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可透露 作者: 曾鹏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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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那个沉默的背影。一个月后我回到国内,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心里只有两个字:幸福。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次想把这事写出来,都没成功,因为我怀疑这些文字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多年的爱恨哀伤,我也怀疑这个故事能不能承受得住时间的刻画———有一次我把这事情讲给川外的一师弟听,他惊讶过后第一反应居然是:“刘伟竟然会因为这个原因留在那里?要是现在……”
那年秋天接到陈顺和徐老师的电话,他们也回国了。我想问刘伟怎么样了,但是想了想又没问,因为我想生活的脚步总归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谁的机遇
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
1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10个人住在一个大宿舍,跟教室差不多,很宽敞,我是老九。老三是河南人,家是农村的,很艰苦朴素,为了来北京上学,他家借了很多钱,他继母为此还跟他父亲闹了很多别扭。跟我一样,穷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老三那时候是我们班的出勤冠军,从不缺课。
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的未来有时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老三就是一个例子。他表面上性格很开朗,其实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颇为自负,也颇为自卑;两个极端,两相辗转。
那年夏天,班长老五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青年报》实习,说报社想找两个男生。我当时穷得丁当响,食堂里大师傅管我叫“刀鸡蛋”,因为我经常就是打一份米饭,炒两个鸡蛋当午餐。我说干吗不去,听说“北青”还给实习费呢,为了挣钱我也得去。实习名额有两个,另一个就给了老三。
第二天中午,班长带着我跟老三去北青报。那时报社还在东南三环的潘家园桥边上,一栋有些年头的六层楼里,而我们学校在石景山游乐园,北京西五环外,花了两个小时才横穿了北京城,见到了当时国内新闻部沈主任。我们问沈,实习都干些啥,要写稿子吗?沈说,不用写稿子,你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把中央电视台各整点的新闻录下来,然后列表交给编辑,如果编辑需要,就把电视新闻转成文字,这就叫“扒稿子”。
我没想到工作这么轻松,求之不得,却没想到次日我去叫老三一起到报社的时候,他却说不去了。我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实习就想发稿子,要不以后找工作怎么办呢?———原来是沈的那番话让老三的心里起了变化,让他改了主意。
从此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穿城去实习:上午十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正好录《午间三十分》,把其中有趣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下午编辑从报纸上找稿子(那时候网络还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影响报纸运作),我就把稿子剪下来,贴在稿纸上,送到打字室录入;晚上又录《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以及《晚间播报》和《晚间新闻》,如果编辑需要的稿子多,经常要“扒”稿子到晚上十一点。等编辑签完版后,已经十二点,这时我才能回家,坐夜班车再次穿过北京城,回到宿舍已经一点多了。这样的实习,我坚持了整整一年。
2
在后来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夜班车上时,我经常在想老三为什么要放弃。我记得当时还试图拿“北青实习能挣钱”来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来了一句“人干事不能为了钱”把我噎了回去;除了不能发稿子外,《北京青年报》当时如日中天的气势也对老三有一定影响。那时候我们学校研究生部在“北青”实习的人其实不少,他们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去北青报实习也是白搭,那里绝对留不下应届生,都是从其他报社挖人。实习的终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找工作,既发不了稿子,又没留人的机会,老三放弃也是情理之中。
我一直很惬意地在北青实习着。老三后来去了《农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实习,我记不得了,那段时间我早出晚归,跟他都没怎么见面。
