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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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指出的这个附带条件，使我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既没有可作后方的国家，也没有正规军的朝鲜的实际情况之下，打游击战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谁也不能下结论的未知数。这一点成了在我们当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我们的周围，接连发生了推动革命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投降主义心怀不满的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接二连三地举行了兵变。
王德林、唐聚伍、李杜他们都没有跟张学良跑，都叛离了原东北军。连马占山那样的将军也举行兵变，疾呼抗日了。以这些人物为主轴，在满洲各地出现了反日部队，开始展开了救国军运动。
这种形势给有志于武装斗争的我们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强调说，武装斗争形式中，历来有正规战和游击战，正规战为主导，游击战则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种。
依我个人的看法，游击战更适合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可能打正规战的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惯例，应把游击战作为主导的斗争形式。
“变化无穷的游击战，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基本武装斗争形式。我们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以正规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以军事技术上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去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交战，因此必须采用变化无穷的游击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只见过张学良的军阀军队、独立军或日本军的青年们，根本想象不出游击队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们说明了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差别。还说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就要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灵活的配合作战、奇袭战、埋伏战、政治活动、政治工作、生产活动等，军事、政治、经济活动都要搞。为此，就要组织一支在作战中能够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游击队。
有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说明后，提出疑问说，用那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能战胜敌人吗？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又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用游击队那样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用坦克、大炮、飞机等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大军吗？
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难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
我们用那么几支枪，竟敢同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对抗，会不会成为世人的笑话？义兵、独立军、张学良的30万大军在日军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于风烛的命运，而我们靠什么打赢敌人呢？我们有国家政权吗？有领土吗？有财富吗？
我对他们说：
“我们是国家政权、领土、资源全被夺去的亡国奴的儿子。现在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过着寄居生活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但是，我们要毫不踌躇地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挑战了。靠什么？我们下了靠人民抗战的决心。人民就是国家，人民就是后方，人民就是正规军。一旦开始打起来，全体人民会变成士兵站起来的。因此，我们将开展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人民战争。”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就以游击战为主，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游击战，是一种既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又能从政治和军事上沉重打击敌人，并能用较少的力量去消灭数量和技术上都占优势的敌人的武装斗争方式。我们确信，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援助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用游击战的方式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就能打败敌人。
当别人都把游击战当做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的时候，我们则把它确定为基本的斗争形式，并把它作为方针通过，这是符合我们实际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决定。
关于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又讨论了贯彻这一决定的途径。
首先提出了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当时我们讨论决定：开始时，各地方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在武装它的同时，逐步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第一阶段，建立游击大队，逐渐把它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紧接着讨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途径问题。
讨论从组织游击队问题转到建立根据地问题。组织反日游击队后，它的活动基地应该设在哪里？设在山里，设在城市里，还是设在农村？再说，在朝鲜和满洲都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游击战的基地设在国内，还是设在满洲？就这些问题，大家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无论什么军队都必须有支撑点，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常识。
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所以，要有一个可以在战斗后安全地进行休整，补充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治疗伤员的根据地，这样才能长期地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在组织游击队的同时，还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根据地。
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在群众基础好，物质保障条件也好，地形又有利的间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满洲大陆幅员广大，敌人的统治机构密度比朝鲜稀疏，眼下先在间岛设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再到国内去占据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狼林山脉。
根据地应以敌人统治不到的解放区形式为主，而且必须设在便于进行国内作战，又便于得到祖国人民支援的豆满江沿岸的山区。豆满江沿岸，有不少物质保障条件好，地形易守难攻的山村。
开始选定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时，李光、吴彬、金日焕等许多同志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渔郎村、牛腹洞、王隅沟、海兰沟、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大荒沟、烟筒砬子等天险要塞建立根据地。这些地区集结了秋收斗争后为躲避日寇的“讨伐”而逃来的革命群众，而且已经有赤卫队在保卫革命组织和人民。
讨论越深入、越具体，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为了长期经营和维持根据地，对于怎样进行农业生产，怎样经营经济，怎样建设修械所和医院，以及由谁来怎样做居民行政工作等复杂的事务问题接连提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就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问题、结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战线问题和加强党组织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切都是在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议上都制定出了方针。
