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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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开来甚至可能是种可怕的流毒。
反对者中，一部分是囿于传统伦理观念，视毁伤他人身体为极其不仁的行为，漫骂王清任研究尸体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如今回头看去，早已经是荒唐的言论，消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清任的理论是离经叛道的悖逆学说，甚至有人漫骂他此举是标新立异，拿经典做靶子，企图“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人而上”，哗众取宠出风头。
不可否认，古代典籍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出于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自卑，加之老迈儒学的思想禁锢，多数医家确实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遇到疑难或者与己见相悖之处，大多怀疑自家学问未到，实在想不通时干脆绕着走，说所有的不可解释不过是古书错简、衍脱，一拍屁股避开了事。这些人对清任的责难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在于，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对脏腑的明确划分，是一种形态学上的准确化过程，但不少学者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评。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医学几千年来对“脏腑”的定义，从未真正使用过解剖学和形态学的方法，“五脏六腑”藏象学说，在中医学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说，中医学说的脏腑，虽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并不就是那几块血淋淋的肉，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医藏象学说里的一个脏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医所说的“心脏”，并不仅仅是解剖学上那个由心肌瓣膜组成的拳头大小的物件，还包括了大部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甚至还有思维功能。
此心非彼心，对一般人解释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困难，好在中医有的是独特的内容。用“命门”的概念来解说这个理论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命门，这个中医独有的脏器，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人体哪个部位众说纷纭。有右肾说，有两肾皆是说，有两肾之间说，还有人说命门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于两肾之间的一股气。但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对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却基本没有异议，也不影响他们各据领会开出的药方的疗效。这正说明了中医藏象学说重视的首先是人体器官的功能。
如果说一些西方医学家对命门学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两肾的区别，证明出一个命门给我们各位Doctor看看？说什么“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弄玄虚天书一般，胡说八道！那么对于中医的经络学说，他们就不得不瞠目结舌连呼不可思议了。
看武侠小说的，对经络都不陌生，提起金庸笔下的六脉神剑人人眉飞色舞，发烧级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经脉；说到打通任督二脉，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当西方科学家搬出所有最先进的吃饭家伙，密密麻麻在人身上缠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电线，大动干戈折腾一番后，还是只能耸耸肩摊开手，一头雾水：“不过尽是些血管神经，经络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将N个命苦的遗体一寸寸解剖得支离破碎了。
虽然在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经脉的迹象，但他们不敢像对待命门那样贸然否认经络的存在：确凿的证据使得他们哑口无言，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针灸显示出不可思议的效果在他们眼里看来简直是神迹。且不提针灸对中风、神经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疗效，只凭几枚发丝般的银针便可以阻挡痛觉，进行手术麻醉，这就不能不逼着洋博士们一边摘眼镜抹汗水一边继续硬着头皮寻找这理论上遍布全身而事实上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经络了——针灸，是最早走出国门，为西方医学界不得不接受的中医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医拘泥的并不是哪个器官到底在哪里，几斤几两长什么样，更在乎的是这个脏器到底有什么功能。对中医有价值的是活体上功能的运转，人一断气，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彻也已是离开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学上的器官来对应理论中的脏器，混淆功能和实体，就好比用名词取代了动词形容词，多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按此路子发展下去，以一个器官涵盖一个系统，确实有限制医家思维的危险，说是流毒，虽然夸大其辞，但不能不说也有些道理。
甚至当代还有医家认为，王清任对解剖学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不该走的路，混乱了中西医基本理论，“吃家饭，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该去研究什么解剖学——
机械的解剖学如何能解释得了中医？
这场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中西方医学间根本性的区别。
中、西医植根于绝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西方现代医学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具体局部的解剖，以微观分析研究为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家眼里，人体是由神经、血管、骨骼、肌肉、皮肤等等一样样组装起来的精密合成体。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来，能取的用试管盛了，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或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成分；再设计出层出不穷的仪器，如什么X射线、胃镜、CT，想尽方法使人体所有角落都无所遁形。因此他们看人，虽是七零八落，但又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琐碎，科目也随之越分越细，有个笑话说西医连左右鼻孔都得分科，尽管夸张了些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是阴阳学说，人体的一切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而阴阳却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赖，不可须臾分离的——就像人类可以分为男女，但强行分开两性必然会灭绝人种。所以尽管也分为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但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全部统一在阴阳之下，各种脏器密切相关，相生相克运转不息，从而构成了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身。因此在中医眼里，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他们看人，从来不是一块块肉一根根骨一个个脏器孤立地看。
如老中医看病，甚至不用你开口，只是上下打量一番，歪着头，不动声色地把上一会脉后，便会悠悠地吐出几个字：“看来，你某处不太好啊。”当时定有不少怀揣西医诊断报告的患者觉得此老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居然能与X射线不差分毫，这定不是双肉眼，简直是火眼金睛啊！
其实不过是内脏病变反映到脉象和体表上来罢了——既是一体，便有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而具体哪和哪联系，荣损表现在哪里便是学问了，中医自有一套说法；比如你脸色发黑，十之八九两肾有问题。
