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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

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54部分

小说: 十月 2007年第01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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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过来,把古典主义美学情调加大了。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都有着针对性,把左翼思潮看成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将精神源头直指法国思想家卢梭身上,以为其大有偏颇之处。这引起了鲁迅等人的不满,两人便交起锋来,遂留下了文坛的一段旧怨。 
  鲁迅看不上《新月》派,由来已久。因为那里的作者多是从《现代评论》派过来的,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他都不太喜欢,要么拿其打趣,要么与之交恶论战。当梁实秋出现在上海文坛时,鲁迅似乎看到了陈源当年的余影。 
  1927年底,鲁迅看到了《复旦旬刊》发表的梁氏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时,觉得颇可商榷,遂写了篇《卢梭的胃口》,谈到评价历史人物时的尺度。梁氏以个人胃口来取舍历史人物是不确的。这篇文章并无什么恶意,真真是学理的交谈。梁氏却对此大为不满,遂作出自己的反应,与鲁迅的交锋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二,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三,关于批评中的态度。 
  1929年,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从人性论的角度抨击左翼文学的问题。应当说,有一些现象的把握,未尝不准,但立论却大有漏洞。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进行了反击,那文章写得很妙,为一般文人所写不出来的。梁氏认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区别。”这等于说,人性是不变的,没有异样的统一体,而鲁迅则看到了人的进化与多样性,即社会属性。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还用归谬法,指梁氏“作品的阶级性和作品无关”、“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等看法的破绽。梁实秋明明主张文学无阶级性,但却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无疑是站在了阔人的立场上,故其文字也有了阶级性。人性的话题,要说清楚的确太难。要做超阶级的文人固然不可,但屁股总要坐在板凳上。而这板凳有人就座不起,身份不同也。《新月》那一派人,其实是有产阶级里的雅士,他们的趣味,未尝不是艺术精神中的一类,但以为文坛只应有此而无彼,气量就显得小了。 
  关于硬译现象,乃是一个学术问题,鲁迅和《新月》诸人未必看法一致。这是一个文字学与接受学的话题,观点分歧是自然的。梁实秋和徐志摩等人都喜欢翻译中的化境,即让人读得懂其意,达到中西合璧之效果。胡适看到《新月》上梁实秋谈翻译的文章,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并也参与讨论。不过梁实秋并不像胡适那么宽容,他对鲁迅的翻译大不以为然,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里,先引用鲁迅的恶敌陈源的话刺激鲁迅,遂又以鲁迅为例子,射其躯体,认为其译文离“死译”不远了。“有谁能看得懂这稀奇古怪的句法呢?”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回答了挑战,坦言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的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为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国人思维的不精确与语法有关,输进一些新的语法与叙述结构,对改造国人思维上的糊涂多有益处。两人的论辩,其实是两种人生境界的摩擦,《新月》派的人起初并未意识到鲁迅批评的要义。只是后来闻一多在身处绝境时,方感到鲁迅的深切,那已是后话了。 
  围绕人性与翻译诸问题的争论,后来大伤和气,渐次升为血气的厮杀。许多左翼文人也卷入其中。冯乃超等人撰文讥讽梁氏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答辩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作为一介书生,梁氏的表白,或是真话,但鲁迅却认为这正是“资本家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显示的力度,是梁氏无法招架的。也成了其一生的心痛。梁氏曾暗喻鲁迅拿了卢布,语意狠毒,可谓发难于前,鲁迅深知来意不善,便还手于后,杀伤力远过前者,文风之峻急、冷酷,使《新月》的理论家大为难堪。那年月的雅士、君子,遇上了软硬不吃的斗士,难说不是一种境遇的窘态。 
  其实,鲁迅与梁实秋为理论代表的《新月》社诸君的分歧,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梁氏在《论批评的态度》上,批评文坛一些人“不严正”,“我觉得中国人比较的不大能领略幽默讽刺,严声相骂才是中国人的擅长。”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却说:“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这大概是理解鲁迅与《新月》社诸人冲突的根本点吧?喜欢平静纯美的东西并不错,但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要纯而又纯,不允有反混乱、反压迫的斗争壮举,侈谈“公理”,侈谈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无论动机如何,实际上是起到“维持治安”的角色作用。《新月》派人物的天真与固执,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坛,有时是有点尴尬的。 
   
