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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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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早找来了赵三虎,对那张断开的床板进行加固,在背面钉上对角线交叉的两根木梁。
    这样一来,床板看上去活像一一个人被宣布死刑后打上的标记。三虎看来看去觉得不吉利,在中间的断裂处又继续加钉了一些短的木条,破掉那个魔咒。三虎把床板架好,坐上去,用劲地颠几颠,说:“这回行了,睡头大象都没事。”
    艾好继续睡在堂屋的饭桌和北墙之间。家里每个人起夜的时候,都要顺便过去看一眼.观察床板的承载能力是否足够。艾好侧着身体盘踞在小床上,裹了一床大花被子,脑袋蒙得只剩一个黑黑的发顶,看上去像个巨大的花包,既幼稚又愚蠢。他呼出的气息从被缝里钻出来,变成无数温暖的小虫,在窄窄的空闻里飞来飞去,砰砰地碰撞。
    可是李素清依然没有放过对我和艾早的唠叨。二十九岁——在她的眼中我们已经老了,油灯枯尽,鲜花零落,好男人不会对我们有兴趣了。
    “在等什么呢? ”她经常坐在角落里,费劲地研究我们的心思。“到底想等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钱的? 有貌的? 还是有才华的? ”
    无论如何她不能理解,想要等的那个人是描述不出来的,尤其不可能用“钱、貌、才”这样笼统和直观性极强的词描述出来。他是遥遥地站在天边的一个幻影,你感觉到他的存在,又无法丈量出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他始终在空气中旋转,忽而朝南,忽而朝北,因此你无法确定他行走的方向,无法发力追赶。当他偶尔转身,直面对你,阳光又阻隔了他的视线,他依然还是没有看到你,感受你。
    这样的宇宙中的遥望和摸索,能够对我妈妈说得清楚吗? 我干脆提前结束了探亲,回南京去。艾早送我到车站,她说:“你不够意思,丢下我一个人挨骂。”
    “要不你也到南京吧,在那边也能开工厂。”我怂恿她。
    “艾好呢? ”她仅仅问了这一句。
    我只背一个小包,从前门上车。她站在车窗下,把网兜啦旅行袋啦举上来递给我。车上装的人太多了,不仅仅举步维艰,原地转身都有困难。热烘烘的汽油味在车厢里盘旋,让人对旅行这种事生出厌倦。终于车吭吭地开动,艾早退出几步,对我挥手。我发现夹在送行人群中的艾早还是很漂亮,鹤立鸡群的那种醒目。我妈妈的担忧实在没有道理。
    到了南京,回到我的简单而庸常机械的生活。寒假没有结束,校园里冷冷清清不见什么人。节令还在四九,天寒地冻,万物萧瑟,泡桐树和银杏树掉光了叶子,墙角的腊梅开着疏疏几点浅黄色花朵,放假前贴在校园里的广告被风撕成了碎片,晾在窗外的被单冻成一块硬挺挺的薄板,你没法儿预测哪一天才能化冻干透。在路上匆匆来去的人们都穿着灰色和蓝色的臃肿的冬装,大围巾把脖颈裹得严严实实,走路时呼出白气,鼻尖红成了萝卜。这样的节令中没有情趣可言。
    我试着给陈清风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也提前回校了。他让我过去一趟,他从家里带来一大袋自制的花生糖和炒米糖,要分我一半。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早知道你提前回南京,就约你在青阳车站碰面了,坐同一班长途车,有个伴。”
    我马上想到送我去车站的艾早。要是在那儿偶遇陈清风,她会不会跳上车跟着我们到南京呢? 陈清风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胸前一排盘扣的那种,脖子上围着浅米色围巾,围巾的一端垂下来,另一端折进衣襟中,像电影上三十年代的人,有沧桑和历史感,很耐看。他的头发一一直是往前梳的,搭拉在前额,有点孩子气,不像他四十岁的年纪。寒冷让他的皮肤显得干燥,眼角皱纹多了,两边各有一条长长地延伸到鬓角,像是把他的面容从三分之一处割裂开来一样。男人有皱纹才好看,让人感觉凝重,端庄,舒适和安全。
    “艾早又赚了不少钱吧? ”他倒了一杯热茶让我暖手,一边开着玩笑。“她那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可以到处走,到处看,我羡慕得很。”
    “艾早自己不喜欢走动。她想开个工厂,安定下来。”
    “真的? 那我对她的看法错了,我一直以为她是静不下来的。”
    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表象常常跟本质错位。陈清风误读了艾早,我一点都不奇怪。
    陈清风搬出一个大号的方形饼干盒,打开,抓出花生糖。“你尝尝。家里非让我带上不可。这哪儿是男人吃的东西? 你不嫌弃的话,统统归你。”
    “家里”,指的是妻子。妻子做了这么多花生糖让男人带上,说明对男人是巴结的,心疼的,爱的。农村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到南京,费事巴拉地自制花生糖,是心意。
    然而陈清风轻轻地一转手,把它们全都送给了我。赠送的姿态是不领情,拒绝,至少也是没放在心里当个事。
