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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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健平一到报社，就网罗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前采访部主任孟树德。孟树德在任湘潭建设报社长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曾因错误受到党纪处分。新湖南报曾派出记者去搜集他的问题，印发了内部通报。
对这种人，那位省委领导不仅不小心提防，反而加以重用。从而导致反右派时，他们投其所好，使得反右派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他却大加赞赏，他对我们这些受害者说：〃对孟树德我是清楚的，但这次他投机投对了，我们欢迎、支持。你们休要不服。你们看，我马上就要送他去农村，起码改造两年。〃果然，孟树德去了农村，然而两年后，却调回新湖南报升任副总编辑。
〃让你往中间一站，你就成了右派〃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反右派这个大环境，或许那位领导的极左错误还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地步。但是，他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作风，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驱使他在〃左〃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所以，一旦形成气候，便一发不可收拾。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位省委领导曾经盲目引进青森五号稻种，未经试验便大力推广，致使严重减产。照理说，在事实面前应该认错了吧？可他非但不检讨，反而大骂对此有意见的同志。可悲的是，1957年反右派更为他的错误提供了条件，从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位领导打〃右派〃的做法可谓绝无仅有。不信吗？有例为证：他对当时的湖南省广播局副局长陈明说：〃你说你不是右派？！我只要把干部群众叫来，让你往中间一站，你就成了右派。〃于是不仅新湖南报很多同志被这样打成〃右派〃，湖南的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各界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这样打成〃右派〃，受害人数之多，大概在全国名列前茅。直至1_9_5_8_年，当中央下达通知，停止反右派后，湖南仍继续抓人凑数，以期破最高纪录。其实，十年〃文革〃浩劫在那时已开了先河。
值得玩味的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那位领导先是拥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后来一下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俨然是湖南反右倾的主帅。我们这些〃右派〃又成为彭、黄、张、周在湖南的〃爪牙〃。为了搜集彭、黄、张、周，特别是周小舟的所谓〃罪行〃，这位领导把公安厅的领导班子移驻进报社，由官健平统一指挥，把我、苏辛涛等5人软禁在报社，逼供了一个多月，见实在搞不出什么东西，才把我们释放。临释放前，他趾高气扬地说：〃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也有墙脚，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健平）。〃说到得意时，他索性蹲在椅子上：〃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
反右派已成为历史，事过境迁，似乎应该向前看了。然而，旧事重提，并非要清算历史旧帐，也不为了个人恩怨。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新湖南报反右派这一幕历史悲剧中，我们可以吸取不少经验教训，更何况其中有不少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曾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
苏辛涛新湖南报党内右派集团大冤案
1957年盛夏，以中共湖南省委分管农村工作和报纸工作的第三书记周惠为总指挥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新湖南报〃党内右派小集团〃案，是一起特大冤案。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定罪标准特毒。它的定罪标准，不仅像一般反右派错案一样，完全违反了党中央这年10月15日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违反了省委在反右派初期批准本报编委会通过后上报的《本报过去有关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待反右派后恢复整风时再处理的决议》，而且还是以错误整正确的冤案中罕见的典型。它强加于所谓〃小集团〃的罪状，全是把反右派前一年多来本报编辑部关于办报方针争论中的大是大非完全弄颠倒为前提。