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
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
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
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
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
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
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
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
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
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
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
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
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
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
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
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卅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
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
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
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
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
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
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
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
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
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
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
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
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
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
守成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
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
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
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
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
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
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
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2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
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
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
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
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
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
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作作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
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
这时古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
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
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
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
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
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
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
　　“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
‘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
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
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
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
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
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
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
来，起草安德罗波大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
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
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
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
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
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
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
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
曲了，要么被删去了。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
大家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
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
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
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
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
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
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
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
部。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
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
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
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
群厚颜无耻之徒。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作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
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
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
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
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宏，天赋极高，
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
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
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
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
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
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
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
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
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
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作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
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
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
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
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
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
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
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
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
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
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
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