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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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回忆录的结束语，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古稀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
蓝 岗逼、供、信制造的冤案 我怎样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我是1958年初在新湖南报社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补划的一个右派。两年多后，还是在新湖南报社，我又从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并将我正式逮捕〃法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把我先打成右派，再打成反革命，并不是我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因而惹下大祸；而是我命运多舛，〃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当时，新湖南报社某些领导，听任〃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无缘无故地把反革命罪名强加在我头上，致使我这个无罪之人，冤枉受罪达20年之久。这〃少数几个人〃就是报社某些人事干部。他们为了执行极左路线，竟然在省委机关报内部，对自己的干部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冤案。他们明知我当时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罪行，仍说我是思想上的反革命，属〃思想犯罪〃。所谓〃思想犯罪〃，就是〃罪状〃中所概括的一句话：〃一贯思想反动，对我（指共产党）仇视与不满〃。具体罪行是指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我一直认为我解放前始终在追求革命。在桂林，曾积极投身抗敌救亡运动。在衡阳，因写了骂驻军军长杨干才的文章，遭秘密逮捕，险些丧命。以后，时常有特务在我背后盯梢。可以说，我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怎么可能在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后，倒成为〃一贯思想反动〃的反革命呢？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在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各种折磨，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平反，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这才有机会，把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倾吐出来……
从起义右派到补划右派
我的问题是在划右派以后发生的。
我是当时编辑部的一个成员，我不仅支持改进报纸，反对过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作风，还骂过官健平对我这个早在1944年在桂林相识的老朋友〃六亲不认〃。单是这几条，我就无法摆脱划为右派的厄运。也许由于我反右初期是积极分子，悔改表现较好，竟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只作〃起义右派〃处理。但在一两个月后，仍然被补划为右派。为什么〃起义〃了仍要划右派呢？据说省委某负责人开了口。他指示：〃起义右派〃在性质上属右派，所以没有划的必须补划。只是在右派处理时，可考虑〃起义〃的表现，给予较轻的处分。
到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作出处分决定，有送劳教的，有监督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对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至50多元）。应该说，我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留报社的右派，只有在资料室搞剪报的苏辛涛和在校对室搞校对的段汝雯两个人。报社原安排我去南县劳动，因动身前检查身体，发现所患肺结核未愈，医生认为，不宜从事重体力劳动，建议给予人道主义照顾。经临时决定，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我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我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我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我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我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在煮潲及刴猪草等方面，我也想了些改进办法。我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期间不仅没有摘掉右派帽子，还给我加扣了一顶更加沉重的〃反革命〃帽子。
