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1-第3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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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
於园寝，四曰於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享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
文，迁於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於兴圣为是。”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
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诏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兴圣庙。议遂
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四门博士韩愈献议曰：“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而申明其说。一曰献、懿庙
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於太祖，献、
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於夹室，至之时，岂得不食於太庙乎？名曰合祭，
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
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单，其毁庙之主皆藏於祧庙，虽百代不毁，
，则陈於太庙而享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
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单之位，况於毁
瘗而不乎？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於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
师，列於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
违不即享於下国也。四曰献、懿庙主宜於兴圣庙而不，又以为不可。《传》
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於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
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於京师，臣又以为不可。
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去单为鬼，
渐而愈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己毁之庙，
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於也，
合食，则无其所，废祭，则於义不通。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
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
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
传於後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
虽太祖也，其於献、懿则子孙也，当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
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
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
朱子《韩文考异》曰：今按韩公本意，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初室，百世不
迁。懿祖之主，则当迁於太庙之西夹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诸室。四时之享，
则唯懿祖不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为尊，不相降厌，所谓所伸
之祭常多者也。，则唯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
相向，於前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韩公礼学精深，
盖诸儒所不及，故其所议独深得夫孝子慈孙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
可为万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时也，程子以为不可漫观者，其谓此类也欤！但
其文字简严，读者或未遽晓，故窃推之，以尽其意云。
贞元十二年，祭太庙。近例，祭及亲拜郊，令中使引传国宝至坛所，昭
示武功。至是上以传国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礼官一人，就内库监引领至太
庙焉。
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祭，有司请以三太后神主享於太庙，三后者，孝明
太皇太后郑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献皇太后韦氏（文宗
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
享，三年一，五年一，皆於本庙行事，无奉神主入庙之文。至是乱离之後，
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享，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非之（议
见《后妃庙门》）。
●卷一百二·宗庙考十二
○
後唐长兴二年四月，享於太庙。
周显德五年六月，於太庙。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庙无祧迁之主，不当行
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以为前代宗庙，累迁及追尊未毁者，皆有，别援
故事九条以为其证。曰：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祭，明年又。自兹以後，五年为
常。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毁主而行，其证一也。
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学博士议云：“按之礼，
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其证二也。
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五年一，谓之殷祭。祭以夏，祭以冬。
且梁武乃受命之君，仅追尊四庙而行，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
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
关宗庙备与不备，其证三也。
唐礼：贞观九年，将高祖於太庙，国子司业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是时乃
立六庙而行。今捡《会要》及《通典》并《礼阁新仪》，皆载此礼，并与
《实录》符同。此乃庙亦未备而行，其证四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段纶卒，太宗甚伤悼，为
不视朝，将出临之，太常奏、祭致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时，宗庙未
备实行，其证五也。
贞观二十三年，自九葬回，迎神主於太极殿之西阶，日中行虞祭之礼。
有司请依典礼以神主庙，高宗欲留神主於内寝，旦夕供食，申在生之敬。诏停
礼。英国公李等抗表固请，曰：“窃以祖功宗德，饰终之明典；文昭武穆，
严配之明训。”今停庙，奉徇哀情，直据典章，乖替为甚。又国哀已後，而庙
停时祭，逾月之後，须申大。以唐礼九庙观之，自太宗已上，才足七庙。未有
毁主，将申大，其证六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将行祭，依今礼，享功臣并得配享於庙廷，
享则不配，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议曰：“其及时享，功臣皆应不
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大而已。大，即祭也。梁初误功臣，左
丞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合诸天道，一
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有功。今礼，无功臣，诚谓礼不
可易。太宗改令从礼，载详此论，该晓历代，援据甚明。又贞观年中，累陈，
