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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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才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不同一般的建筑样式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怕。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探监室，连一线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这很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他脸上、脖子上、手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字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父亲对看守连理都不理，只是朝我从容他说着话。声音也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了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家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他这是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那坚贞不屈的姿态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探监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作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
　　真是万幸，警察的黑手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看我父亲。在封建观念还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大吃一惊，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看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刻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毒狠。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我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身受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儿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没看到过他们把无辜的人，打得那么伤痕累累。
　　我在那时看到的父亲身上的累累伤痕，在我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海。那次探监时所受的冲击，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1918年秋，父亲刑满出狱。大叔和祖父抬着担架到监狱去接他，邻居们都聚集在从松山里到万景台的路口等他。
　　父亲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很困难。他很吃力地走出了狱门。
　　祖父见此情景，对敌人深恶痛绝。他叫父亲躺在担架上。可是父亲对他说：“我要自己走着回去。我还没断气，怎么能在敌人眼前，叫人抬回去呢？
　　我要让敌人看着我自己走回去。”说着，他毅然迈开了脚步。
　　回到家后，父亲把叔叔们叫到跟前，说了这样的话：
　　“我在坐牢时下了决心，就是水也要多喝一口，一定要活着出去，斗争到底。这世上最坏的就是日本鬼子，怎能饶了他们呢！亨禄，亨权，你们也要跟日本鬼子斗。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讨还血债。”我听着父亲的话，决心将来跟着父亲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拼个死活。
　　父亲一面躺着养伤，一面读书。
　　父亲的姑父金承铰会治眼病，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他家补养身体，同时继续攻读他在牢里开始学的医学。他回来时，带来了很多好医学书籍。父亲早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就在他姑父家学过医术，也读了许多医书。
　　父亲可能是在坐牢时就决心改换表面上的职业，弃教从医的。
　　父亲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到平安北道一带去了。他决心恢复被破坏的朝鲜国民会组织。祖父鼓励父亲说，一旦下了决心，就不要屈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付诸实现。
　　父亲在离开家乡时留下了一首诗，《南山青松》。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屈的斗争，一定要给三千里锦绣江山带来独立的新春。这是父亲的坚定信念。
　　三“独立万岁”的回音
　　寒冷的冬天，父亲离开了家。
　　我焦躁不安地盼着春天的到来。对我们缺吃少穿的穷人来说，寒冷也是一个大敌。
　　天气刚开始转暖，祖母就念叨着曾孙的生日，我的生日正值于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北方的父亲可以少受点寒冷了，祖母发愁的是，在春荒季节，家家没粮，怎样给我过生日才让我高兴。
　　在我们家里，一到我的生日，尽管是断粮季节，也想办法给我的饭桌上摆一碗大米饭和虾酱加鸡蛋炒的菜。连粥都喝不饱的我们家，能给我一个鸡蛋吃，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佳肴了。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我没有期待过什么生日。父亲被捕一事使我受了刺激，现在我又一直挂念着远方的父亲。
　　父亲离家不久，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十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断统治”下，受尽欺凌与残酷虐待的朝鲜民族多年怒火的爆发。
　　合并后的十年，是中世纪式的恐怖政治把朝鲜变成一个大监狱的十年；是我们的民族在倭寇的刀光剑影中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和财富，呻吟在巨大痛苦中的苦难深重的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和饥饿的时代。
　　我们的民族对于这种黑暗与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开展秘密结社运动、独立军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不断地积蓄力量，终于奋然站起来举行了起义。
　　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爱国师生主导，周密地计划，并推进了三·一人民起义。通过甲申政变、卫正斥邪运动、甲午农民战争、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和义兵斗争，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连绵不断地继承和升华起来，终于大声呐喊着自主独立的口号，爆发了火山一样的起义。
　　1919年3月1日，在平壤，起义以正午12时的钟声为信号，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将台岗上的崇德女校运动场上，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庄严地宣布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的口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一开进大街，就有几万名群众汇合进来。
