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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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
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
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 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
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
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
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
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
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
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
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
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
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厂’
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
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
禅： “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
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
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
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
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
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
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
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
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
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
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
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
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
有点像是亵读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
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
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
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
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
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
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
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
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
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
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
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
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
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
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
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
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
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
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
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
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
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
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
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
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
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
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
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
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
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
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
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
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
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
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
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
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
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
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
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
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
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
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
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
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
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
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
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
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
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
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
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
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
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
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
那些诸如 “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
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
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
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
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
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
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
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
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
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
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
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
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
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
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
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
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
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
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
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
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
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
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
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
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
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
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
同伙”也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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