其证七也。
高宗上元三年，有司享於太庙，上有七室，未有迁主。《通典》、《会要》
及《礼阁新仪》具明此礼，其证八也。
中宗景龙三年八月，帝将祠南郊，欲以韦皇后助行郊礼，国子司业郭山等议
云：“皇朝旧礼，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亲拜，更无皇后助祭之文。及时享并
，亦无助祭之事。”今据中宗之代，国子祭酒等举之文，称是皇朝旧礼，
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其证九也。
疏奏，从之。
宋制：三年一，以孟冬；五年一，以孟夏。
仁宗嘉四年冬十月，大於太庙。
先是，上将亲，下礼官集议东乡之位。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乡位，
而知太常礼院韩维以为宜如祖宗故事，虚东乡之位便。时礼官不敢决。乃与待制
以上台谏官同议，曰：“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大上列
昭穆而虚东乡。魏、晋以来，己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诏恭依。
礼官张洞、韩维又言：“唐《郊祀志》载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
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
有本室，遇享即附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祭。博士商盈孙以谓误
认《曲台礼》意。每室既有定配，则馀后不当参列，请依奉慈例。”
学士承旨孙等八人曰：“《春秋传》‘大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
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馀年，至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
无典据。祥符五年己曾定议，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
摄事，四后合食。今甫欲亲，四后见黜，不亦疑於以礼之烦也？受命之君，以
议礼制典为重，继体之君，以承志遵法为美。先帝议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
曰可矣。宗庙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其旧礼。疑文偏说，
未可尽据。传曰‘祭从先祖’。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等愚以谓如其
故便。”
学士欧阳、吴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贵
者，始著并之文，其不当者，则又有别庙之祭。本朝，乃以别庙之后列
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无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
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之后，统以帝乐；别庙
诸后，以本室乐，二也。升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一统於帝；别庙诸后，
乃从专享，三也。升之后，联席而坐；别庙诸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
懿在奉慈庙，每遇、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於庙，则其尊自申，
而於礼无参差不齐之失。以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
请从礼官。”
於是刘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後儒疑似之说；
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
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
可使有後悔哉。当留圣念。”
初，上春秋高，议者恐上劳拜起，礼官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及得敞奏，谓
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苟以拜起为烦，朕犹能之，何惮也！”乃诏“别庙四
后，享如旧，俟大礼毕，别加讨论。”
杨氏曰：伏读国朝《会要》仁宗皇帝嘉四年三月，内出御札曰：“惟享
之义，著经礼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庙，盛迪尝之荐，深肃ㄊ之怀，追孝奉先，
莫斯为重。兹享之废，历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摄，礼之将坠，朕深惜之。”
大哉王言！此仁圣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当时建明此议出於
富公弼，弼之言曰：“国朝三岁必亲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谓得礼。独
於宗庙，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阙典。检书，今年冬至当有事
於南郊，又孟冬亦当合享於太庙。欲望诏有司讲求祭大礼，所有降赦推恩，则
并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谓“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者也。夫圣
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以享之礼，比於南郊，诚哉，是言也。然南郊推
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时之优恩，其後遂以为故事。今孟冬享，冬至南
郊，二大礼相继而并行，享推恩南，郊可复行乎？享肆赦，南郊可复行乎？
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享之礼行，而南郊因而权罢，是虽
有以尽宗庙亲之诚，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礼，夫岂圣主之本心然哉？盖欲矫其轻，
则事从其重，而遂至於过重，过重，则不可继也。夫因有原庙，则宗庙之礼必至
於轻，欲矫其轻，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过重。不惟过重而已，自是亲止行於一时，
而其後遂辍而不举，此则矫轻过重而终於不可继也。夫三年一，此宗庙祀典之
大者，其实亦宗庙之常礼也。常礼，则非异事也，何欲矫其轻而遂至於过重，而
终至於不可继哉。故曰“轻宗庙而重原庙”，其失一也。
神宗熙宁八年，太常礼院言：“已尊僖祖为太庙祖，孟夏祭，当正东向之
位。”又言：“太庙祭神位，己尊始居东乡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
为序。自今，著为定礼。”诏恭依。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之义，存於《周礼》、《春秋》，
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
纬》曰：‘三年一，五年一。’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为郑氏之说，则
曰‘前三後二’，谓後四十二月而，後十八月而。为徐邈之说，则曰
‘前二後三’，谓二祭相去各三十个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为月有余；
二年而，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在前，则是三年而，在後，
则是二年而。’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礼，三年丧毕，於太庙，明年
於群庙，自尔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一。’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
推明王制，实为有据。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熙宁八年，既又
，此有司之失也。请今十八月而，四十二月而，庶几举礼不繁，事神不
渎。”
太常礼院言：“唐开元中，礼官用晋徐邈之说，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
‘五年再盛祭’之说，以为之数。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
宁五年後始不通计，遂至八年并在一岁。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礼，今年若
依旧例，十月行享，邪比年频，复踵前失。请依庆历以来旧制，通计年数，
皆三十月而祭。”诏依见行典礼。
十月，详定礼文所言：“古者献、馈食，礻龠、祠、、尝，并为先王之
享，未尝废一时之祭。故孔颖达《正义》以为：‘天子夏为大祭之，不废时祭
之礻勺；秋为大祭之，不废时祭之尝。’则王礼三年一与其享，更为时祭。
国朝沿袭故常，之月不行时享，久未正，非古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