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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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化装几次，到处去找那些与组织有过联系的人。吉林市的火车站、城门和各岔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在街上到处乱窜，搜索朝鲜革命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趋于衰亡，所以敌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时那样追寻独立军老头儿们，而到处设网，企图捉拿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
　　曾以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而沸腾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想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悲痛。
　　同志们跟我分手的时候，劝我说，到了吉林市决不要久留，要马上到海龙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离开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为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心那么轻易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没有为革命受苦，甚至坐过牢，那么，对这个城市也许不这样留恋。越是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热爱，这是人之常情。
　　幸亏我遇到一个做过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几个组织成员的下落。我把他们叫到一块，指示他们不要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成员，吉林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合法组织，也要暂时转入地下。
　　我们还讨论了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然后对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复革命组织的任务，把他们派到各自的活动地点去。
　　我也决心离开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东满方面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龙方面去，在中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然后到一些遭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动的后果。我估计，到了海龙和清原，可以同卡伦会议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崔昌杰取得联系，和他一起开辟去南满的通路。这一地带和柳河是崔昌杰的活动地区。
　　崔昌杰来往于柳河、海龙和清原一带，正在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正经受着巨大的阵痛。加上八·一暴动余波的冲击，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了破坏。
　　海龙和清原之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吉林时期的中国同学。初建游击队时，他曾在我们部队，南满远征后他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时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顺利地闯过这个危险关头。
　　我离开吉林那天，有几个女同志到车站为我送行。因为她们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安全地上了车。当时，军阀以为绅士家的人是不会搞共产主义运动的。
　　那时，我没有在吉林本站上车，而到警戒不严的市郊车站上车。不料在车上我遇见了张蔚华。
　　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份，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全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站台和检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
　　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愣愣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
　　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翁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但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幸。
　　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当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
　　”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因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如果我实在没办法，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好吗。“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驱，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驱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作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要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韩英爱，并通过她同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在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宿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但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部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了。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
　　”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