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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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见油珠的蔬菜和菜汤。有时尽吃南瓜或红薯，天天吃，餐餐吃，一连吃上一两个月，人都吃厌了，以致至今我一看到南瓜、红薯就反胃。在监狱里，我的肠胃病更加厉害了，频繁发作，疼痛难忍，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在被判刑之后，我因极度的悲观、绝望，觉得生不如死，一死百了，曾经不止一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在来监狱途中经过茅草街渡口时，我曾想到了投水自尽，了此残生；在刚进监狱时，我也曾想到自缢、触电身亡……但想到8_0_高龄的老母，想起我挚爱的妻子和一双可爱的儿女，我觉得我已经对不起他们，我不能再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更大的打击；同时我也相信〃文革〃这种动乱、荒谬、黑暗的岁月总有结束的一天。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否定了寻死的念头，在苦难、屈辱的煎熬中苦苦地撑着。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在监狱里遇到了一位很有正义感、正直无私的好心人，他姓曾，是个管教干部，担任我所在的三中队的中队长。当他看到我的判决书和我的有关材料后，觉得我并不是右派翻案集团的发起人，并非为首者，只是参与者，整个集团仅仅由南县判了我一人，实在冤枉。于是，便找我个别谈话，我如实谈了我在五七年和文革中的情况后，他深表同情，气愤地说：〃南县真是瞎胡闹乱搞！〃这以后，他一方面根据我体弱多病的情况，在劳动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在修堤时让我担任土方验收员，在车间劳动时让我担任记工员，后来车间成立设计室，又把我调到设计室描图兼管技术资料。他还让我主编中队墙报和担任犯人中的学习委员，以发挥我的长处。另一方面，他又悄悄支持我申诉。他反复叮嘱我：〃你要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好人受冤枉的错案冤案总是要平反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你可以向政法机关申诉，主要申诉〃文革〃中被判刑的冤情，至于五七年的问题，那是一个禁区，目前不要提，以后再说。但为了不在犯人中造成影响，你切记不可在犯人中讲自己的事情，尤其不能讲申诉的事。申诉书写好后直接交给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为了让我避开犯人写申诉，他连续几个晚上以找我谈话或办墙报为由，把我从紧锁着的监房里叫出去，让我在中队宣传室里写，并为我安排加班饭。写好后，他马上为我寄了出去。他的关心、帮助、鼓励，温暖了我那颗即将破碎、冷却的心，增添了我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我感到他比亲人还亲。后来，我获得改判，免予刑事处分，坐牢不到四年便重获自由回到干部队伍，是与他的支持、帮助、鼓励分不开的。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在监狱里，犯人不认罪服法、鸣冤叫屈、向外申诉，都是典型的反改造行为，必然受到批斗、惩罚甚至加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是非颠倒、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在监狱这种特殊的专政场所，一个管教犯人的干部竟会支持、鼓励我这样一个非亲非故的〃犯人〃申诉，这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他这样做，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和压力，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坚持真理、正直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令我终生感佩，他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
入狱后，我怕自己这个〃瘟神〃会连累亲朋戚友，给他们带来厄运，便自觉地强忍着内心的思念和痛苦断绝了和亲友的联系，其中也包括我魂牵梦绕的妻子和儿女。我的妻子是个党员，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我们通过自由恋爱结婚，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可说是一对恩爱夫妻。然而，自我被打成右派后，她就受到株连，遭到一连串残酷的打击。但她仍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爱着我。甚至在翻案活动受到打压，恶运即将临头，夫妻含泪告别时，她还是说：〃我相信你，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我等着你！〃这充满深情的海誓山盟，成了我敢于面对邪恶、黑暗、迫害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巨大精神支柱。然而，此时此刻，我成了被判刑二十年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她成了受人歧视的现行反革命罪犯的家属，这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太大了。想起她的处境，我心如刀绞。为了她能摆脱我这〃瘟神〃带来的厄运，也为了子女的前途，唯一的痛苦而明智的选择便是离婚。思虑再三，彻夜难眠，我给她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晓以利害，请她赶快提出离婚申请。信中说：〃你不离婚，只会增加我的负罪感，我一刻也不得安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提出了申请，很快被法庭判决离婚。这以后，有人给她介绍对象，被她婉言拒绝了。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也承担着靠微薄的工资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儿女（我判刑时，女儿才四岁，儿子才两岁）的重担，在实践着她金子般的诺言，默默地等着我。苍天不负苦命人，1_9_7_4_年春节前，当我得到改判重获自由回到长沙时，我们很快便办理了复婚手续，实现了我入狱后梦寐以求的全家大团圆。历经如此罕见的人间磨难，我没有妻离子散，没有家破人亡。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这得归功于与我相依为命的妻子，是她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保住了这个完整的家。此时此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患难见真情〃的真谛，我觉得，即使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妻子的感激和挚爱之情。我将永远永远珍惜这份人间少有的真情。
