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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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
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
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
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
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
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
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
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
中共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
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
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
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
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
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
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
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
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
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
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
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
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
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
一贯的反共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
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
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
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
中国军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
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
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
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
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
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
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
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
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
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
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
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
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
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
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
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
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
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
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
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
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
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
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
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
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
陈诚总参谋长和他本人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
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忆犹新：“7月12日，我按传票指定日期，由
松冈和翻译刘季坪陪同，于9时20分到军事法庭候审。10时半，由施检察官对我作战
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我据此做了回答。
大体上似乎没有我个人的犯罪事项，法庭调查达一小时之久。其后，石庭长、施检
察官和刘翻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事后据刘翻译谈，石庭长等认为，既已成
为被告，其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往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坚决主张现寓所乃国
防部所指定，除非该部指示，断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
庭长协商，准予申请保释。”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
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他才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这就是说抗战胜利
结束已整整3年了，此敌酋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囚犯。
8月14日，军事法庭再次开庭，“9时，石庭长开始预审，约30分结束”。当冈
村走出法庭时，等候在外面的百余名中外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争相
提问，令冈村一时失措，无言以对。法庭警察一面为他开道，一面将他送进休息室。
自日停日侨遣返结束后，这一二年冈村究竟在干什么？传闻不少。所以他一露
面，记者们便紧追不舍，不从他口中问得三言两语，难以善罢干休。而他又不好把
在南京金银街4号做的事情和盘托出，所以只得支支吾吾。当他进休息室后，仍有二
三十名记者跟进去向他提问。直到10时30分左右，冈村才在宪兵、警察的护送下登
上警车，而有几名记者竟爬上去，一路向他提问，直到监狱门口方才作罢。
他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即带着随从前来监室“慰问”，称：“先生前
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
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
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
痛心为宜”。
冈村心领神会，点头称是，并表示理解中方的苦衷。
8月17日，上海各报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定于本月23日在市参议会礼堂对冈村
进行公审，有关当局届时将邀请驻沪各国外交官及各界人士参加，市民也可前来旁
听。同时还公布了审判人员和律师名单：庭长石美瑜，检察官王家媚，法官陆起、
林建鹏、张体坤、叶在增；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杨鹏、江一平、钱龙生，其中杨、江
系国防部专为冈村一案聘请的上海滩头牌律师，云云。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
临时架设的广播喇叭将公审情况传到广场上的每个人耳中。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
首先宣读起诉书。这里要交代的是，负责审理冈村案件的司法人员，当时大多年轻
气盛，还是一心想通过审理为民族伸张正义的，他们对上层军政大员与冈村之间关
系的内幕详情也知道得不多。王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时，国防部、外交部及所有政府
部门，都没有提供什么被告的具体犯罪材料，他只好抓住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桂、
柳和南宁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1个旅团长被判刑，把8个人的罪行加在被告一人
身上，以连带罪起诉。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冈村宁次西装笔挺，脸上架着金丝眼
镜，一副学者派头。按法庭通例，被告人应一直站立在围栏内，但他受到了特殊待
遇，“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
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他回答法官问题时，神情悠然；几个证人都是他任第
6方面军司令官时手下的各师团长。冈村宁次对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
避重就轻，满不在乎。他的态度激起了旁听者的愤慨。
中午休息3小时，午餐菜肴十分丰盛，使冈村和几个日本证人大为满意。
下午3时，公审继续进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师进行质问，继而由王家媚检察官宣
读有罪论证。随后，江、钱、杨3位律师与检察官进行辩论。法庭气氛从而趋向紧张
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他在受聘为冈村辩护之前，其父
曾极力反对，不想让儿子遭世人唾骂。冈村闻知后，也一度担忧这位巧舌如责的高
手出不了庭，“然而在此情况下，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
在华北任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
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去台北访问时，曾特意前往江一平家中表示感谢。而杨
鹏、钱龙生当时还在大陆，他自然是感谢不成了。
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接到南京来的电话，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
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连被
告本人也感到意外。转天24日，孙介君典狱长又来向冈村透露情况：“对先生的公
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
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得请
示蒋总统才能决定。”
说也奇怪，冈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军方领导人，
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获得“自由”，反倒是外交等部的文官们顾虑各方面的影
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有“福州才子”之誉的
石美瑜，也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还会为后人唾骂，他想辞去庭长
一职，但未获批准。
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但国民党军界大员的幕后磋商则紧
锣密鼓，这里有冈村记载为证：“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
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
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
为有利。”
“11月28日，据悉：数日前何应钦部长、秦德纯副部长、曹士7登二厅副厅长、
司法行政部长、国防部徐军法局长以及石庭长等举行会议，讨论对我的判决问题。
会上，何、曹主张无罪释放，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
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因此，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总统。”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
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
致同意”。
看来汤恩伯这次直接向蒋介石陈情，对冈村案审理的结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蒋
虽不主张重判，但对无罪释放他还是多有顾虑，经心腹爱将汤恩伯的一通劝说，终
于下定了决心。后来，汤在自己的一篇札记里洋洋得意地回忆说：“民国37年（即
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
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
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
蒋总统批准。”
冈村对汤恩伯的这段“恩德”，一直念念不忘，“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
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到日本医治胃溃疡时，
病死于东京庆应医院，日本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冈村还不顾年已70岁的老迈
之躯，自告奋勇当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案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
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
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走
形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