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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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索波特讨论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康蒂医生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和拉麦斯，和司法部，和精神病专家，法律专家的长时间讨论上，探索着希特勒提议中说的既合乎法律又合乎道德的根据。拉麦斯赞同颁布一条可以保护医生和护士从事这项计划而不受潜在犯罪指控的秘密法令。这一拖延的结果就使希特勒绕过了拉麦斯和康蒂，断然将一条口述命令记录在他的一张私人信笺上，上面有凸起的金鹰图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字样。这条命令既简单又非正统，而且大大地扩大了·无痛苦致死术”的范围：
兹授予国家官员布勒和勃兰特医学博士以全权，二人有权扩大若干专门医生之权力，当以其医疗条件能诊断出危患时，他们可让那些目前医疗水平尚不能医治的人无痛苦地死去。
阿道夫·希特勒（签字）
这项元首命令的日期被提前到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曾设想的“最初的西里西亚战争”的开始，这就难以捉摸地证实了希特勒直到最后都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德国的斗争。现在这已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一场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在这场战争进程中，德国人民将因为厮杀而变得高贵，因为清除了他们血统中的杂质而变得纯净；从布勒的官邸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假招牌的组织；从1939年10月9日起，一份份称为统计调查的表格从医生们和各医院循环回到布勒的官邸；在这些表格上分项目填写着年老体衰、犯罪精神病和非日耳曼血统的病人。然后，三人医学顾问小组就凭这些表格决定每个病人生与死。希特勒曾告诉布勒，他想不受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约束。他抵制拉麦斯要把这个程序编入帝国法律所作的一切努力，因为这样做会使更多的部长和官员知道在进行什么。
从二十年代起，希特勒就是个复兴日耳曼民族的狂热鼓吹者，对孟德尔派遗传学法律的一知半解，为他的信念提供了证据。（其实，“消极优生学”的进程是非常的缓慢：比如，如果所有活着的癫痫病人都被绝育了，那么总人口中的癫痫病发病率减少四分之一，也要三个世纪才能实现！）但是，在1929年，希特勒曾残忍地将其观点总结如下：“如果德国的出生率为每年一百万，杀掉其中的七、八千弱者，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力量上的净增。”据一些权威人士说，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有遗传性生理缺陷，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掌握政权，就以此为借口，立即制定了种族卫生学纲领；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则是个激烈的鼓吹者。1933年7月，内阁通过了第一个有关法律，从此后，报告遗传病患情况便成为医生的义务，以便使病人接受绝育。绝育和流产是“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所易于推行的一个步骤，希特勒在1939年实行了这一纲领。一位年长的达尔文主义者（阿尔弗莱德·普洛茨）一—
1933年后帝国把他晋升为教授—一在1935年指出“战争引起的反选择的结果，必须以消灭的数额来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个民族不受到污染，战场…上失去多少优秀血液，就必须除掉多少不纯的血液——明显地公然出现在辩论中的假科学辩护，为希特勒在1943年所引用。
弗立克于1934年曾起草了协助地方卫生局行动的必要法律，这个法律与在每个党的地区级组织里的种族政治学机构的现行法律并行。在同一年，巴伐利亚省卫生事务专员极力鼓吹不能只是采用绝育方针。精神病患者、低能儿以及其他智能低于常人者必须挑出来，加以灭绝。他还补充说：“这项方针在我们集中营已经开始有限度地运用。”后来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高级医务人员都要进修种族，卫生学的课程，更重要的是，1938年后，德国武装部队中的全体高级官员可能也学习了这些课程。十分巧妙地唤起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潜在的精神变态，并向他们解释了这些没有价值的怪人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特别是把令人讨厌的样品当作实验室活标本，让他们在慈善机关里吃和住。