  5 
   
  现代文学界是个众声喧哗的所在,并无定于一尊的局面。看法呢,也各有千秋,彼此纠缠着、并列着、重叠着,有大的趣味在。我读《新月》杂志里诸人的文章,一是觉得编者的意图之明确,绝无“学匪”的声音,节制思想的表达,左翼的倾向几乎是没有的。二是知识面较宽,趣味是较多的。菊农、彭基相的谈哲学,叶公超、余上沅、张嘉铸的讲西欧文学,邵洵美、胡适、徐志摩的文体自白,各显自我。他们谈理论时,滔滔不绝,思想亦有锋芒。常常也说出精辟的句子。比如一卷三号余上沅的《易卜生的艺术》其看法与左翼文人是接近的。文中说: 
  易卜生所创造出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浪漫的男女英雄,他们却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一般人。他们剧中所描写的生活自然也是日常实际生活,背景也是起居室一类的日常经见的环境。极平凡的人,在极平凡的环境里,说极平凡的话,做极平凡的事;然而在这极平凡的背后,易卜生却指点出一个也许不平凡的意象来:这是艺术家点石成金的大手腕。 
  今人看这样的描述,深以为然,这样的话难说不对,在眼光上是独到的。但左翼作家那时的批评《新月》文人,大抵是感到多为纸上谈兵,仅是把易卜生供到桌上,只会赏玩,却不懂以其生活态度对待人生。再如二卷二号上黄肇年所译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的历史研究》,陈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发展,颇有学理价值。其文是社会民主党式的风格,亦拒绝社会极端之发生,有一段话给人深刻印象: 
  我们见到的地方,马克思也许未曾见到,也许见到未能料及能有今日的重要。然而无论用哪种眼光看来,一个脑筋清楚的人,不能不承认今日社会的需求,已完全改变。应当利用国家这个机关去取消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根本觉悟把人民永远划为贫富两阶级的国家,绝对不合社会正义。我们目前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现在掌权的阶级,立志表示一处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大让步;二,若不然,那般认现今社会制度的基础者必群起而推翻之。各阶级之间。未始不可随时互相调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英国这种调和的方法,是过渡时期可能的事。 
  拉斯基的看法,是合乎《新月》同人的口吻的,基调是温和的、自由的。《新月》的许多有思想的文字。在色调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包括胡适、罗隆基诸人,深味此一色调的意义。我们读沈从文、林徽音的作品,也能嗅出温馨的气息,似乎和那些不偏不倚的理论描述共鸣着,虽然有时彼此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气质相反。《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独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与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比,似乎天真了许多,未尝不是隔靴搔痒也。 
  中国历来的文人,喜欢师宗什么,倚偎在某一精神的靠板上。谈鬼说狐,讲梦述理,自有妙处。然而看人看事,单一的态度多,复杂的眼光少。议事非此即彼,殊难以诘问之姿进入问题,往往简化对象,未能进入心灵深处。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川。但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的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当自由主义按其理念设计什么的时候,他也可能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所以在鲁迅看来,警惕自己与警惕他人同样重要。问题不在于公理的好坏,而是对恶要有恶的思维,对善要有善的办法,疗救百病的药是没有的。《新月》派文人天真而单纯,你如果进入那个团体,亦可感到彼此的暖意。但他们说梦可以,讲世故之风与人情之险,却被什么绊住了。所以鲁迅的讽刺他们,并非视其为恶人,只是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成为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左翼文化中的这种血性之迹,在旧中国的价值,并非今人想象的那么低矮。比较一下《新月》文人与其分别,会看出些什么的。 
  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那是对《新月》派的一种反省与注释,大可看出其间的问题。40年代经历了极度的黑暗后,当现实的苦难感深深地窒患着自己的时候,回想当年在《新月》里的文章,及私下与友人讥刺鲁迅的情形,有着深深的内疚。他忽地发现了象牙塔里的人精神上的浅,对世界认知之简单可笑。他说: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 
  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一个曾在《新月》社当红的学人,后来转而看到当年的窘态,总是让人感动的。闻一多的话,不仅是对书斋中的人的警示,也是对同仁们旧梦的一次颠覆。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被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的,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新月》人的后来的各自东西,便是现实的苦难所使然。对于当下生活,儒雅清高的文人君子,大多还是交了白卷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 
张学良读明史
王充闾 
  一 
   
  许多政治家都喜欢历史,张学良将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对明代的历史,他情有独钟,而且十分熟悉。 
  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起码是从1937年他被“监管”开始,直到1955年信奉基督教为止,十数年间,无论是奔走道途,流离颠沛,还是羁身孤岛,闷对幽窗,他都没有放弃对明代史书的研读。他被押解到台湾之后不久,曾托人捎信给在内地的大姐首芳,说他“眼睛花了,小字书看不大清楚”,请她在北平或者西安“买一部大字本《明史》,打箱寄来,千万别叫它受湿、污损”。信中还特意嘱咐:“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面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一碰就破的。” 
  一次,他给朋友写信。说: 
  光阴如流水,转瞬已是十易寒暑。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 
  实在读了一些书,并且对于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喜 
  欢治史,尤其爱读变乱时期的历史。 
  这个期间,有关明代的史迹,成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题。在同一位故人谈心时,他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 
  官吏和带兵军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 
  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其时,大陆这边内战烽火高燃,国民党正调兵遣将,气势汹汹,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 
  读明史,他往往侧重于人物的考究。对于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和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他十分钦慕。心想,这两位民族英雄都是在三十几岁的青壮年时期,就为国家统一建立了丰功伟业;可是,自己……思来想去,常常憾恨交加,终夜无眠。而对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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