喜庆日子快些到来，干杯！”
在他此刻说这句话的情景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庄严的气氛。
祝酒之后，沉默起来。大家都起劲地吃起来，最近几天吃得很差，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吃不饱，是因为大家实在太疲劳。后来又来第二次祝酒，在每一个尊重自己的师团里这已经成为传统，——预祝师团成为近卫军。
坐在普罗岑科对面的萨布罗夫，一直注视着他早巳熟悉的将军的一举一动。此刻他几次注意到，普罗岑科每次开始说话，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话，但是说了一半又停下，勉强克制着自己，把话转到别的话题上。
该散席了，普罗岑科又一次环顾了坐在案旁的人们。
“这里坐着列米佐夫，”他想道，“在他之前，团长是波波夫，——他不在了，波波夫之前——是巴布琴科——他也不在了。这里坐的是安年斯基，他当团长也许还嫌弱些，目前还嫌弱，然而他已经通过了被围的全部锻炼，团也通过了他，他毕竟是能够指挥的。这里坐着萨布罗夫，他坐在那里，并不知道，万一不幸列米佐夫，或是安年斯基，或是第８９团团长奥古尔佐夫负伤或是被打死，而他，普罗岑科，自己还能活到那一天，就要任命萨布罗夫当团长。周围所有的这些人都不知道，在战争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们还要指挥什么，将要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们如果会死，不如会死在什么城市的墙脚下。”
很久以来，每天每天地不断为各种事务、奔走、战报、报告——战争的全部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普罗岑科，此刻看到他的集合在桌旁的全部指挥员，这些疲倦的人们，仿佛是以旁观者的身分看了看他们，突然初次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使背脊发冷，使喉头噎住，将来历史上要大书特书，后人会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产生羡慕的东西。
告别时他想说些特殊的、令人鼓舞的话，但是事情往往如此，他竟想不出这样的话，就像在自己一生中其他最关控的、也许是最美好的一瞬想不出话来那样。他只是站起来，说：
“好吧，朋友们，该走了，早上要有战斗。”
大家都站起来。他和每个人握手．大家都接连走了出去。他只留下萨布罗夫。
普罗岑科决定要检验一下，大伙是怎样理解他想对他们说的话，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就问萨布罗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明白吗？”
“我明白，将军同志。非常想活到这一天。”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普罗岑科说，“非常想活到。从明天起，我走在战壕里的时候，要多低头，——我真想活到那一天。我劝你也这么做。”
他们沉默了一会。
“想抽烟吗？”普罗岑科递给萨布罗夫一支烟。
“谢谢。”
他们便抽起烟来。
“列米佐夫向我报告了你的不幸。我今天派人到后方司令那里去，叫他顺便打听一下，她住在哪个医院里。免得你不知她的下落。”
“谢谢您，将军同志，”萨布罗夫几乎是冷漠地说。他痛苦，并不是因为他能不能找到阿尼娅，他知道，如果她活着，他一定能找到她，——但她是不是活着？和这个最可怕的问题相形之下，普罗岑科所说的——他能否找到她．——此刻几乎没有使萨布罗夫激动。“非常感谢，将军同志，”他重复说。“可以走吗？”
第二十五章
虽说是痛苦会令人感到度日如年，但是在阿尼娅遭到不幸之后萨布罗夫所过的头３天也像在斯大林格勒所有的日子一样，一晃就过去了。事后他试试回忆自己在那些日子的心情时，他觉得，周围只有战争。失去阿尼娅的痛苦始终是那样，叫人放不下，正因为它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他竟常常忘记有它的存在。
萨布罗夫从普罗岑科那里回来的时候，心里感到在这几天他一定要做出一番以后终生永志不忘的事业来。他们目前所做以及他们将要做的，已经不仅仅是英勇的业绩。在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始终不渝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是种种不同原因的结果构成的——因为越是往后，越是不可能后退；因为后退就等于在这次退却中立即无谓地牺牲；因为敌人的逼近以及对于每个人几乎都是均等的危险，使人要么习惯它，要么感到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所有被挤在这弹丸之地上的人们，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熟知彼此的优缺点。
所有这种钟情况，逐渐形成了那股顽强的力量，它的名字叫“斯大林格勒人”，而且别人对这个名词的全部英勇意义的理解，要比他们自己更早。
一个人心里是永远不会相信有什么事是没有了结的：他意识到，凡事迟早总应该有个结束。萨布罗夫也像当时斯大林格勒所有的人一样，并不确切知道，甚至不去推测，这一切几时才能结束。同时又不能想象，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