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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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农村部有关编辑看稿后，认为有压缩的必要，向孟树德请示，他不同意压缩。于是，这样〃不成熟〃的经验登出来了，而且登了一整版。为什么登这样的文章？背景在于，毛主席当时批评了〃小脚女人〃，周惠等人怕当〃小脚女人〃，因此，要大造声势，要大登关于合作化的文章，并颇为奇特地提出：同样的文章可以〃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官健平、孟树德为了讨好领导，就盲目执行这个〃指示〃，还宣传办好报纸主要在于要突出〃中心〃（即：可以不顾质量，完全以数量来突出中心）。这种做法引起编辑部同志们的当然不满。
由于这件事，在编委会内部，由总结一九五六年三月份报道开始，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办好省级地方党报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要点如下：
一、省报应该如何宣传工作经验？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应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突出思想性，介绍工作经验也应该如此。在党报上发表的工作经验，必须是相对成熟的。五七年被封为〃左派〃的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党报既然要突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就要着重报道工作经验（把宣传党的中心工作等同于报道工作经验，用局部概括全体）；离开宣传这些工作经验，就是〃空谈思想，脱离实际〃（这就是说，所有其他形式的对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都是空谈，都是脱离实际的）；官健平更明目张胆地主张不一定要宣传成熟的工作经验，他说：〃要求所有先进经验都要十分成熟了才能宣传，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等待有十分成熟的经验才能宣传，那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工作，变成马后炮了〃（《对争论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这就是说：管他是好经验还是不好的经验，登出来就是！后果如何，那就在所不计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办报也有三十多年了，这样办报的奇谈怪论出现 _，这可能还是第一次，而在一九五七年，这种奇谈怪论竟被作为〃正确办报路线的代表〃！
二、党报应该如何看待联系群众的问题，当时叫做〃天线〃和〃地线〃之争。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既要有天线（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要有地线（反映群众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而且，天线和地线要很好地在党报中结合起来，党报应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报反映〃群众的舆论〃和党的舆论应该是一致的。而当时的〃左派〃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办报就〃应该伏在党委的胸脯上倾听党的呼吸〃、〃有了天线就得，不一定要有地线。〃③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改变党报的〃纽带〃性质，主张党可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执政党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当时竟被作为最正确的主张被肯定着。
三、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应该开展正确的、充分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的监督。〃报上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衡量报纸的党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官健平和孟树德也承认报纸应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不主张〃经常〃、〃充分〃，怕批评会〃影响团结〃，影响报社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反右以后，主张党报应充分、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志，都被扣上了〃揭露阴暗面〃的帽子。
四、关于突出中心和照顾一般问题。以后被划成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既要突出中心（党的中心工作）也要照顾一般（一般工作以及各种有关群众生活的多方面的报道），报纸突出思想性政治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知识性（那时还没敢讲也要有可读性、趣味性之类）。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只要抓住党委的中心工作就行了，一般有关群众生活的报道可有可无。讲〃知识〃，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当时报纸上登载了少量的〃提倡姑娘们穿花衣〃、〃长沙名菜：一鸭四吃〃等等，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思想的反映〃。
五、最后，关于报纸特点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点一样，报纸工作，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报社的领导应该掌握报纸的特点，从报纸特点出发，更好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官健平则认为，报纸的性质、任务决定了报纸的特点（这基本上是对的），而所谓报纸性质、任务，他则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报道中心工作，宣传中心工作（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并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最主要的区别点，讲特点讲过份了，就会沦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泥坑〃等等。（这就由简单化走向了荒谬）。孟树德赞成官健平的这些观点。
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各执一词，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部分编委想绕过一些主要争论，从讨论工作入手，研究如何改进报纸报道，也没有结果。到这时候为止，争论都还局限于编委会内部。
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编辑部内绝大部分同志都十分天真，认为真正可以争鸣一番了，要求公布一九五六年的争论。于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些发言，印了两本〃争论集〃，发给编辑人员。在五月开始的整风中，围绕这些问题，结合实际，讨论得煞是热烈。六月，风云突变，〃阳谋〃出台。于是，凡以上五个观点，与官健平、孟树德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划为右派。这五个完全是工作上争论的问题，竟变成了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水岭。
官健平、孟树德一时变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排除异已，扶植亲信，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共产党的省级党报，一个经过多年形成起来的民主空气较浓、纪律性较强、上下紧密团结、共产党领导的战斗集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上了。《新湖南报》从此一蹶不振。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在显现着。
（五）
在反右过程中，官健平、孟树德怎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深文周纳，罗织诬陷；怎样公报私仇，〃斩草除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这些事情，要写起来，大概也有十余万字可写。这就有待于受害的同志，在本文第一节倡议要编的那本书上写去，此处略而不提。