我实在不懂，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没有搞什么新的政治运动，我也没犯任何过错，为什么报社某些人事干部，要拿我开刀，非把我打成〃反革命〃不可呢？后来我才了解，这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少数几个人〃为了要运用实例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决定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些、更紧些。为此，必须先找出阶级斗争〃靶子〃。倒霉的是我被选中为〃靶子〃。
报社人事科那位Z_某某向我道出了实情，并作了解释。他说：〃你是留报社三个右派中最显眼的一个，所以你的一举一动，早已受到严密监视，并把你列为反革命打击对象。你知道吗？右派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划为右派后坚持反动立场，必然要滑向反革命泥潭。〃他还说：〃不要以为你平日言行没有什么越轨的地方。要知道，同样是对党不满的言论，别人可以说，你却不能说。别人说了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检查一下就行；你如若跟着去说，就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非惩办不可。别人同周围人的来往接触，是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你以反革命目的与周围有问题的人勾搭在一起，就是别有用心。甚至是拉拢人、联络人、组织小集团活动。虽然你们没有三个人以上在一起秘密活动过，没有开小会，搞山盟海誓，喝血酒那一套，但由于你是反革命，以你为中心，分别与几个、十几个有问题的人有来有往，就是反革命集团活动。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反正你这个反革命罪名是推翻不了的……。〃听他这么〃开导〃，我不禁毛骨悚然。原来我被列为反革命打击对象，是因为我是右派身份。罪状中所列的〃拉拢人、联络人、组织小集团〃之类，早已按他们的〃逻辑推理〃推出来了，用不着再去找什么事实根据。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只不过说得好听罢了。
是从什么时候起，借什么〃由头〃，把我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转抄1_9_8_4_年湖南日报社（即原新湖南报社）编委会（湘报编发0_2_4_号文件）〃关于彻底平反蓝岗反革命冤案并发给冤狱费的决定〃中的一段话，作为回答。〃决定〃中先说到我在错划反革命后，一群儿女无法生活，爱人负债累累，不得不倾家荡产，变卖衣物，并多次卖血，惨不忍闻……，根据省委湘发（1_9_7_9_）2_号文件规定，发给我这个冤枉坐牢的人冤狱费二千元。〃决定〃还说：〃根据调查证实，蓝岗同志1_9_6_0_年没有进行过反革命宣传活动，根本不存在纠合一些人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之事，而是报社在极左思潮祸害之下，借着蓝岗同志为已出版之报纸改正错字时，把铅条盖颠倒了这么一点小事，无限上纲，定性为反革命……。〃
我现在具体说明一下，因改见报差错，无限上纲，〃定性为反革命〃这事的原委：那是1960年端午节那天清晨，报社人事科L某某，到我住处，动员职工到办公楼去参加改见报差错。我参加了。L某某交给我一堆当天刚出版的报纸，一块长方形铅条，要我用铅条的一端，粘上油墨，象盖图章一样，把每张报纸上错印的三四个字盖掉就行。我先试用铅条长板板的一端去盖，发现油墨太浓，容易玷污上一页报纸，就改用倒屁股那一端去盖，还未盖完100张，突然，那个L某某朝我大吼：〃滚开！〃他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早在一旁看着你，知道你这个死不悔改的右派要耍花样，搞破坏。今天我当场抓住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就为此事，他擅自剥夺我〃人身自由〃这一公民权利，把我囚禁起来，责令我〃反省〃。并在多次批斗会上，要我承认改差错的事，是出于〃反革命居心〃，即〃故意改得若隐若现，以便吸引国内外读者中的阶级敌人，从所改差错中寻找到所需要的机密情报。〃其实见报差错，只是周恩来总理谈话内容中的一句话，重印了三四个字，不改就有些语法不通，根本没什么〃机密情报〃。即算我改得不符合要求，也不是反革命犯罪。借此由头，给我定性为反革命，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搞逼供信，给我强行定罪
从这一天起，报社人事科抽调三、四个专干（临时参加批斗会的在外），设立一个〃蓝岗反革命专案审查小组〃（简称〃专案小组〃），由印刷工厂厂长Y某某管总，其他人分管整材料，走访调查，组织批斗会。我被囚禁在食堂附近职工宿舍四楼一间小房里，〃反省〃了整整一个月（〃反省〃中兼做开荒，种菜，搞卫生等劳动）。白天由幼儿园女老师轮流看守，晚上就指定一个男职工与我同睡一房。
