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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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使我成长的特殊滋养品。
四从他乡到异乡
因为父亲经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虽然要同祖父、祖母以及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小不大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做的事，祖父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禁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安慰显得怅然的祖父，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在廊台上帮祖父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索绕在我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既使到远处去，也不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回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下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上美好日子的，你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出走了又把这一大家子的重担托给了你，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些话。爹、娘有我瞻养。你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理想吧。我在这里等待那天的到来。”
我看着他们分手，心里不禁悲伤起来。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异国他乡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祖父和祖母，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搬到远处的他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是有一点倒觉得挺好，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再把父亲抓走。当时我不懂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沟，就不会有监狱，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队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一些碗筷的包裹和父亲背的一个行李包。搬到烽火里的时候，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担心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峻的体力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的500里地，多半是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裹，加上草鞋已破，脚上起了泡，吃了很多苦。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父亲说，无论是哪里，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领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们的学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订《乙已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迁移到这里来住。他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外，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医院，以此为据点，更积极地开展反日斗争。有了医生这个身份就很容易伪装自己，免受敌人监视，又可以较自由地和人们接触。
我们在康基洛开的客店住下了。
康基洛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最清静、干净的屋子。我父亲在出狱后，到北间岛去过，回来时，在中江呆过一些日子，那时他就住过这个房间。
康基洛挂出客店牌子，同时开设牙科门诊和照相馆，他就这样在中江打下了基础，当我父亲在国内时，他负责朝鲜国民会的国外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当我父亲在国外时，他就负责朝鲜国民会国内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
我父亲通过这个客店，同在临江、长白、中江、碧潼、昌城、楚山等鸭绿江流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国内外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
康基洛是中江有名的人物，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厅。他通过官厅搜集到的敌情材料对我父亲的活动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帮父亲放哨，又帮助到客店来的独立运动者干点活，还去中上、中德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中江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同比我身材高大的日本孩子摔交，把他撩倒在地。那时，我一见欺负朝鲜孩子的日本孩子就绝不放过。客店老板的一家人都怕这件事惹祸。可是，我父亲却说，在小看朝鲜人的家伙面前绝不要低头，他这样为我鼓劲。
这个时期，中江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接连不断地发生散发传单、罢课、处决极恶走狗的事。
敌人认为中江发生的事情与我父亲有关。中江警察署根据平安南道警务部发来的通报，把我父亲登记为“不逞鲜人”、“特号甲种监视对象”，并严加监视，康基洛在事务所看到，户籍簿上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了红杠。他告诉父亲说，警察已经把金先生定为逮捕对象，为了安全要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有一个巡警说露了嘴，中江警察署要逮捕我父亲。父亲又不能在中江呆下去了。
我们只好再背上行李离开寒风凛冽的祖国北端，渡到异国的土地上去。