这里只讲在新湖南报的反右中，对于大部分同志来讲，两个最大的教训（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一，由于当时的封闭政策，造成干部中的盲目和蒙昧，而这种盲目和蒙昧，又是和相信毛主席、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观点揉合在一起，所以，在运动开始以后，当毛主席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讲话和指示一传达，确实有许多同志在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确实错了，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动机和效果不一致〃、〃主观上虽然想改进工作，但客观上却做出了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因此，确实诚心诚意地在〃向党交心〃、〃认罪检查错误〃。而官健平、孟树德就狠毒地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报社编了 _一个内刊，叫《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孟树德就把这内刊掌握在手上，利用运动的声势，扩大篇幅，在省委各部门和社会上广为散发，成篇累牍地刊载一些〃交心〃、〃认罪〃的材料。特别是报社内部一些头面人物的〃交代〃一发表，就在客观上瓦解了〃军心〃，并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压力。
这种盲目和蒙昧，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反右运动把它发展了。以后的反右倾中又进一步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一场民族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肇于这种盲目和蒙昧。
第二，官健平和孟树德，还狠毒地利用了当时新湖南报干部、其实也是当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性格上的弱点，比如，在荣辱得失面前，往往计较太多，为自已考虑太多，骨头不硬，不能临危不惧，等等。他们利用了这些弱点，利用了 _一些同志企图侥幸过关的心理，驱使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自相残杀，然后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运动开始，他们还选定了目标，动员一些人〃起义〃，当时也欺骗性地许诺说：只要你检举揭发得好，重新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也就可以不戴帽子，〃允许重新做人〃。一些同志，在这场在灾难面前，由于恐惧，或由于害怕自己失掉太多，于是，上当受骗，不但给自己无限上纲，对别人，也就是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比如，当时有所谓〃反党的丁家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些同志，在自己的交代中无限上纲，并以此也无限上纲地揭发别人而弄出来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会议。就是几位同志在丁明凯同志家中，闲谈起改进报纸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件事，经孟树德的〃启发〃、〃授意〃，有的同志为了迎合孟的险恶用心，在〃检讨〃和〃揭发〃中，硬把它上升为〃反党〃的会议。当时，报纸上要搞反右报道，这些反右报道也都是利用这些〃起义〃的将领和士兵，去写，去骂，去上纲。等到你检举完了，揭发完了，该写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写完了，互相不信任的气氛也造成了，他们该利用的一切都利用过了，于是，找个借口，甚至不要借口，把脸一翻，〃给你戴上个帽子，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改造〃（当时，打手们经常讲的一句话），那就好吧，和原先划为右派的人一起改造去吧！
这两个教训，我总认为，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想一想，多少还有点实际意义。
（六）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又使人思考。反右运动过去三十年了，我总觉得，对中国当代历史上的这个重要转折点，人们思考得嫌太不够了。
新湖南报事件只是反右的狂风恶浪中一滴水珠。但这滴水珠中的内涵如此繁复、驳杂，面对这滴水珠，人们不能不思考一番，当时中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当时为什么要用一种十分残酷的方式，来推行〃外行领导内行〃的既定方针，并把它说成是〃普遍规律〃？为什么有意要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附带插几句离题的话：在反右以后的一九五八年，我看到《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转引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想起了果戈理在《巡按》中借剧中的主角在台前讲的一句话：〃你笑什么，笑你自己！〃当然，在当时，这是〃腹诽〃，嘴巴上是不敢讲的）。为什么要〃枪打出头鸟〃，针对一些敢于思考、敢于发表意见的人们开刀？为什么要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剥夺党员和人民中间本来并不太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为什么有意无意地鼓动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及心术不正的人，诸如官健平、孟树德之流出来充当打手？为什么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自相残杀的气氛和条件，不鼓励人们在业务和道德上去进取，去完善，而是鼓励一种靠不正当手段，比如，靠〃告密卖友〃之类行径来轻易攫取某种利益？等等，等等。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答案，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进行反思，无疑是有益的。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一时半写毕）
朱 纯关于“同人报”纪念唐荫荪、李长恭两同志
九六年唐荫荪同志逝世，我和钟叔河送了一副挽联，云：
生太不逢时，五七年间，何必想办〃同人报〃；
死只是小别，两三载后，好去相寻〃往者原〃。
〃往者原〃是希腊神话中亡人游宴之所，〃同人报〃则是荫荪和我们夫妇一生坷坎的根源。这副挽联，确实是我们想向荫荪说的真心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新湖南报》用一版的大半版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胜利，另一个右派小集团原形毕露这个右派小集团由唐荫荪、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等组成，他们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配合苏辛涛右派小集团阴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同人报〃三字始见于此。反右的主持人将这三个字加上引号，意欲使读者以为这是唐钟郑李朱等人想要〃策划创办〃的一张报。其实，唐荫荪和我仅仅在政协会上采访时，听杜迈之、严怪愚等几位民盟委员谈到过恢复《民主报》的问题。钟叔河、李长恭则因为对当时《新湖南报》的办报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不被采纳，发牢骚时说过想离开报社，这时便对《民主报》复刊发生兴趣，表示复刊如果成功，自己宁愿调到那里去。从始至终，我们想的谈的都是《民主报》，从来没有〃策划创办〃为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民主报》由民盟省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杨伯峻主持，杨任社长，民盟省委秘书长杜迈之任总主笔，由民盟省委出面，于长沙解放两天后创刊（早于《新湖南报》六天），1950年下半年因经费困难，经中共省委批准停刊。我在《民主报》创刊时，由地下党员介绍去那里工作。停刊后，一部分同志调《新湖南报》（有申亚平、严伯嘉、缪振权……和我），一部分到省政协，一部分到盟省、市委机关。毫无疑问，《民主报》是一张革命的报纸，从来就不是〃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我参加革命始于《民主报》，从事新闻工作亦始于《民主报》，对《民主报》有感情。《新湖南报》当时办得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批评声不绝于耳。官健平的不学无术、孟树德的逢迎谄媚，更使我们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觉得难受，不想在这里搞下去了。这时听说《民主报》有可能复刊，我作为《民主报》的旧人，想调回原单位工作的心思确实是有的，但这能说是反共反人民吗？
五七年的省政协会议，开始于五月中，结束于五月底。唐荫荪和我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