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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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连连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宿舍。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灯火。他经常说，如果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的话，文学则完善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一带的人民反对封建习俗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媛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指出过这个作品的不足之处，说缺乏锐利性。
　　尚钺先生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不成熟，在30年代创作出像《预谋》那样在思想和艺术上精练的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这部长篇小说，由当时在云南省出版的杂志上连载。在80年代，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了《预谋》。
　　除了《预谋》、《斧背集》外，尚钺先生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矛》、《狗的问题》向读者献礼。他虽然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刻也没有中断作家的思考。
　　起初他想引导我走文学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部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
　　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锁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
　　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还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看作是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的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后来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来到毓文中学。就农民问题交流了看法之后，我常常同尚钺先生谈论政治问题。当时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政治论争开展得很活跃。中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朝鲜也处于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所以，可以引起论争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在朝鲜青年中，围绕着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的问题，开展激烈论争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学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给予绝对肯定的意义。
　　我问尚钺先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安重根的做法当然是爱国的，不过，斗争方法却是冒险主义的。他的这一回答，和我的想法相一致。我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用处决大军阀的一两个走狗的恐怖方法是绝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
　　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
　　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由于他的思想的进步性、对后代教育的高度负责、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与历史的渊博知识，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们，对此感到非常不顺眼，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破坏尚钺先生的教师权威。受尚钺先生庇护和支持的学生，也成为他们陷害和嫉妒的对象。
　　一个姓冯的教员威胁李光汉校长，要他开除朝鲜学生；姓马的体育主任企图造成反对我的舆论，说什么朝鲜学生敌视中国教员。
　　每当这时，尚钺先生都保护了我。
　　英语教员也敌视向往新思想潮流的学生。他是一个崇洋思想渗入了骨髓的人。他看不起东方人，以至说什么西洋人吃东西不出声，中国人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是未开化的表现。他自己是中国人，却仿效西洋人。
　　就东方人的后进，他说了太多的卑鄙的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在食堂值班那天，特意做了汤面，请教师们到食堂吃。这天吃饭时间，因为大家都吃热汤面，食堂内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那个英语教员也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吃汤面。学生们看着那教员用嘴吹着费力地吃面，哄堂大笑。英语教员看出学生们为了整自己，特意做了汤面，便红着脸溜出食堂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说污辱东方人的话了。因为这位教员崇洋思想太严重，学生们都不愿意听英语课。
　　进入1929年，反动教员对尚钺先生的压力更加严重了。
　　有一次尚钺先生宣传，体育越大众化越好，这比以选手为主要好。这是针对选手们独占操场上的篮球场的现象说的。一群品质恶劣的选手为此感到不满，放学后成群地扑向由学校回宿舍的尚钺先生，企图施加暴行。
　　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一顿后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罗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一带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做祖国和民众的好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论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的情况。可惜，同先生的会晤到底未能实现。对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钺先生的大女儿尚佳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于1989年访问了我国。1990年，三女儿尚晓媛来我国见了我，她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我从他的两个女儿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难道因为民族不同，连感情也会变吗？人的感情是超越肤色、语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学的校园在旁边的话，我就可以摘下满满一把在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送给她们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喜爱的花。尚钺先生和我常常在这花树下会面。”
　　尚钺先生离开吉林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宁夏、延安等地忘我地从事过党务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写作。听说，有一个时期他还在满洲省党委当过秘书长。
　　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中国的亲密邻邦、我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珍藏着国际主义的感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尚钺先生的遗骸安葬在北京八主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一个人能有一位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三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由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秘密读书小组成员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了迅速的传播，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随之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先进思想使他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任务。
　　我们在继续进行青年学生意识化工作的同时，还吸收他们参加了各种组织。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更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才能更迅速地培养骨干力量。
　　我的革命活动，是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我们之所以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搞革命活动，并且那么重视青年学生运动，固然是因为我当时是个学生，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运动在实现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马列主义理论把青年学生运动的作用比做桥梁作用。换句话说，青年学生运动起着传播先进思想，唤醒群众，推动并引导群众投入革命运动的桥梁作用。我们也肯定了这一理论。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我们对青年学生作用的看法和立场，发生了质变。
　　我们突破了从前那种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是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旧观点，首先认定青年学生在革命斗争中是一支堂堂的主力。这是为青年学生运动所走过来的历程所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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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一人民起义、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光州学生事件等解放前在我国反日爱国斗争中成为高峰的主要历史事件中，青年学生一向站在最前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依靠青年的力量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历史，也以青年学生为骨干，进行了历时15个春秋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今天的我国革命中，青年学生仍然起着突击队的作用。
　　在南朝鲜的革命中，也可以说它的主力是青年学生。四·一九人民起义的催生婆是青年学生，光州人民抗争（1980年）的主角也是青年学生，打倒了“第五共和国”政权的六月抗争的旗手也是青年学生。
　　在中国人视为新民主主义运动开端的五·四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也是青年学生，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开辟人类从未走过的亘古未有的道路，不断创造新经验的朝鲜人民的丰富而漫长的斗争历史证明，从前那种认为青年学生还不配做一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