这点手艺只是小菜一碟，世间芸芸众生在高明的中医眼里，几乎没什么筋骨皮肉的区别，不过尽是些阴阳二气罢了，蜿蜒吞吐间症结何处一目了然。所以像王清任那样执着于一肝一肺，很多人确实觉得没有必要。
只把人看成浑然一体，其实还没迈入中医的大门。中医气魄奇大，眼底浑然的不仅只是人身，而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也是在《黄帝内经》里便已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后来董仲舒构建“天人合一”学说，便是从中获得了支持，反过来又影响了后代医人。依据这个观点，中医诊疗除了人体自身因素，还必须考虑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乃至地区方域的影响。
所以中医看病，正如立于高山之巅，俯视病患于天地间挣扎，寻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轻轻出手，力图几下便扭转乾坤。
由此更有人踌躇满志，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能知晓天文人事，便是做个宰相想必也不在话下——“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原本便是同一门学问。
既有此胸襟，则西医那恨不能学孙行者钻入人肚里，零零碎碎一样样力求看得明白的仔细劲头，在中医看来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如此死死纠缠一处，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能把握全体，功效定然有限——他们自己最自豪的，正是能从头痛中看出脚病，从脚痛中看出头病；你说胃疼，他的眼光说不定却转到了你觉得好好的肝。
如此便势必不能在人身上画格子，每人一脏一腑领去各自经营，所以中医科目分得很粗；反过来虽说各有专长，但不通全局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医。
只有明白头脚俱是一体，才能用根细线牵走一头牯牛。
一切科学的最深处都是哲学。
从中西医根本理论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比如一个注重全局观念，追求整体的圆满和谐，看任何事物总是在一个统一体系下的俯瞰角度；而另一个则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细化分散继续研究，由下到上组合成一个周密的科学体系。
这个大题目不是本文能够阐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说，在这种文化差异下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迥异的研究方法。
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人类文明并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时代中灭绝，怀疑周易之类玄奥的知识便是历经浩劫遗留下来的文明残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样，认为这一轮的人类——姑且如此说：相对地球几十亿年的寿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区区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不会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赛道上起跑线不会拉得太远。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这几千年内发展起来的。所以一些人把东西方文明看得高低很悬殊，扬之捧上天，抑之压入地，也许是意气用事了。
当代西方对人类智力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神话般的天才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比起凡人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尽管几千年间，人类文明的差距照样可能被拉得很大，那么现代科学一日相当于中世纪几十上百年的进展速度，也应该已填平了这个曾经存在的差距。
归根到底，人类从树上下来站直腰后，便在差别有限的基础上各自开始了迈向文明的征程。也许是地域原因，也许是几个人心血来潮，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再为人知的原因，征途上，人类前进的道路慢慢歧了开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这风光大不相同的东西方文明。
用差不多斤两的丝线织布，织小些当然细密，而织得大了势必疏薄。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证明；相对结果，他们更看重过程，宁愿用繁琐的过程推断出结果也不愿相信直捷明了但没有经过验证的结果——所以尽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毕竟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步子走踏实了能担负的东西也就多些。
中国文明胸襟广阔眼光远大，纳须弥于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恢弘确实令后人欢欣鼓舞；但人类的智慧精力总是有极限的，如此广大的视角必然也使得这种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头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这个缺陷更是明显。
头抬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肯定有其独到之处。还是以中医为例，他们就发现了很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说的经络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经络学说已经产生几千年了，这其间，难道就没人想去仔细找找，这些画在纸上的细线究竟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重结论不计过程，讲究两头忽视中间。既然祖祖辈辈的经验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也传授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那么具体如何引起反应的过程很重要吗？
如果以多米诺骨牌来比喻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对两头的几张牌极为重视，然而对中间长长一串，却很有些不屑一顾——知道会依次推倒就行了，干吗要一张张称重丈量、仔细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说过程，他们也有办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准的大公式，如阴阳五行一类，一套下去万事大吉。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受到了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道家学说很大影响。道家有个著名的典故：得鱼忘筌。筌，指的是捕鱼用的渔笼之类的竹器，《庄子·外物》说得很清楚：“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你要的是鱼，得到了鱼，干吗还死死攥着鱼笼子不放呢？
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也有其优势：那就是掌握为经验证实了的知识后，便不再去拘泥其间繁琐的过程，如此可以将宝贵的精力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间相对有更多新发现的原因。
应该说，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忽视过程的，也有人曾作过努力，想从逻辑概念下手，一步步细细推来。那就是先秦时惠施、公孙龙那些人的“名辩之学”。逻辑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便是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三段论、定理、公式……如此发展方才有了当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辩之学”发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为我国的文明进化提供一种细化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这种学说还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儒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起来空泛无原则夸夸其谈的所谓诡辩。他们向来对耍嘴皮子的都深恶痛绝，简直恨不能杀之而后快：“恶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国逻辑学的诞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从此几千年，中国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鱼忘筌、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笼罩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用在纸上密密麻麻推演计算，也不必埋头实验室满身大汗，最高深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