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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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
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
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
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
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
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
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
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
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
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
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
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
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
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
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
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
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
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
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
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
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
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
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
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
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
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
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
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
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
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
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
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
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
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
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
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
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
“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
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
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
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
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
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
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
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
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
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
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
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
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
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
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
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
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
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
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
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
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
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
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
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
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
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
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
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
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
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
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
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
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
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
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
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
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
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
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
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
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
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
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
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
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
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
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
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
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
间。作者注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
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
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
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
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
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
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
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