扒稿子到了第三个月的某一天,沈开完编前会回来,说大家都在议论“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觉得挺奇的,想做追踪,又没想好怎么做。我说问问诺贝尔委员会不就清楚了。
沈说,人家在瑞典,怎么问。过了十分钟,我给了她诺贝尔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她很惊讶,我说在网上用英文查到它的网站,都是瑞典文,看不懂,但是电话号码却是阿拉伯数字,谁都看的明白。
沈大喜,让我继续跟那边联系采访———那是我进北青后第一个采访任务,兴奋坏了。电话打到瑞典,用英语说了一会儿,接电话的是诺贝尔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的女秘书,她用英文给我做了解释后,又怕没说明白,让我留下传真号码;半小时后,有执行官亲笔签名的一封答复函发了回来,答复得非常详细,事情不过是一场误会。采访加上我写稿子的时间,不过三个小时。
沈马上把稿子交给当时的总编,总编也很惊讶。从此我开始有了采访的机会,不过“扒稿子”仍是我的主要工作。实习了半年后,我居然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了不少稿子,这让老三觉得很惊奇。到了第二年二月,班上同学都开始找工作,我也茫茫然地跟着他们去参加考试,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进“北青”,因为它当时实在太火了,真是没敢想。3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特。在我没把进“北青”当回事的时候,沈突然告诉我,“北青”那年终于有了人事自主权,可能有留京指标,她可以帮我争取一下。我还是没在意,还继续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考试,还通过了复试。
三月的一天,沈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就算有再重要的事情都放下,去参加体检———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的好事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地掉在了我头上。那年“北青”就留了两个应届生:我和时政部的同事小袁。
同学们知道了,都很惊讶,以为我花了很多钱,也有人说我跟报社领导肯定有亲戚关系。胡扯,我那时毕业连房租都是借的,哪儿有钱干那事。老三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单位,毕业前才跟一个研究所签了,去搞宣传,单位在香山,去天安门都说是进城。后来碰到他,他抱怨说做得不开心,想跳槽却又担心违约金。
大概在2002年,老三忍受不了,终于交了违约金跳槽到了一家行业杂志社;用他的话说,一个总编,一个主任,就他是干活的。嫌累,又想跳,却又没有合适的。
到了2004年,我们单位筹办《法制晚报》,要招人;我告诉了老三,他交了简历,还让我帮他找了里面负责招人的熟人,一起见了个面。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跳槽,还说多年前他放弃实习“北青”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这次绝对不会再失去机会了;熟人对他印象很好,说去做中层没有问题———这点不否认,老三绝对不是个没水平的人。其间熟人问他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5000左右;老三反问,如果去了法晚,能挣多少;熟人没明确说,也没法明确,报纸还没创办,怎么说得准,她只说应该能挣到你现在这个数。
谈笑甚欢。
然后我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5月法晚创刊时,我以为老三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到了去年底,法晚发行不断上升,给《北京晚报》开始构成威胁。这时候我还在想,老三现在该做得很开心了吧。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人家说他根本就没跳,还在那杂志社耗着呢!
我实在没想到,问他为什么。他说,既然挣的都差不多,何必再跳呢?我登时明了,老三就是这么个人,很多时候他的判断仅仅来自外界简单的信息,比如沈说的不能发稿子,比如熟人说应该能挣到现在这个数,然后就做了决定;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所以到现在,老三还在那杂志社里呆着,照样又累又不开心。
所以说人的性格决定他的选择和未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前些日子老三给我打电话,说他失恋了。一问,他喜欢上一女孩,人家年龄比他小,个子比他高,家庭条件比他好;结果他跟那女孩表白的时候,人家还没回答他就说你要不同意也没什么,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女孩看了他一会儿,说那就做普通朋友吧;结果老三就开始痛苦,开始跟我絮叨老九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做事怎么老失败啊……
他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我冲他怒不可遏地骂:你丫活该!