1935年6月，帝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凡有此类遗传病基因的，可令其流产。在同一年，希特勒公开告诉康蒂医生的前任，一旦战争来临，他将“着手处理无痛苦致死术问题”，因为战争造成的心理使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坏减少。但是，1938年底，希特勒才直接参与有关无痛苦致死术的制定，而且在那时，参与“安死术”的制定，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引起争议的消灭精神病人的计划。布勒的官邸曾反复向他提交痛不欲生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医生的申请，请求希特勒行使仁慈的权力，允许医生结束病人的生命而又没有刑事诉讼方面的顾虑。希特勒接到一个出生在莱比锡的盲目的畸形低能儿的父母的请求，1939年他派了勃兰特医生去给这个小孩检查，当他听到医生对这个痛苦的病症的可怕地描述之后，就授权医生让小孩“睡去”；同时，他还口授布勒和勃兰特以后凡遇到此种病例，均可用这种方法处理。一项内阁的命令终于在1939午8月通过，要求所有的助产士和护土向地方卫生所报告这种畸形新生儿的详细情况，三人一组的技术顾问审理每个病例，如果三人全同意，或以欺骗方式，或以强行手段把婴儿从父母那里拿走，悄悄地整死，尽可能使婴儿和难过的父母不感到痛苦。1939年希特勒从一个神学家（帕德博恩神学院院长拇尔教授。）那里得到保证，无须担心教堂会对无痛苦致死术从根本上提出异议。最后，约达五千儿童用这种方法被处理掉了。
在对少数人使用了“安死术”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有计划地灭绝成千上万难以负担的精神病人。既然目前正在打仗，这一切只不过是帝国要开始从事的更广泛的灭绝战役的起点。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和平提议
和平提议
希特勒的火车在波美拉尼业外面的铁路侧线上一直停到9月26日上午9时30分，然后开始了长达八小时的返回柏林的旅程。整个旅程是在沉寂中度过的。希特勒进了指挥车厢，凯特尔现在柏林，约德尔则一定是在他的私人分隔间里，因为这里只有冯·伏尔曼上校一个人，他坐在电话机近旁的惯常的位置上，正忙着给以前堆积起来的一堆文件分类，边分类边登记。火车到柏林前，希特勒几个小时没说一句话，而是惴惴不安地在摇摇摆摆的车厢里踱来踱去。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来访者。下午5点刚过，火车到达柏林的什切青车站，因事先没有通知，所以没有任何等候的人群和欢呼庆祝的场面。汽车集中调度场派汽车来接他们，希特勒及其一行几乎是偷偷地开进了帝国总理府，在他住所的大圆桌上进餐。气氛十分忧郁。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突然站起来，向其余的人道了晚安，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毫无疑问，希特勒现在正考虑下一个他必须采取的步骤：是迫使西方国家明哲保身呢，还是象对待波兰那样一定要把他们打败呢？1944年1月，他要给持怀疑态度的将军们作一次秘密报告，要说的话现在就该想好。“假如现在有人发难，问我结束战争有什么具体前景，那么我倒愿意请你回顾一下历次战争，然后告诉我，在每次大战役中，关于战役该怎样结束，曾几何时有过具体的意见，多半是连怎样指挥战役都没有个具体意见。毛奇本人写道，指望制定出个战争计划，在打了头几仗之后还适用，这是错误的。”就在这次讲演中，他还要进一步解释：“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就不能有第二个主子，而只能有他自己的判断，他自己的良心，他自己的责任感。只有这些才是我俯首听命的主子。”
陆军已经自行其事，竟于1939年9月中旬发出一道命令，把绝大多数参加战斗的师从波兰撤回，并让他们复员。凯特尔警告哈尔德将军，没有希特勒的允许，这样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希特勒听说此事时，他一下子坐得直挺挺的，叫喊起来：“我们要攻打西线，我们今年10月就要打！”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希特勒早就知道他开始了同英国的持久而艰苦的战争——即使现在波兰不再存在了，英国也不肯撤退。早在9月5日元首就指示瓦尔特·赫维尔——现里宾特洛甫的驻希特勒大本部联络官，此人1923年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和元首在兰德斯堡监狱一起度过几个月——利用一切可能的外交渠道把他在伦敦的孤独的朋友“普泽”·汉斯夫丹格尔，从由于个人的固执而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并安排他逃往德国。（希特勒和戈林在1937午2月开了一个没有击中要害的笨掘的玩笑，之后，汉斯夫丹格尔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便逃住英国。）几天之后，英国内阁宣布，英国正在准备打一场估计至少持续三年的战争，显然，这个毫不客气的声明使希特勒大为震惊，因为三周之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在完成重新装备之前，英国明显地打算拖延时间——这正是希特勒最担心的进展。9月12日晚上，他秘密地向施蒙特上校披露，波兰一被打败，他就转过头来，攻打西方，只要能够，他就一定利用西方的弱点。但是，他故意不让冯·勃劳希契将军知道他的想法。