    陈清风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他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不提,仿佛他的生活中没有那个女人。我还记得那年她坐在县广播站的院子里给陈清风洗衣服的样子:齐耳的短发湿漉漉披在脸上,头发下面是一个发红的鼻尖,一副粗糙发干的嘴唇。身上套着陈清风穿旧的汗衫,细薄的纤维透出里面一览无余的内容。因为使用的是搓衣板,身子有节奏地往前一捣一捣,大而稀松的乳房顶着汗衫甩来甩去,黑色的乳头跟着蹦蹦跳跳,显得既活泼又蠢笨。
    陈清风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读高中,成绩不错,作文尤其好,听说在《少年文艺》上还发表过习作,题目叫《乡村的傍晚》。陈清风觉得女儿继承了他喜爱文学的基因,深为自豪,时不时地要挂在嘴上说一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希望两年后女儿能考北大,替他实现一一个梦想。他给我看过女儿的照片:长圆脸,溜肩膀,细腰宽臀,眉眼显得早熟,眼神里甚至透着一点撩人的风情。陈清风得意地说:“她就是太骄傲了,佼佼者易折。但愿她在考上大学之前别出意外。”他的儿子小两岁,上初中,不知道是不是缺少父亲教育的原因,是个调皮捣蛋的主,曾经留过一级,估计高中是不可能考上的。
    陈清风也作好了打算,让儿子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学徒。“那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强扭的瓜不甜。”说这话的时候,他叹着气,脸上全是寥落。
    在青阳农村,女儿的前程无足轻重,儿子才是将来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人。陈清风的情况偏偏如此尴尬,他只能把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失意和寥落在情理之中,他对女儿的接近崇拜的溺爱也在情理之中。
    我尝了一块花生糖。好像糖稀熬制的时间不够,有点黏牙,远不如艾早的手艺。以前艾早在家里熬花生糖,要放进橘子皮、生姜米,还有一点点味精,香脆得怎么吃都不够。
    “艾晚,”陈清风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出国读学位? ”
    我手里捏着咬了一半的花生糖,觉得这问题太突然,惊讶中不知道如何回答。
    “应该找机会出去看看。现在不同过去,只要国外有邀请,签证很容易。人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做井底之蛙。世界为什么那么辽阔? 人类自身为什么这么渺小? 这是上帝故意埋卜的伏笔:鼓励人们在辽阔之中行走,在行走中完善自身。”
    “这么说,你打算出国? ”
    他沉默一下:“我有个同学在美国,正在帮我申请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过去,我们在美国见面。”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怂恿我出国,而且约定我们“在美国见面”? 他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过于寂寞,希望有个旧友故交跟他互帮互学支撑岁月吗? 他留校做校刊编辑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每天上班,读很多枯燥的学术稿件,分出一二三等不同层次,写审稿单,去主编那儿力争自己的版面,排版,校对,一校二二校三校,最后把新出厂的刊物打包,分寄作者读者,关注刊物上的文章有什么反响,聆听同事们对版面分配不公的抱怨,对刊物质量不尽人意的抱怨,还有主编对封面版式和发行量的抱怨。那些经由他的手裁剪修订后在刊物发表的文章,跟他本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发表它们感觉不到快乐,更谈不上成就。他想抛开这一切,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的乐趣和辉煌,这符合他的性格。
    他走了,也许对艾早是个解脱。她可以死心塌地嫁人,生个孩子,打理她的工厂,把我父母和艾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就让陈清风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开学前,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年近五十、行事谨慎的人,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的课,学问不错,但是不善于开口,如果不强打精神,很难把他的两节大课善始善终地听完。
    他很少找人个别谈话,尤其我这样的单身女教师,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心中忐忑。