二、打击面特大。当时编辑部的总人数是14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就依次为50人、20人。再加上反右派初期已有4人被错划为右派（这4人的办报思想和所谓〃小集团〃成员也基本一致），被错划的人数，则共占编辑部总人数的一半还多。未被错划的人，除由周惠在1955年上半年调来的官健平、孟树德二人及以后又调来少数帮助官、孟的人外，也大都在周惠和官健平、孟树德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利诱下，被迫作了各种所谓〃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才勉强过关。参加过办报方针争论即使已调离报社的干部，如调任省文教办副主任的原社长邓钧洪、调往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原编委兼文教部主任李冰封、调任湖南农民报副总编辑的原编委兼农村部主任张雨林、调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的原总编室秘书张式军，以及调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原编委柏原和调往株洲日报工作的编辑刘皓宇等，也皆被揪回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在办报方针争论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宣传部长唐麟、宣传部宣传处长廖意林等，在反右倾中也皆被打成本案受害者的〃后台〃或〃帮凶〃。三、打击时间特长。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省市以上单位是在1957年秋末就基本结束了，但本报却拖到1958年春末才结束。1959年秋，周惠出席完庐山会议，随新任命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湖南，成为在湖南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挥官后，本案的主要成员又被定性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墙脚〃和〃台柱〃，并被软禁在报社，实行逼供。1960年，又制造了一个所谓〃蓝岗反革命集团〃，牵涉到本案的十多人被叫回报社隔离审查。在〃文革〃期间，本案成员受苦难的人更多。四、罪状传播范围特广。这个所谓党内右派小集团被揪斗初期，新湖南报除在1957年8月19日用一、三版篇幅发表了一篇社论和一篇长新闻，8月24日又发表了一篇新闻外，本案制造者还要新华社湖南分社发了一条消息，让国内外报纸采用。五、受的处分特重。本案成员，除党团员皆被开除党籍、团籍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和被撤职、监督劳动的就各占蒙冤总人数四分之一强；被撤职降级的几近总人数的一半；还有个别人被判刑。六、冤死的人特多。直接因为是本案成员而冤死的就有蔡克诚、欧阳楠、刘凤翔、黄德瑜、张少锋、李长恭 、邹超七人，间接受本案株连而冤死的有廖意林等人。七、摘帽时间特迟。如苏辛涛的摘帽时间是在他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个月之后，即1979年3月。
这一冤案涉及的问题，都是关系党报方针任务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如果不把其中的大是大非弄清楚，就不可能实现〃以史为鉴〃的目的，因此，为了把以往的错误变成今后正确的先导，很有必要对这一冤案的来龙去脉，作出实事求是的回顾。
争论的经过和焦点
双方能够较平等、自由进行争论的时期，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6年春。争论的起因，是已分管农村宣传近半年的官健平、孟树德向报社农村部布置这年春季的农村宣传时，竟置党中央历次关于办报方针的规定和省委制定的有关这年春季农村工作文件（即本报这年1月18日刊出的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的决议和省委书记胡继宗在会上的报告、1月19日刊出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的决议、2月24日和3月4日先后刊出的省农业劳模会议的文件、3月31日刊出的省委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指示等）于不顾这些文件，反复提到的把抓好〃思想发动〃作为搞好农业社和农业生产的关键，而只单纯宣传某些农业社的定额包工经验和农业生产技术。2月底到4月中旬末，这两项报道的数量，竟占农村报道总数的49％，在3月更占66。42％。见报的稿子，又是开中药铺式的长篇文章，既没指出这些经验技术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也没指出它们的依存条件和适用范围。先后见报的稿子所介绍的经验技术又大量重复，甚至相互矛盾，有的明显有政策性的错失，还违反了正在执行的党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这样，从3_月初起，众多读者和本报的编辑、记者纷纷提出批评和质疑。3_月6_日，官健平下乡，负责整个版面宣传的苏辛涛，曾以此去请示周小舟和周惠，周小舟的指示很明确，党报一定要突出政治思想宣传，周惠除肯定已见报的经验技术宣传外，也说应教育参加农村工作的干部加强思想发动和政策学习的宣传。