几天以后，即14日，希特勒与他的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西壁防御工事的建筑师——商量，需要在西部找一个合适的永久性的大本营地点，因为他的特别列车很容易遭到空袭。先商定了一个地点，但是又放弃了，最后选定缪恩斯特莱菲尔附近的一个地方。希特勒向他的副官们解释，从佛兰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看，他敢断定，直到1月份天气都会有利于攻势，1月之后，5月之前，要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就将是冒失的，他承认，他并不期望以波兰的胜仗去影响西方国家，他提议再一次主动向英国提出和平建议，但他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他说，在德军陈兵于英吉利海峡之前，他不会真地期待英国接受条件。20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警告他的一个下属，一旦清楚地证明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没有可能，希特勒就计划在西方发起攻势。
9月27日，希特勒回到总理府的第二天，在一次长长的讲演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打算，使最高指挥官们大吃一惊。陆军为之不安的是：希特勒坚决主张，由于德国在武器装备和士兵方面的优势是暂时的，因此必须在1939年年底以前进攻法国，而且跟1914年一样，必须通过比利时境内，至少通过他希望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行动发生之前就能屈从的荷兰南端。希特勒解释说，他不相信比利时的忠实的中立立场，因为比利时单单沿着德比边界修筑工事，而且有迹象表明，她会允许大量聚集在其西部边境的法，英部队迅速入侵——说不定一项秘密的，会导致这种结局的军事协定在比利时和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存在。（他的这种看法是错了。）这样，鲁尔这个德国军事工业中心就要消失，战争也就完蛋了。他命令勃劳希契将军确定一个完成德国的军事集结的最早日期。因为希特勒知道勃劳希契心里是反对这个新战役的，于是就不愿和他研讨自己的决定以及估计战役的前景。他把简短的记录撕成碎片，扔进书房熊熊燃烧的炉火里，就这样结束了会议。
正如希特勒在9月29日秘密通知国家官员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那样，他打算提议召开一次大型和平会议，安排停战、复员事宜，并一揽子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如果需要，他就在西方发动攻势。他不害怕马奇诺防线。如果英国不肯接受他的主和意见，那么，他就把他们消灭掉。那天，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男爵把希特勒当他面说的话记录了下来，新的攻势可能使德国失去一百万士兵，但是敌人也失去同样数目的士兵，可是敌人却付不起这么大的代价。第二天，希特勒召集他的军团和集团军指挥官们来总理府接受他对取胜波兰所表示的谢意，这时他又把自己的理由对这些人说了一遍。
华沙终于陷落了。 9月10日以来，它就一直受德国地面炮火和空中飞机的轰炸。在波兰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城镇免遭破坏。在克拉科夫，只有火车站和飞机场被炸。但是，这并不是华沙的最后结局，希特勒怀疑华沙的司令为了修筑工事，巩固城防，反抗包围他们的德国军队而在拖延时间。到了21日就已经很清楚了，必须以强攻拿下华沙。二百名外交官被特许通过德国防线逃走，而且炮火对城里的重要煤气、电力及给水设备的轰击加剧了。25日，希特勒走访了第十，第八军团，后者为第二天开始的最后轰炸整顿好了一百五十个炮兵连。炮火猛轰华沙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一伙追随者从一个体育场的屋顶上用双筒望远镜观看。勃拉斯科维兹的最后报告说：
9月25日，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走访了华沙前线，同行的有陆军总司令和他的参谋总长。元首听取了关于第八军团的进攻计划的简要汇报，根据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