    他穿着一件深颜色的过时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得发白,胸前有油迹,还有粥斑。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像他这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他的头发也有许久没有洗了,脑油气味很重,白色的头皮屑一片片地沾在发丝上,肩上也落了薄薄一层。我非常想伸手帮他拂去那些头屑,想来想去还是忍住了,我认为他不会习惯这样过于亲密的动作,那会吓着他。
    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家做不做饭啊? 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啊? 对教研室工作有什么看法啊? 他的不苟言笑的性格很不适宜问这家常化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对,我们彼此都觉得谈话吃力。他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腿间,上身挺得很直,脸上努力要做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每一根皱纹都透着紧张。
    终于他把话题转入正事。系里要主办一个国际性的高分子化学家论坛,有大量的会务工作要忙,得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手,教研室主任打算把这个差事交代给我。
    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小的事情,弄出这么紧张的气氛来,难怪他脑袋秃顶得厉害。
    “会务工作很重要,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好……”他身姿笔挺,眼神肃穆。
    “你放心,我能够干好。”
    “葛一虹教授不容易相处……”
    “你也放心,我绝对服从她。”
    他难得地露出笑容。“拜托了。”他说。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如此为难。葛一虹是我们的系主任,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有世界知名度的高分子化学家。她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儿女,性格专横,说一不二,在系里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总是风一样地来去,从不跟她助手之外的人交往闲谈。系里每年都要给她更换秘书,那些可怜的人不是自己辞退自己,就是被她毫不客气地赶走。人们背后都说,为老太太工作,第一要皮厚,第二要厚皮,否则是自寻崩溃。
    我不在乎。我年轻,根本就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仅仅是做一次会务,一两个月的事情,就算每天挨骂一次,总次数也还是有限。
    我去会务组报到,被分配做秘书工作。我的l 临时同事有二十多个,有从学校外办抽调过来的,有接待处的,有系办公室的,还有像我这样原属于各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系里还是第一次操办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有点紧张。会议上的事情环环相扣,有时候一个环节关注不到,会导致全盘尽失,这是校外办主任在预备会上反复敲打我们的话。
    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位,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 ”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沦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 ”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与会代表们寄来了他们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英文的原件。每份都要大量复印,以便会上人手一册。字体和格式不符合规范的,要重新替他们打印。还得翻译成中文,再打印出若干份,因为会上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大量的旁听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懂英文发言。我的工作是打字,把英文中文统统输入电脑,然后打印。不久之前我买过一本“五笔字形输入法”
    的教材,自学过一阵,现在派上了用场。系里唯一的一台装上“五笔字形”软件的PC机,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工具,我从早到晚坐在机器前,十指翻飞,看着那些黑色的单字像小人儿列队军训一样,一个跟着一个翩翩而出,笑眯眯地立正和稍息,最后乖乖站进自己的位置。我很有成就感。系里还没有一个人的打字速度比我更快。
    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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