　　万景台和七谷的人民群众，也排成队伍拥向了平壤。我们一家人，天刚亮就吃了早饭，都参加了高呼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刚开始时只有几百人的队伍，一路上增加到好几千人。群众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朝普通门方向前进。
　　当时只有七周岁的我，也穿着破草鞋，夹在示威队伍里，喊着口号走到了普通门。我跟不上怒涛一般拥向城里的队伍，尤其是破草鞋趿趿拉拉的很碍走路，于是干脆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跑步跟上了队伍。大人们喊独立万岁，我也跟着喊。
　　敌人出动骑警队和军队，到处镇压群众，用刀砍，用枪打。好多人牺牲了。
　　尽管这样，群众依然不畏强暴，坚决抵抗，与敌人拼杀。在普通门前，也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
　　这一天，是我头一次看到人杀人的一天，是头一次目睹到我们民族流血的一天。我幼小的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日落天黑以后，村里的人们都举着火炬，爬上万景峰，再次吹响了号角，敲响了锣鼓，喊出了“独立万岁！”
　　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我也一直同亨福姑母一道，跟着母亲登上万景峰喊“万岁”，很晚才下山。母亲每次都给群众送水和作火炬用的麻秆，忙得不可开交。
　　在汉城，也有几十万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连前来加入高宗皇帝葬礼的地方农民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总督长谷川为了镇压群众的示威，甚至出动了驻龙山的第20师团的兵力。他们用刀砍杀，用枪射杀，野蛮地屠杀示威群众。汉城市街霎时间变成了一片血泊。
　　但是，示威群众仍然向前进，前一排倒下了，第二排上去；第二排倒下了，下一排再上去。前仆后继，开展了英勇的斗争。
　　地方人民也都没有为敌人野蛮的武力镇压所屈服，同敌人进行了浴血的英勇斗争。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拿着国旗的右臂被砍断了，就用左手举起了国旗，左臂又被砍断，再也不能举旗了，但她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继续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军警见此情景，都吓破了胆。
　　以汉城和平壤的示威为开端的起义，到3月中旬席卷了全国13个道，义波及到满洲、上海、滨海省、夏威夷等海外的朝鲜同胞，发展成了全民族的抗争。那时候，凡是有民族尊严的朝鲜人，不问职业和信仰的差别，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连家门都不敢随便出去的普通家庭妇女，甚至最卑贱最受蔑视和欺凌的妓女，也都结成队伍参加了示威。
　　起义后一两个月来，独立万岁的呼声仍震撼全国。以至春去夏来，气势才开始慢慢低落下来。
　　许多人原以为，喊几个月万岁，继续扩大声势，敌人就会改变想法，撤出朝鲜去。但是错了。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会为这一点反抗而乖乖放弃朝鲜的。
　　为了鲸吞朝鲜，日本光是大的战争就打了三次。
　　早在400年前，丰臣秀吉的部下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就率领几十万大军侵入我国，燃起了战火。历史上称为“王辰倭乱”。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经过“明治维新”，走上改革的道路之后，最先提出的是“征韩论”。所谓“证韩论”，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日本的繁荣和天皇国家的威力，用武力征服朝鲜的侵略主张。由于日本政界和军界内部的意见不一致，“征韩论”在当时未能付诸实行。但“征韩论”者们举行叛乱，进行了半年以上的国内战争。
　　据说，那时这样反对天皇政府，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征韩论”者的头目西乡隆盛的铜像，居然至今还矗立在日本。
　　为了吞并朝鲜，日本既同中国打仗，也同俄国打过仗。美国和英国给日本作后盾。
　　日本军阀有多么狠毒，可从下例事实略知一斑。
　　俄日战争时指挥旅顺战斗的是乃木。他攻占203高地时，是从山下到山顶堆起尸体当作阶梯攻上去的。据说，旅顺的白玉山祠堂里埋有2。5万多具尸体，而这只是当时死者的一部分。
　　日本付出莫大的牺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既未能吃掉西伯利亚，也未能吞掉满洲。当乃木回国的时候，那些上了他的当，冤枉地变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日本人，窝着一肚子火，拥到码头，想对乃木报复泄愤。
　　可是，他们看到走下船来的乃木，胸前吊着三个骨灰盒，便都缄默不语了。原来，乃木自己也在这场战争中失掉了他所有的三个儿子。
　　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是属实的，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乖乖地放弃朝鲜的。
　　然而领导了三·一起义的上层人物忘却了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开始就不顾我国人民高昂的斗争气势，把运动的性质规定为非暴力的运动，仅拟出《独立宣言书》，向国内外阐明朝鲜民族争取独立的意志，就算完事了。他们并不希望运动进一步扩大，转化为由民众主导的群众性斗争。
　　民族运动的部分领导人，甚至想用“请愿”的方法实现朝鲜的独立。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一问世，他们就抱着美国等协约国代表也许会在巴黎和会上作出朝鲜独立的决议这样一种荒诞的幻想，开展了不体面的请愿运动。金奎植等几个人，还带着《独立请愿书》，走访列强代表的住处，向他们呼吁过，哀求过。
　　但是，协约国的代表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佯分赃才能分得更多一些，根本不把朝鲜问题放在眼里。
　　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人物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民族自决论”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扼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力，由自己支配全世界而抛出的伪善的口号。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族自决”这一骗人的口号，从内部瓦解多民族国家苏联，并且使弱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无法团结，以挑拨离间牺牲战败国，占领其领土。
　　早在20世纪初，就通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是万万不会支持朝鲜独立的。历史从未记载过大国同情小国，大国赐予弱小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先例。一个民族的主权，只有依靠本民族自己的有主体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争取井保持住。这是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在俄日战争时期和朴次茅斯和会时期，高宗皇帝曾派密使赴美，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请求协助维持朝鲜独立。但是，美国为使日本在俄日战争中取胜而不惜给予日本以各种支援。在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朴次茅斯和会上，为了使会谈结果有利于日本，美国又千方百计地协助了日本。罗斯福总统借口高宗皇帝的密书不是正式公文，未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