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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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口拥满了人。因为不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四部电梯只开了两部，其中一部还只停十五层以下。人们都急着办事，免不了骂骂咧咧，还说要投诉这幢大楼的物业管理会。穿制服的保安无动于衷地站在一边，大概他已经看惯了每天、每时这样的混乱。他没必要费口舌过去安慰，调解，这跟他的饭碗没有关系。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眉毛上有一个破相，脸颊上还带着长年累月在田间劳作留下的晒痕。也许还要过个十年八年，这种带有身份标志的痕迹才会完全地从他面容上消失，使他成为一个底气十足的深圳人。
一个穿白色上衣和玫红色裤子的女人，大概要上到高层，可是稀里糊涂挤进了只达十五层的电梯，片刻之后一脸愤怒地随着电梯又下到一层。保安忍不住噗哧地笑了一下。那女人有点恼羞成怒，张口就骂了一句广东粗话。保安听懂了，他面红耳赤。我看见他的一只手在裤袋旁边动了一动。如果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的任何地方，他可能就会豹子一样扑上去了。可是在这儿，他只能选择忍耐。他也用他的家乡话嘀咕了一句什么，声音却很小，完全是自己给自己解气。
高层电梯终于来了，穿玫红裤子的女人顾不上再吵下去，一个箭步插到我的前面。她身上有一股浓得发腻的香水味，也许是摩丝或者睹喱水的味。她的头发高高盘在头顶，用太多的化学材料固定得僵直梆硬，仿佛脑袋上顶着一个黑糊糊的鸟窝。这样的发型，十年前我到深圳的时候，见得很多，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在这儿还有市场。深圳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是深圳本土人的生活观念并不想跟城市发展同步，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
律师事务所在二十四层。大楼进门处的一面墙上钉满了各间公司、中心、办事处、事务所的锃亮铜牌，其中就有一块写着“二十四层A 座：宏伟律师事务所”。
从电梯门出来，拐一个弯就是A 座。透过一排玻璃门，事务所的标牌用黑色的隶字铺排在迎门墙壁上。推门进去，室内空调打得很低，冷不丁地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长着讨人喜欢的大眼睛和小虎牙，笑微微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问我有没有预约。
我说了“纪宏林”这个名字。女孩点点头，说一声：“请跟我来。”
我们走过了一个一个用玻璃钢和铝合金制品隔开的空间。开敞的空间里，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白色塑料的姓名牌。名牌后面的主人都很年轻，有人在接听电话，有人在电脑上起草文件，还有人用裁纸刀和订书机装订材料。他们无一例外地紧张，严肃，脸上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甚至是漠然。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他们知道不是自己的客户，眼皮都不抬，完全的与己无关。
纪宏林的姓名牌钉在一个房间门上。沿着走廊大概有五六个这样的房间，彼此紧挨，亲密共存。我猜这些房间里的律师应该具有更高级的身份，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房门全都紧闭，门内悄无声息，气氛不无神秘。偶尔外面的某个桌上有电话铃响起，坐在桌后的年轻人接听之后，立刻起身，拎起手边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文件，小跑着走近其中一扇门，抬指轻轻一敲，而后转动门把手，恭身闪进，回手习惯地将门又关上。我很难猜想门内律师手里代理着一个何种性质的案件，是替一个被玷污的灵魂申冤讨债，还是筹谋着将一个原本清白的好人打入地狱？ 无论如何，每一扇紧闭的门内都是一个小小的战场，文件和文件、档案和档案时时刻刻都在厮杀搏斗，硝烟弥漫中打出钞票的腥甜。
纪宏林是一个小个儿、精瘦、剪着一个利索的平头的中年人，一件浅灰色衬衫扣得严严实实，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一枚圈形婚戒。他面前的桌子上，除了电脑之外，电话机，传真机，扫描仪，手机，笔形录音机，超薄相机，U 盘……全部高科技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闪出金属特有的幽秘之光。拍纸簿上搁着一支拧开套子的黑色钢笔，刚刚他就是用这支笔在签署一份文件。我已经好久没见人用过这样老派的书写工具了，一瞬间又觉得恍惚起来，仿佛时间沿着这支笔杆倒退了二十年。
最现代的和最传统的，在这间小小的律师办公室彼此相安，和谐共存。
他起身，客气地跟我握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他眼睛里曾经流出过一丝诧异。