由于报社个别右派在批斗时忍受不了迫害而自杀身亡，怕我也走这条路，所以对我看管比较严。除了防止我上办公高楼时走近走廊栏杆外，还搜身检查，把我衣服口袋里的金属品如小刀、钥匙等拿走，连裤带也拿走了（我要提着裤子走路）。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做自杀的蠢事，戴着反革命帽子去死，死得不干净，还会株连家属子女。我相信〃总有一天〃，即证明我是受冤枉，为我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就为这〃总有一天〃四字，我被指控为〃翻天〃思想，是图谋复辟。
在责令我〃反省〃期间，L某某对我采用〃疲劳轰炸术〃，要我日写夜写，写个没完没了。而且由他每天出题，要我按题作答，并规定字数，规定时间，按意图完成任务。如果交代不彻底，或不深不透，或避重就轻，就须重写，直写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为止。这明明是逼着我，要我写些违心的交代，承认些不应由我负责的〃罪行〃。
报社〃专案小组〃在责令我交代检查的同时，为了发动我周围曾与我有过接触的人写揭发检举材料，是舍得花钱、花功夫的。正是双抢季节，报社通知下放南县、衡山两个劳动点与我接触过的右派，冒着酷暑，赶回报社，集中一起写我的揭发检举。连写了好几天。对我住处经武路宿舍区的5家邻居，由于是婆婆、妈妈多，就通过走访调查，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也作了笔录。对所谓〃落后工人〃（指阶级觉悟不高，不能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每人发一张白纸，要他们在规定时间内〃白纸写上黑字〃，把所知的关于我的错误言行情况，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如果不写，就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须认真作出检查。
在这些写揭发、检举材料的人中，重点对象是留报社的右派段汝雯和女同事、邻居黄健。我和段汝雯当时虽同在报社，往往是劈面相撞也不打招呼，避免惹来麻烦。可后来，报社通知我和他调去安化柘溪水电站办《工地报》。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办了好几天的调动手续。调动工作不成，段汝雯就经常利用星期六晚上休假时间，约我一同去看电影、戏剧或去烈士公园扯谈。两个右派相处在一起，不存戒心，难免不说些不满的话。报社〃专案小组〃就抓住这一〃缺口〃，反复动员段汝雯对我〃反戈一击〃。答应他如能在揭发检举中立功，就可以对他从轻发落，免予刑事处分。段汝雯也许是被迫，也许是想争取立功，就把一切罪错，全推到我身上，不管我的死活。黄键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她是〃读者来稿登记组〃的一般干部，解放前原扫荡报总编辑许任飞的爱人（当时许去株洲劳教），所以称她为〃反革命家属〃，当时，她住在我家隔壁，为柴米油盐的事总会有些接触；有时她也会随便谈些报社情况。报社〃专案小组〃的人，说她向我传递了党内反右倾的机密情报，她矢口否认，就说她是我的同伙，订立了〃攻守同盟〃。在我住处邻居中，还有右派丁明凯，何新明两人的家属。丁、何二人都是报社下放南县劳动的右派。有一次回家时，找我在一起谈他们在南县的劳动情况。报社〃专案小组〃就认定是我在拉拢他们，约他们担任驻南县的联络员，因而动员他们揭发检举我。衡山劳动点的右派张少锋平日与我要好，于是张少锋被定为我派驻衡山的联络员。陈望岳曾在报社排字房与我一起劳动过，也说他是我这个集团的骨干成员。（为了要他写我的检举材料，他被关了半个多月。）这样东凑西拼，把我们这几个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我是发号施令的司令，段汝雯是出点子的参谋，黄健是刺探情报的〃暗探〃，丁明凯、何新明是驻南县的联络员，张少锋是驻衡山的联络员，陈望岳等人是骨干成员。搭起这个〃反革命集团〃空架子后，就〃宜将剩勇追穷寇〃，强迫我交代〃反革命集团〃的纲领、组织、计划、策略。硬说我规划的第一步是为右派翻案，第二步是复辟资本主义。幸好我当时没有与台湾及海外亲友有联系，否则我将成为必死无疑的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间谍、特务。
有了一大堆的揭发检举材料，加上我〃反省〃中写的十多万字交代、检查，〃专案小组〃整材料人就开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为我加工整理〃定案材料〃。所谓〃定案材料〃，就是报社最后给我定罪、结案的材料。材料中所列〃罪行〃，是对我〃依法〃逮捕和量刑的依据。所以〃定案材料〃对我来说，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脚镣、手铐。
报社给我定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逼、供、信的过程。即你逼，我供，他信。关键是报社〃专案小组〃对我的〃逼〃。包括诱、骗、挤、压、打等手段。比如我改见报差错，逼我承认是有〃反革命居心〃。我与周围人的接触，要我交代是存心拉拢人、联络人。在第一次抄家时，抄出我几个日记本，其中一本是笔记本改的，前面两页写的笔记撕掉了，就逼我承认是有意隐藏罪证。我喂猪时，因饱潲症死过猪，也要我交代是暗中放了毒。有时我讲的一两句话，明明是正确的，仍要我说成是对党不满，或有意搞挑拨，我不承认，就大会小会不断，对我施加压力，叫做〃榨油〃、〃挤牙膏〃，并且用手指点着我鼻子，训斥我〃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