这里还得提到我的二姐李蕊。她毕业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供职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文革〃中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她是个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为人正派正直，敢于坚持真理，不平则鸣，不畏风险。听到我这个她亲眼看着长大的小弟蒙冤入狱，她百思不得其解。她不顾学院工宣队、军宣队的反对（当时军宣队曾警告她：为反革命罪犯弟弟鸣冤叫屈是政治立场问题，别为此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也婉言拒绝了好心人的劝阻，毅然决然来到长沙调查了解我的有关情况，在我妻子和亲戚的支持下，走上了为我申冤这条充满风险之路。1971年春节后，她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说要到监狱里来看我。我考虑到她年届花甲，劳碌奔波，太辛苦了，又怕她见到我这个惨兮兮的罪犯样子心里难受，徒增伤悲，便立即回信请她不要来。然而她却执意冒着严寒只身来到位于湖中孤岛的监狱，在监狱管教干部的监视下会见了半小时，看到穿着前后都印有〃劳改〃两个大字的破棉衣、面黄肌瘦的我，她禁不住痛苦失声。趁着监视人临时有事离开的瞬间，她悄悄告诉我：〃姐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准备为你申诉，姐怕你想不通，急坏身子，特意来看你，你要有信心，放乐观些……你自己也可以申诉。〃二姐还谈到母亲、已离婚的妻子、子女及其他亲人的情况，说亲人们都等着我回家。二姐的探监，不仅给我带来了温暖的亲情，而且给我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之后，二姐写好了长达十多页的申诉书，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南县、益阳地区之间，向当地的公检法军管小组申诉我的冤情，最后还在长沙找到当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向他当面呈递申诉书，华答应批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二姐回到北京后，又多次通过信函促请省、地、县三级公检法军管小组抓紧处理。一直到1973年底，他还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在百忙中关注此事，督促湖南有关方面处理。由于恰逢我此时改判出狱，此信才未发出。二姐现已作古，她对我的骨肉亲情，她为我所承担的风险，以及她为我改判出狱重获自由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将刻骨铭心，永誌不忘。
通过二姐和我自己一年多的申诉，我的问题终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1973年12月17日，南县人民法院通过复查，发出了刑事改判判决书。判决书说：〃李均参与右派翻案集团，积极进行翻案活动，性质严重，但视其不系为首者，且态度较好。为此，根据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政策精神，撤销原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尽管被颠倒了的是非还没颠倒过来，尽管留下了〃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的大尾巴，但毕竟恢复了自由之身，可以告别近四年的铁窗生活回家了。记得我离开监狱时，全身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衣物都印有〃劳改〃字样，无法出监狱大门，是监狱里的青年技术干部罗政湘（湖南日报老编辑陈茵墀的儿子）给我找了一套没有印字的蓝布新囚服套在外面，才解了难。回到华阁公社，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裁缝师傅缝制衣被，全身内外衣着及床上用品全部换了新的，然后才赶回长沙过春节。此时，我的儿子海波已六岁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记得我妻子的姐姐陪我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孩子不认识我，瞪着眼睛看着我。妻姐对孩子说：〃阳阳（孩子乳名），你不是老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而你没有吗？现在你爸爸来接你了，快叫爸爸！〃孩子扑上前来，抱着我的腿喊爸爸。我一把抱住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这是辛酸之泪，也是幸福之泪。
出狱之后，我被公社革委会分派到基层生产队工作。这时我虽名为国家干部，但头上仍顶着〃摘帽右派〃和〃免予刑事处分的罪犯〃两顶帽子，加之我入狱后南县曾把我的〃翻案罪行〃作为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在全县公开展览、宣传，已经是〃臭〃名远扬，家喻户晓了。我感到无法再在南县呆下去了。妻子出面找关系，请好心人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长沙市21中学为我找了份工作。1976年4月底，我回到长沙，5月正式上班。开始时学校不敢让我上讲台，叫我在教务处打杂，直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开始，学校才让我上高中语文课，并担任高中毕业班文科班主任。