或者说，是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惊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艾早明明已经投案自首，怎么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姐妹之后，心里都会惊叹我们的相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而后渐渐出现差异，二十岁的时候差异明显，甚至高矮胖瘦都有区别，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一胞双胎。到了现在，容貌却又有重合的趋向，眉眼神情，声音腔调，步态动作，惊人的相似，活像由一个克隆了另外一个。
纪宏林伸手向墙边的沙发：“你请坐。我们早晨已经通过了电话，不算陌生。”
我迫不及待提出要求：“我姐姐在哪儿？ 我想见她。”
他苦笑一下：“对不起，这不可能。她现在是杀人嫌犯，就连律师见面都要事先申请。”
“你申请了吗？ ”
“我提出保释。四十八小时会有答复。”
“这就是说，我要一分一秒地等完四十八个小时？ ”
“其实你不需要等。以我的经验，像艾早这样的情况，保释要求基本不可能答应。我提出要求，不过是要走完一个法律程序，以免留下遗憾，也是给家属一个交代。”
他嘴里的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简洁，冷峻，置人于死地。
“为什么？ ”我问他，“艾早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 ”
他摇了摇头。“他人是地狱。”他说，“黑暗而幽深的地狱。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无法窥见一个人完整的内心。”
“张根本的太太呢？ 她在场吗？ ”我想说的是，张根本被杀时，他年轻的老婆是否亲眼见到？ 她做出了什么反应？ 纪宏林告诉我：“半年之前，张太太办妥了投资移民，带着小孩子去了澳大利亚。”
我张大嘴，惊愕不止。这事张根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艾早也没有提起。
纪宏林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义务介入这个案件，因为张总的公司不久之前已经清盘，作为张总公司的律师，我跟他之间同时结清了一切。如果你需要我继续服务，你要签署一份家属委托书，另外，我必须按小时收费。你同意吗？ ”他冷静地看着我。
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愕中走出来。我此刻的模样，一定像个傻瓜，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情的傻瓜。
我问他：“为什么清盘？ 公司不是一直做得很好？ ”
纪宏林摊开手：“是张总的决定，我不清楚原因。张总把公司股份卖给了一家香港商业集团。谈判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
“一定有原因。”我说。
他沉吟一下：“也许张总倦了，不想再做下去了。”
说到这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用中指推到我的面前：“艾早委托我转交你这张银行卡。她说是张总卖掉公司后分给你的一笔钱。你是张总的养女？ ”他忽然问了我这句话。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拿出一些文件，一张一张地递给我：“这是银行卡的签收单。你把卡号写在这儿。这是律师委托书。你需要委托我吗？ ”
我需要委托他。我在这儿只有他这一个指靠得上的人。
我拿起他递给我的大号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纪律师，请你想办法尽快见到我姐姐。求你一定要帮她！ ”我的声音里有一点颤抖。
“我会尽力。这是我的责任。”他很严肃地回答我。
可是他没有给我吃定心丸，也没有给我开任何空头支票。
我们握了手，然后我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去。猛地一下子，我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五脏六腑都抽走了，腹内空空，走路飘忽，平衡尽失。
法律是一堵冰冷的墙壁，我撞上之后才稍稍清醒。原来我此行见不到艾早，这事比我想象的更加严峻。
关键就是，艾早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杀人嫌犯。
1994年春节，我第一次到深圳。
艾早和张根本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转战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购买了高档生活区内的商品住房，雄心勃勃着手筹建一个张姓商业王国。
艾早给我打来电话说，房子装修好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个客房，来住几天吧。她还说，知道你很快要去美国进修，你要是来，我给你好好买几身衣服，深圳的衣服多得让你挑花眼，你关在南京的校园里，想象不出华服美鞋可以怎样地重塑一种人生。
