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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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
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
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
《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
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
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
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
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
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
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　　一个人的时候，我开
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
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
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
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
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
甘休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
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
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
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
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
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
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
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
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
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
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
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
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
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
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
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
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
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
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
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
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
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　　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
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
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忿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
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　的一切
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1988年底我
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
　　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
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
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
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
观主义者。当1989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
“即将来临的一年不会许诺将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不
少。我们要看到，今天应当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千万不可耍花招，玩小聪明，逃
避困难，苟且偷安。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许诺会有‘天赐食物’降临；我们知道，
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但选择已经作出，改革的航程已经
绘定。苏联人民是支持改革的，这正是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将愈加信心百倍地加速前
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家庭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
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
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
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
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
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
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
气和所谓　　“莫斯科外省主义”　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
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
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
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　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
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
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
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
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
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
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
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
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
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
里。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
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
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
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
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
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到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
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
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
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
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
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　妻子、母亲、
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
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
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
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
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
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
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
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
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
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
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
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
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
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
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
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
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
‘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
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　　“那又怎么样啦？”
“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
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
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
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
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
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