恶梦醒来是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带来了春天的阳光，也给一直在苦难和屈辱中苦熬的我带来了春天的希望和生机，二十多年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南日报社党委对错划为右派的54个同志逐一进行了复查，全部予以改正。1979年1月23日，报社党委发出了〃湘报发＇1979＇027号〃文件：《关于改正李均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说：〃……这次根据中共中央 ＇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李均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6级……在错划右派期间，应予连续计算党龄。〃当年3月上旬，我回到离开了21年的湖南日报社，重新走上了我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同年8月25日南县人民法院发出刑事再审判决书，决定撤销该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刑事改判判决书，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至此，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才彻底洗清，我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之身和做人的尊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这二十多年中，除了杀头外，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关牛棚、受批斗、坐牢、离婚，我都经历过了，可谓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不是〃四人帮〃垮台，不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将永无恢复自由之日。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为之献身的青年党员，竟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打击和非人道的待遇达二十多年之久，差点葬送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左倾路线、极左思潮的牺牲品。其中的惨痛、沉重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永远记取么？
回到报社，我已是年过半百、疾病缠身的半老头了。我为自己过去的遭遇而难过，也为我终于能等到平反改正的一天而庆幸。我深感二十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在磨难中浪费了。我只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心爱的新闻事业多做些事情，以弥补过去白白浪费了的光阴。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余生〃，意即劫后余生，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努力工作。尽管我的身体因遭受长期折磨而瘦弱不堪，经常闹病，仅80年代就住院治疗十四次，以致1990年不得不动腹部手术，但我总是尽可能地坚持工作。我回报社后开始在工商部任编辑，1980_年任副主任，1983年6月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分工抓经济报道和二版战线的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反复探索，不断改进，经济宣传和二版报道质量显著提高，获得各方好评。在这期间，我抛开个人得失，不畏风险，挺身而出，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揭露邵阳王安义帮派集团、中华百货店事件（非法打击个体经济和对抗舆论正确批评的事件）、益阳白酒掺水事件以及颜跃明等改革者受诬陷打击事件等典型报道，在排除阻力、拨乱反正、扶正祛邪、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93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离休后我继续发挥余热，笔耕不倦，被报社返聘到编辑部中班工作，协助编委为稿件把关。同时自己还一手创办、主办了一个群言堂式的小言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映群众呼声，为老百姓讲话，替政府分忧。这个专栏不定期刊登在湖南日报二版，从1992年底一直办到2000年初，持续七年多，收到群众来稿三万余件，发稿867期，二千三百余篇，近一百万字，获得广大读者、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新闻出版报》、《中国记者》等媒体的推介，成为全省有影响的名优专栏，1994年被评为全省报纸系统优秀专栏，1998年获湖南新闻奖。离休后我还写了一些新闻学术论文，其中有的曾获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优稿奖，有的在报社内部获奖。从1989年届满花甲到2000年初离开中班完全休息为止，我继续无怨无悔地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了十年有余，总算如愿以偿地弥补了过去白白浪费的光阴的一半。为此，报社曾给我老有所为先进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荒唐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愿可爱的祖国在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轨道上阔步前进，走向繁荣富强。这是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古稀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
蓝 岗逼、供、信制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