明日之星
唱到后来,估计是她求胜心切,忽然就扭了起来,不仅身体在动,那只没拿麦克风的手也在从上到下做波浪状。
2004年12月15日,各媒体都报了这样一条消息———《倒卖英语四级考试答案,全国惟一女性犯罪团体被判刑》,看得人唏嘘不已。4年的青春就要在那个地方度过,不知道师妹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1997年9月,我开始了在川外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
开学后没几天就碰上新生入校。按惯例,接待新生的工作由各系部大四、大三的学生负责。那天去迎新站,看场子的是三狼小孔。她一见我就说:“居然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拿来新生花名册一看,真是,是97级一新生,也叫小孔。再看那女生的来源,居然是我老爹他们航天基地所在的地方,顿时觉得有些亲切。不过当时新生来得太多,看花了眼,没顾上去看那个师妹什么样子。
新生入校后,就是一年一度的“明日之星”歌手大赛,专门为新生设立,目的不外乎发现文艺新苗。学生会的朋友让我滥竽充一下数,帮他们做比赛初选的评委。报名的一共70多人,筛出大部分,留下20个参加比赛。
那天晚上高潮不多,大概进行到第60个左右,忽然听见台上的人自报家门:“我叫小孔,来自……”抬头一看,一圆脸姑娘,个子很高,不属于小鸟依人的柔弱类型,健康茁壮,大概1.65米左右。现在已经想不起她那天唱的是什么歌了,惟一能确定那是一首情歌,有点俗的情歌。她的声音还不错,但磁带效果一般,底下虽然坐了一堆人,但大家都没什么反应。
唱到后来,估计是她求胜心切,忽然就扭了起来,不仅身体在动,那只没拿麦克风的手也在从上到下做波浪状———我等“评委”当时尚在大学混饭吃,尚不适应这种社会化的动作,有点愕然,旁边看热闹的家伙们却开始哈哈地鼓掌。最后给她的分数也不高,勉强进了前20名,可以参加决赛。
下来后我找了个机会叫住她———发现原来她还化了点妆,尤其眼线画得黑又亮,宛如熊猫———她见我就说:“我今天唱得很不好。”我故作深沉地说:“是,效果不怎么好,我看能不能努一下力,让你进前20名。”
小姑娘一听很担心:“要不要我再唱一次?”我说:“不用了,不过给你个建议,进了决赛一定不要唱这种歌曲,因为到场的评委都是院长、书记这样的老同志,他们心里的学生就是纯洁的白纸。”
说完我就走了,继续评委的干活,故意没告诉她我是谁叫什么名字,嘿嘿,反正她也会从别人那里打听出来。果然,第二次再见她,已经在满脸欢笑地叫我“曾师兄”了。
后来决赛她果然改了参赛曲目,唱的是许茹云的《如果云知道》,虽然也是首情歌,但总归曲调舒缓不闹心,而且她的嗓音颇适合这样比较飘的东西,还没唱完底下就是一片掌声,得分虽然不是第一,但也进入前十,戴上了“明日之星”的头衔。
后来她加入了学生会,成了里面的文娱骨干,当初的柴火妞已经迅速地被川外熏陶成漂亮的女大学生。
半年后的第二学期,川外“文艺界”的另一台重头戏“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开始,这次师妹已经颇知道该如何扬长避短了。她跟另外一个美女合唱了一首当时极红的《相约’98》,她唱那英部分,那个美女唱王菲部分,靠,震了,全场掌声雷动,顺利摘下“十大”称号。“明日之星”迅速成熟,再没了以前的生涩。
我毕业一年后,离开重庆来到北京。新千年到来前,我曾回过一次家,顺道去了学校。结果在校园里溜达时正好碰见师妹,叫了她一声,她“呀”地笑着过来跟我拥抱了一下———这时的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还是利索的短发,红润的圆脸,衣着比两年前时髦多了。小姑娘成绩不错,顺利过了专业四级,正准备六级。
1999年的偶遇后,就再没跟师妹有什么联系。她应该是2001年毕业的,我连她去哪里工作都不知道。
2004年6月中旬,我去河南采访镇平高考舞弊案。川外的师弟在网上看到我的报道,跟我提起这么一件事:今年3月,重庆警方破获了一起“倒卖国家英语四级考试答案”的案子,案犯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搞到真正的试题答案,卖给全国各地的考生,获利20万元。主犯是西南农业大学的一位老师,同时还有几位川外的研究生牵涉其中。
之前一直未见有关方面披露这起案子,我一度想要不要去重庆采访一下,后来又因为涉及到母校有点犹豫。就在犹豫间,师弟在QQ 上问我:“认识小孔吗?”我说认识,怎么了。他说:“倒卖四级答案的主谋就是她。”
一句话让我惊讶到极点。师弟见我不信,发给我一个链接———原来这时CCTV《今日说法》栏目已经曝光了这起案子,链接那边就是整个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