这的确是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游击战战史里也找不到能够照样搬过来应用于我国革命实践的典范，因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切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根据地。
这对不得不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史无前例的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是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解决这个课题方面，如果我们教条地仿效以正规军的支援为前提，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的别国的经验，就必然会遭到不可挽回的严重失败。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运动者来见我，要求我给他谈谈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给他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他说，游击战不可能有万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波澜壮阔的创造性斗争。我们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但切不可把它绝对化，机械地采纳。
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因此，你们也要创造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斗争方法和形式来灵活运用，这就是胜利的秘诀所在。
他听了我的话，想了许多，对我说，他们的国家山区很多，可是至今没有考虑到这个特点，而去偏重于搞城市游击战。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致使成果少，损失大，今后要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山峦，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进行抵抗运动。
我们决定，会议结束后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立即着手组织游击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每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和“讨伐”而失去亲人和同志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痛心地捶胸顿足，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军队呀！我们终于盼来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装力量即将诞生的时刻。青年们一齐站起来唱了《革命歌》和《国际歌》，以那庄重的旋律向亲爱的祖国和革命宣誓。
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明月沟会议。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一带的朝中人民的友谊和朝中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重长荣一再请求在东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朝鲜同志作重要发言。
我以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中心，用中国话和朝鲜话相交替作了鼓动性演说。演说中谈到了我们关于武装队伍的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构想。
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组织游击队问题、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无论对哪个问题，他们和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从那时开始，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1931年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揭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给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果说在卡伦会议上，朝鲜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最高阶段－－武装斗争阶段的思想得到了确认，那么在明月沟会议上，这个思想再一次地得到了确认，并在“以武装对抗武装，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口号下，正式宣布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规定游击战方向的战略及策略原则的骨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无穷的武装斗争的作战方法。
明月沟会议结束后，我和童长荣在白岩下面交谈，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
记得大概就在那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被监禁在大连监狱的金利甲的情况，听到了在纺织厂做工。同时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顾在狱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长荣说，东满不只是居民构成，而且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中，大多数都是朝鲜同志。他还托付我代表朝鲜同志多帮助他的工作：
“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不管日本怎样挑拨离间，两国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见。
特委今后将特别关注做朝鲜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给予帮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要求。
“对两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一点请放心。朝中人民之间产生的一时的猜忌，将被游击战争的枪声清除干净。”我们笑着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
后来，我和童长荣多次回顾了这一天的感受。
每当我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或会谈中，总是说30年代初，通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共同斗争，朝中友谊发展到更高阶段。他还就根基深远的朝中友谊传统，谈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充满朝中友谊热烈气氛的明月沟会议的会场，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友好情谊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友情，才是牢固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友情，经过多长的岁月也不会淡漠。
四准备血战
明月沟会议，对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结论，并要求我在这一工作中，发挥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金日成你来打头阵，不管什么事都该有个样板，有个示范嘛！”同志们用这种话来和我作别。
我在明月沟等到与会者都离去后，便和童长荣分手，去了安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安图是最适于搞游击战的地方。
正如在12月的明月沟会议上提到的，我们在组织武装队方面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着手进行对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各地组织起来的中国反日武装力量救国军的工作。因此，决定把组织的基本力量部署在安图和汪清，安图和汪清是救国军集结的中心。
我回到兴隆村，同家属一道在马春旭的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小沙河土器店沟芦苇村去，全面着手进行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小沙河是实现了组织化的村子，周围环境比兴隆村好得多。这里的地下组织很坚强，密探不敢随便进出。因为没有走狗作祟，军警也很少到这里来“讨伐”。
我们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斗争，一开始就碰上了种种军事政治方面的难题。人的问题、武器问题、教练问题、粮食问题、群众基础问题、与救国军的关系问题等都等待我们去解决。
我们认为，组织武装队伍方面，人和武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两样我们都缺乏。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懂政治、懂军事的人，具有为祖国和人民，手持武器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的青年人。
我们在一年半时间里，失去了朝鲜革命军的几乎全部骨干分子。金赫、金亨权、崔孝一、孔荣、李济宇、朴且石等革命军的主力，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狱。1931年1月，作为中队长进行活动的李钟洛，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