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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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
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
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
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
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时不时被会场里的喧
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
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作出牺牲、
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
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
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
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
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
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
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
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
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
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
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
原教旨主义分子胸怀要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成功地
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
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
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
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
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
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
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
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
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
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
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
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
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
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
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
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
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
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
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
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
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
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
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
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在和同事们议论。
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
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
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
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
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
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
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
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
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
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
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当谈到在改革的主要方向上下一步该怎样做的时候，我提出要把经济改革战略
摆到首位。我说：“我国的全部历史证明，通过对指令性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
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是毫无成效的。如果硬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会把国家搞
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
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
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
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宣布打算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事使人民感到恐慌。市场是以商品货架空无一物和
物价昂贵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从价格开始不是办法，不改革价格形成，也就
无所谓市场了。总之，我们要扭转这个印象，并在9月份以前向最高苏维埃、向社会
提出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以便让它们确定立场，并作出选择。”对于改造党而言，
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中写上仍然忠于老的观点，那么一切就
都到位了。到什么位呢？我们不是又要回到我们60多年来一直呆着的那个老地方了
吗？那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
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
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
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
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
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
加到共同雉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范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
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
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
　　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
式，这将是我们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把经典作家创作的一切
变成例行的简明教程，看来，有人对此感到遗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它对于改
革、对于社会都极其有害。”
　　坦率地说，我对于这些话能受到掌声欢迎感到高兴。这说明，人们已开始思考，
开始怀疑那些原以为不容怀疑的基本原则了，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制于仅仅享用一份
可怜的精神口粮了。
　　我还不得不出来维护我国的对外政策，当时原教旨主义者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
指责领导“丢失了”东欧（就好像那是我们的殖民地一样！），在西方国家面前
“屈膝投降”，还“出卖了”阿富汗。其实，“维护”这个词用得未必合适。我是
竭力想证实，只有顽固不化的“鹰派人物”才会咒骂能够结束国家的超军国主义化，
使世界摆脱掉核毁灭，为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创造前提
的方针。
　　我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党和政权。“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
政治力量所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反对派，深表忧虑。这可是实际情
况。如果党的干部仍然打算回复到过去那种可以从中央得到管理一个区。一个市、
一个州、一个共和国的委任状，不管你工作得如何、人们对你有何想法，你都可以
在这个岗位呆上一辈子的时代，那就不会有任何向好的转折。昨天是无论如何拉不
回来的了，而且无论怎样的专制（如果有谁脑子里还有这种梦中般的想法的话）也
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
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
赢得执政党地位而工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同非党代表合作，同其他真正
关心国家命运的、法律上承认的政治流派的代表合作。要同宗派主义情绪、同这一
垄断彻底决裂，并从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根除这些东西。”我以
这一思想结束了我的发言。
　　宣布中间休息。我刚从讲台上下来，代表们就把我围住了：有人想跟我谈谈印
象，有人急于利用机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人就只是想让我记住他。所有这
一切都是人性自然的表露。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要求进行简短的采访。我摆脱羁绊
之后进了休息室，政治局全体人员都已聚集在大桌子旁。大家纷纷表示祝贺，真诚
的程度参差不齐。我记得很清楚，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利加乔夫的嘉许。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天情绪极好。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
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
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
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
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
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
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
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
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
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
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
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
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
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
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
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
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
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
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
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
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组成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
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
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
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
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
我还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