对二周的指示，苏辛涛除向报社干部作了传达外，还和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廖意林商定，各为加强农村的政治思想宣传写一篇社论。这是这年春在农村宣传中仅有的社论。不久官回来，邓钧洪、苏辛涛、蔡克诚等就把读者和干部对今年春的农村报道的批评转告他。他虽强调，这些报道是根据周惠指示，按照〃省委意图〃办事的不会错，但最后他仍同意召开编委会来统一思想。由于在家编委和他的意见大相径庭（同他意见一致的孟树德正下乡），从3月26日到4月3日，编委会先后举行四次会议，累计长达17小时，官才同意按照大家的意见写了一个编委会决议，这就是这年4_月由秘书处秘书梁念之起草、编委兼秘书长傅白芦修改定稿，经官、邓、苏审阅后上报省委、下发报社干部学习的《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技术宣传的决议》。《决议》的要点有三：〃一、报纸是党用来向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最有力武器。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指导实际工作，就必须着重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教育和组织人民。也应该肯定：在报纸上进行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的宣传同样是必要的。〃〃二、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当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宣传。'这个指示，应该成为我们报纸宣传经验与技术的指导原则。我们宣传的经验和技术，应该是先进的，而不是一般的，应该有重大价值的，而不是作用不大的；应该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来进行宣传，而不应该进行纯业务性、纯技术性的宣传。〃〃三、在先进经验与技术的宣传形式上，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形式和创造新的形式，要尽可能采用各种各样的通讯、问答、访问记等多种形式；文字也要通俗、生动……〃。这一决议经省委批准后收入当时报社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第6期。这一阶段双方争论中的发言，也在1956年8月印成小册子《新湖南报关于改进报纸的争论意见》（以下简称《争论集》），分送省委和编委；报社资料室也存有。1957年6月编印的《争论集》，则分为第一、第二两辑。其中，第一辑只收1956年7月以前的争论意见，第二辑则收1956年7月至1957年春的争论意见。这次印刷的第一、第二两辑，除送省委、编委外，并发给本报的编辑、记者，报社资料室也存有。
第二阶段是1_9_5_6_年5_月到8_月。5_月初，在邓钧洪被调离报社的同时，苏辛涛也突然奉命离开报社到省委党校自学。邓、苏二人离开报社只两三天，官健平就召开编委会宣布：他已奉周惠之命，要在报社开展一场改进报纸工作运动，并由他作动员报告。在家编委表示同意，同时要求官在作报告前，把中央和省委有关改进报纸工作的文件（包括1954年底中央制定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和1955年省委制定的关于本报执行这一《决议》的《决定》、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和《关于反对党八股和改进报刊编辑的指示》等）编成《关于改造报纸的学习文件》一书，发给编辑部全体成员看；官的动员报告也请他先写出来交编委讨论、修改通过后，再作报告。对这两项要求，官是被迫同意了。但是，他先后两次去作动员报告时，却不是照编委修改通过的稿子念，而是另讲一套，并着重指责不同意他和孟在这年春只突出宣传经验技术是〃不尊重省委〃、〃闹独立性〃。官的两次报告，在由他和孟负责编印的《争论集》虽然都没有收进，但已收进他们二人在这年7月的争论中的发言。这种指责仍昭然若揭。邓钧洪等人的发言，则从反面说明了官的两次动员报告与编委会原定的报告内容出入很大。由于这样，编辑部的干部对编委，特别是对官、孟的意见也就越来越大，而包括官、孟在内的在家编委因分歧很大，就不敢和不愿去领导运动，使运动陷于自流。编委放弃领导后，编辑部的干部在学习、讨论中，除各抒己见外，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还分别举办了大、小两个展览会，大展览会展出的稿件，有表扬也有批评，表扬的都是得到广大读者和中宣部、省委表扬过的宣传，如〃李四喜思想〃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思想讨论，批评的是缺乏政治思想内容的党八股式、长篇经验技术宣传，特别是这年春的农村报道。小展览会则只展出这年春的经验技术宣传。7月初，周小舟和唐麟来参观展览会时，周曾在观众面前对唐说：〃很好！〃并说：〃改进报纸是全党的事，应通知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局的负责人都来看看。〃并要唐回去后立即起草通知，用省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周惠来看时却怒气冲冲，一言不发。走出展览会则对官说：〃这是反对省委，特别是我个人。〃紧接着，省委指示召开编委会，就以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继续讨论下去，并派省委书记李瑞山、宣传部长唐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