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难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呢？因为周惠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
3月，苏辛涛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还听了毛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在座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厌恶得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今年3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开駉、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四
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铎、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馀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九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月9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干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它〃。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极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1_9_5_0_年，他先后调到郴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行造谣攻击；8_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_9_5_5_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作家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然而，朱正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作，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像的馀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像，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像。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_9_5_8_年4_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_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李 均不堪回首话当年
我是一个历尽坎坷、九死一生的人。我的悲惨遭遇，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我出身贫寒之家，个人历史清白无瑕。解放前即追求进步，倾向革命。1949年春在湖南省立一中（即现在的长沙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