我爸爸妈妈催促我接受邀请。艾早离开青阳整整五年，没有回过家。爸爸妈妈嘴里不说什么，心里一直惦记她，不知道她跟着张根本变成了什么样。1989年张根本变卖了我们家的房产，带着全部卖房款携艾早登上长途客车时，爸爸妈妈发誓跟他们断绝关系。老两口都是好面子的人，说出去的话没有理由再收回，所以我成了他们跟艾早之间的联络员。
艾早开着新买的美国车去机场接我。车是他们从海南买回来的，海关走私货，比市场便宜近一半。几年之后走私车像鸟儿一样落满了那个热带海岛，通过海口和湛江之间的轮渡源源不断运往大陆，终于酿成震惊全国的大案。
那时候张根本已经把美国车换成了正经渠道进口的奔驰车，开始享受财富带给他的极速飞升。
艾早的气色很好，看上去似乎比我年轻，大概如她所说，是用了一种瑞士产的生物化妆品的缘故。她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裙装，上衣短而窄，领口一直翻开到腰线，饱满的胸部有呼之欲出的危险。沿衣边用仿水晶的小钉子镶出一道亮闪闪的线条，使朴素沉稳的藏青色立刻改了面孔，端庄中透出华贵，华贵中又有一点点俏皮。她脚上的鞋，手里的包，都是跟衣装精心搭配出来的，相补相衬，说不出来的和谐。我在见她的第一眼，恍然明白了什么叫一个人的“着装品位”。
当时我在牛仔裤里面还穿着一条厚毛线裤，脚下是咖啡色腈纶绒的保暖鞋，一件紫红色的腈纶轧花棉袄已经脱了，鼓囊囊地抱在肘弯里，跟身边很多走出机场的北方旅客一样，既老土，又狼狈。
艾早先是正面端详我，又抓住我的肩，将我反身过去，从背后打量我。她一句嘲讽我的话也没有说，先把车开到国贸中心，给我换装。
在琳琅满目的品牌店里逛了一圈之后，她帮我挑了一条咖啡色的针织背心裙，里面衬一件薄薄的奶白色羊毛衫。她还给我配了一条披肩，一个米色手袋，一双褐色皮鞋。我们在商场的试衣间里换上新衣服，然后她把我脱下的冬装卷成一大团，塞进两个带拎手的购物袋，轻轻松松地出门。她是用商场消费卡付的账，我甚至没有看清一共花了多少钱。
出了商场门，艾早用她的“大哥大”电话跟张根本联系。张根本已经在楼下的粤菜餐厅里给我们订了位。张根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你姐姐越来越像了。”
可是张根本的模样跟几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他开始发福，一件肩头和肘弯处镶着咖啡色软皮的毛衣绷在肚子上，笑起来的时候，鼻尖上沁出闪亮的油脂。从前总觉得他的脑袋有点小，还有点尖，透着机巧和精明，现在因为胖，脑袋上长了肉，不觉得小了，可是前额却又秃了顶，额头无端地宽出来，成了大片的跑马地。
张根本摸摸他的头，问我说：“小晚，你是不是看我老了？ ”
艾早不客气地回答他：“你怎么会不老？ 我和艾晚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张根本“啊”地一声，像是刚刚意识到我的长大。而后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要是结了婚，我也可以抱个外孙子啊！ ”
我偷看艾早一眼，心里无端地跳，忍不住地慌张。
艾早没有发觉我的异常。她笑着在我面前放下一杯新鲜芒果汁：“艾晚你别理他，他是自己想儿子想疯了。”
那天的晚饭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张根本居然点了一只两斤多重的澳洲大龙虾。穿白衬衣黑背心的俊美侍者将龙虾囚在一只桶里，送上来给张根本过目的时候，龙虾的两只巨钳还在绝望地舞动。在这之前，我仅仅是在我们教研室主任家里见过一个龙虾标本。他去海南岛旅游，从一个旅游品商店买到了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虾王，孩子样的如获至宝，千里迢迢捧到了南京，掉下来的一只钳子还是后来用胶水粘上去的。张根本点的这只龙虾，比我们主任挂在墙上的那只更加威武神气，我差点儿提出来别吃它了，由我带回家做标本。我甚至还想，我可以把龙虾标本送往青阳，让我的父母见识一下张根本和艾早的生活状态。
可是我终究没有开口。那只虾，生吃、盐灼、须尾烧成咸泡饭，就着啤酒和果汁，一点一点进了我们的胃肠。
那晚我们还吃了青蟹，吃了鲜贝，吃了清蒸的石斑鱼。张根本很会吃鱼，他拿一根筷子竖着往鱼背上一戳，就知道这条鱼欠了火候还是蒸得老了。几年当中，他一定是吃了无数条清蒸海鱼，才历练出这样的手感。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业安家，即便他对我摆出为父的尊严，有一点爱理不理的矜持，那也是该着的，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席间我几次要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张根本岔过去了。他不想谈论他们。从前他就对我父母不屑一顾，现在依然如此。他在骨子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有点迂，有点倔，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
走出国贸中心，上了艾早的车，我才想起来，从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
当然，当着艾早的面，这称呼会使大家难堪，所以我不喊是对的。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