从中江向北走出一步，就是中国的土地。从中德渡口坐上渡船渡过鸭绿江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涌。离开中江，是第四次搬家了。本来，中江是个人地两生的地方，感到凄楚，可现在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就觉得这里是和家乡一样亲切的地方了。不管怎么说，中江到底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给我唱摇篮曲，为我荡秋千的地方是万景台，中江和烽火里一样，它使我领略到朝鲜无论到哪里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监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我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南飞去。看着那些鸟，我心里更觉得凄然。
离开中江去中国的这一程路，对母亲来说，是永远离别祖国的旅程。弟弟哲柱此去以后，也没能再回到祖国来。
人生一世，要经受种种可悲的事，可是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国家的沦亡，作为亡国奴离开祖国，这时的悲伤是无可比喻的。背井离乡的悲伤再深切也比不上离开祖国的悲伤，如果把故乡比作亲娘，把客乡比作后娘，那么比客乡生疏几倍的外国，应该比做什么呢？
一想到要到既没人要我们去，也没有人迎接我们，而且连语言也不通的外国去生活，这对于年小的我来说，的确是感到茫然，眼前发黑的事情。可是为了实现父亲要光复祖国的意志，我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祖国的悲痛。
艄工感叹地说，到满洲去的移民越来越多，不知为什么朝鲜人的身世变得这般可怜！
我父亲说，就这样离弃门前沃田，奔向海外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呢！
在亡国之前，这个国度的百姓也曾因为无法糊口、成群地到满洲和西伯利亚荒山野地去。失去了生存权的百姓冒着遭酷刑的危险，拼命逃出了这块土地。移民的人群还流向遥远的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各国。“四季如春，花开满园，只要撒上种，百谷自然丰登，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不过三年就能成为财主。”农夫和打零工的人，听信了这类甜言蜜语，远渡太平洋到美洲大陆去了。但他们受到的却是野蛮的待遇，有的到饭馆子或财主家当听差，有的在烈日曝晒的农场做非人的苦役。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个具有国号的祖国。
国家沦亡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夺去农田，于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沦落到人地两生的满洲荒野里。
在世代相传的祖宗的土地上，那些梦想一本万利的日本财主和巨商，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而把这块土地变成肥田沃上的主人，却被他们撵到异国他乡去流浪。难怪人们把失去国权的百姓的身世比做一片落叶或路旁的小石头。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往日流浪民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母曾经遗弃的这块祖宗的土地上来。每当我见到那些侨胞，我就回忆起那时在鸭绿江畔看到的流浪民的情景。
到了临江，一切都显得生疏，不如意。可是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见不①
到几个日本鬼子，临江是中国奉天省东边道的边疆商业城，又是一个通向我国和南北满的交通要地。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公然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土地上去。因此，他们只是暗地里派出特务去威胁独立运动者。由此可见，临江比中江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一到临江，父亲就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了我半年多中国话，然后就把我送进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我入这个学校后，开始正式学中文。后来，又在八道沟小学和抚松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
我从年轻时中文就能运用自如，可以说这完全归功于父亲。
我父亲为什么那么急于让我学中国话，又让我上中国学校读书，当时我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出于“志远”思想的先见之明，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
老实说，我们的斗争舞台大部分是在满洲地区。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穿上中国衣裳到街上去，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那些像猎犬一样嗅觉灵敏的日本密探和满洲警察也辨别不出我是朝鲜人。总之，我学了中文，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父亲通过早已相识的卢京斗，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医院。腾出一间屋子做了药房兼治疗室，在外面墙上挂了“顺川医院”的大牌子。在房间里挂上了圣佛兰士医专的毕业证书。我想，那是在离开平壤之前，托一位朋友弄到手的。
没过几个月，父亲做医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了。他读了几本医学书籍，就开始了临床实践。他被称为名医，靠的不是医术，而是仁术。他无论到哪里，最珍视人。父亲对失去了国家，背井离乡，到异国来过悲惨生活的朝鲜同胞，非常体贴，尽力照顾。到顺川医院看病的人，有不少是空手来，或者只拿着一点点钱来。他们为药钱发愁，父亲就说，要掏钱就等国家独立后再掏钱也不晚。他还安慰他们说，现在咱们来到外国，过着穷日子，但不久总有一天会光复祖国，重新渡过鸭绿江回去的。
在临江时，我们家和在烽火里时一样，总是宾客盈门。其中，大部分是反日运动者，并不只是病人。
大舅康晋锡来到临江组织白山武士团，也就是这个时期。白山武土团是以平安道一带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白山”的意思是白头山。
当时，住在满洲的朝鲜先觉们，非常珍视“白山”这个名称，他们给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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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县：成立于1902年，属于奉天省东边道。1929年至1931年改为辽宁省临江具。1932年初至12月，又属于奉天省。1932年12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37年改为通化省临江县。1945年8月，即光复以后，改属于安东省通化地区。1946年5月，改为辽宁省临江县。1948年9月，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49年4月，再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