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 作者:索尔仁尼琴-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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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痛苦的享受。此时此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就那样再待会儿，再待上一会儿。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似的，吱吱轧轧不靠站地直到深夜那么环行！哪怕它敢于去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奥列格尽量延长这种幸福的时刻，比这更高的幸福他现在不配得到。与此同时，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了脑勺上的头发圈儿（而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未能看到）。
皮肤白皙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面移动。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滚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
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求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
不，应当比天真的小姑娘有头脑些。应当去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去，从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往后挤，从后面的门跳下了车，被什么人骂了一句。
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快落下去了。奥列格穿上了军大衣，换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像刚才那么挤。
在车站广场上挤了一阵，问了几次也没问出个名堂，最后他终于挤到一个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亭子跟前。那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4个，每个窗口前面都排有150至200人。暂时离开的人还不计算在内。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们u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型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话是真的。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大声说，随即把手册啪的一声合上了。“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微微露出笑容。“这个站卖票有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上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看。”
“这我可毫无办法！既然手册上查不着，那就是说，没有这个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停啊！”奥列格有点要争论的架势，声调似乎比一个刚开过刀的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的人开始嚷嚷了起来。“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呀…·才开过刀，可还磨磨蹭蹈。”
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懊，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也好，运输计划的法则也罢，都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女人，已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了。而刚才让他插进队伍里去的那个民警，已经抬起了一只手，准备将他拉到旁边去。
“即使从汗陶下车我还得走30千米，而从另一个站我就得走70千米，”奥列格还在向窗口那儿诉苦，但这已经是按劳改营里的方式，以求可怜罢了。他自己急忙表示同意：“好吧，那就买到楚站。”
女售票员对于这一站倒是挺熟悉，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多余的票，巴不得赶紧卖给他。奥列格没有走远，就在那儿对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和找回来的零钱，这才慢慢地走去。
离开那些知道他开过刀的人远了，奥列格也就把腰直了起来，摘下那顶不像样子的帽子，将它塞回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有了火车票后度过这段时间是会很愉快的。现在倒是可以庆祝一下了：吃一杯在乌什一捷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激凌。喝一杯在那里同样喝不上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也不要忘记买点白糖。再就是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随身带着饮水可是件大事情！），而咸鲜鱼无论如何不能带。哦，这可比乘坐递解犯人的车好多了！上车的时候不会搜身，不会把他带到闷罐似的车厢里，不会让坐在有押解人看守的地上，也不会让你两天两夜口渴难熬！还有，倘若能占到第三层的行李架，那就可以伸开腿躺在那里——管它是两个人合用还是3个人合用，反正一个人躺上再说！躺上之后，肿瘤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这岂不是幸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况且监督官还透露了有关大赦的消息……
生活中久久期待和呼唤的幸福已经来了，终于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奥列格竟认不出它。
不过，归根结底，激加有一个“廖瓦”，而且用“你”相称。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别的心上人。反正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去势必会引起爆炸。
今天，他看到清晨的月亮时，曾怀有信心！可是，那月亮是亏缺的……
现在必须早点到站台上去，尽快在那趟车开始放人上车之前赶到那里，越早越好。等到那一列空车靠在站台上，就得看准哪一节车厢，跑过去排在队伍的前头。奥列格去看了一下行车时刻表。有一趟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第七十五次列车——已经到了该上车的时候。这时，奥列格便装出万分焦急的样子，匆匆往门前挤，一边还逢人就问，就连站台检票员也不例外（捏在手里的车票只露出一点点）：
“75次已经开走了吗？…75次已经开走了吗？……”
他非常害怕赶不上那趟75次列车，检票员连车票也没核对，就推着他背上那只沉甸甸而又胀鼓鼓的行李袋将他放了过去。
到了站台上，奥列格不慌不忙地走了一会儿，随后就停了下来，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可笑经历——1939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的前几天，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尚未发表讲话，对回9岁青年的动员令也还没有颁布。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后他们把船卖了，因为得换乘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这类东西。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用匣子装，奥列格的朋友担心上车时会被挤扁。他们进到斯大林格勒车站时，马上发觉已是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都塞满了手提箱、口袋、木箱，而要赶在上车之前挤到站台上去是不可能的，眼看着会有两宿找不到地方躺一躺的危险。提前进站，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奥列格马上灵机一动，对朋友说：“你自己能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拖到车厢跟前，哪怕你落在最后？”他拿起扬声器，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个上了锁的通道。他隔着玻璃门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女值班员摆了摆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我把它安上也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似乎知道他整天都在跟喇叭打交道。列车进站后，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头一个跳进车厢，占好了两个行李架。
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奥列格在站台上徘徊，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些狡猾的人，像他一样，不是上这趟车，而是混进来的，现在带着东西在等。这样的人有不少，但站台上毕竟比车站大厅和站前广场上空得多。这里也有万次列车上的旅客在悠闲地散步，他们衣着讲究，不慌不忙，因为座位是对号的，不怕被别人抢占。有拿着受赠花束的女人，有拿啤酒瓶的男人，有的人还在照相——对他来说，这是高不可攀而又可说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在温暖的春日黄昏里，这个长长的带顶盖的站台使他想起童年时代到过的南方的一个地方——也许是矿泉水城。①
这时，奥列格发现，车站邮政所是对着站台开的，甚至站台上还直接摆着一张有4个斜面的小桌子，供旅客写信。
他心中一下子烦乱起来，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最好马上就做，趁印象还没有模糊，还没有磨灭。
他带着行李袋挤进门去，买了一只信封，不，买了两只信封和两张纸，还买了一张明信片，随后又挤出来回到站台上。他在斜面小桌旁坐好，把装有熨斗和黑面包的行李袋夹在两腿中间，开始写信——先从最容易的明信片着手：
焦姆卡，你好！
我去过动物园啦！告诉你：真棒！这么好玩的地方我
还从未见过。一定要去。
那里有白熊，你能想像吗？有鳄鱼、老虎、狮子。你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看看，那里还有卖油炸包子的地方。
有捻角山羊，别漏了看。在它旁边站会儿，想一想，别急着离开它。要是看到羚羊，同样如此……有很多猴子，你一定会笑个够。但少了一种动物：一个狠心人往猕猴眼睛里撒了烟末子，无缘无故地把它给弄瞎了。
火车快要开了，匆此。
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
代我向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问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恢复健康。
握你的手！
奥列格
信写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只是笔很不好用，笔尖不是歪的就是裂的，总是戳破纸张，像用铁锹在写似的。墨水缸里积着一些纤维渣滓，因此无论怎样小心谨慎，表面上看起来信是很可怕的：
小蜜蜂卓英卡：
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您。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必定会感到自己完全——完全是个被偷之一空的人。
您比我明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能离开而不受良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关系吧，不去破坏它。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您的一切。
由衷地、诚挚地祝愿您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像在秘密监狱里的情形：在允许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满是纤维渣滓的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而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写上去湿得厉害，都透到纸背了。任你写给谁都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放进信封里，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起因就在于信封的混淆），但事情不尽人意！本来，按国家标准规格，信封的斜口上应有一层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不消说，胶水是没有的。
于是，奥列格把3支笔都试了试，选出笔尖不算太坏的一支，把它擦干净了，考虑写最后一封信。刚才他还那么坚定，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可现在一切都晃动了起来。他曾拿定主意写“藏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果写的是：
心爱的薇加！
（我一直想这样称呼您，此刻总算如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