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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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里，既感到无限温暖，工作起来又非常自觉，干劲十足。后来廖大姐升任副总编辑了，官大了，可她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仍然和从前一样，微笑、和蔼、谦虚。
到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她调到省委宣传部出任宣传处长，我们跟她的交往便少些了。但从宣传部同志的口里得知，她工作非常忙碌，干事细致入微，对人还是那么和蔼可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疏远了，加之工作不在一起，自然而然接近也就更少了。可是她那亲切、和蔼的形影，始终印在我的心头，给了我榜样般的力量。我觉得工作、做人就应该以廖大姐为师，像她那样。
在1957年，开始是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鸣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突然矛头一转，刮起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在这场风暴中，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被卷了进去。当时，李锐、朱九思同志都已调走，报社只有继任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领导工作，而我们在工作中执行的办报方针都是遵照李锐、朱九思同志教导我们的、党的一贯的新闻路线，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谁知此前省委从益阳调来一位叫周惠的书记，由他负责管报纸工作。他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并不尊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而要报纸突出宣传他，一切听他的（当然他是打着省委的牌子）。他说： 〃有关省委的报道和文章，要登一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他这样说了不下十多次。当然报社同志觉得自己奉行的是党中央的方针，地方应该服从中央，把中央放在首位，不能完全听他的，突出他。他便认为大逆不道，到处说报社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是〃小匈牙利事件〃，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调来一个唯命是听的他的亲信官健平出任总编辑，又调来一个原来在湘潭地委就犯过宗派错误的孟树德出任副秘书长，而把社长邓钧洪、编委李冰封调走，把编委柏原调去学习，借口报社干部实际工作经验不足，调来一批地方干部〃掺砂子〃，企图改组新湖南报。官、孟他们不学无术，会拍马屁，唯周惠之命是听，执行一条名曰〃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的办报方针。官健平说：〃要紧跟省委，不但思想紧跟，人也要紧跟。〃孟树德竟肉麻地说：〃要扑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于是，在办报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突出政治还是突出经验技术、突出宣传中央还是突出宣传地方、突出中心与照顾一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与报社多数编辑、记者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年以报社多数编委为一方，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办报方针争论。他们虽没有道理，但利用手中的大权，作威作福，到5_7_年便利用反右派斗争的机会，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打了一个为数几十人的党内〃邓、苏右派反党集团〃，编辑委员中三分之二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编辑、记者大都被打倒。全报社140多人划了54个右派，连中右算在一起有70多人，几占人数的二分之一。我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名〃小丑〃，也成了右派分子。苏辛涛是廖大姐的丈夫，被打成右派集团的头目，这时她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此后为时不久，到了1959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忠厚、谦和的廖大姐难逃劫难，受到批判，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加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到湘阴屈原农场劳动改造。一个女同志年纪不小了，孤苦伶仃，带着幼儿独自在乡下生活，其遭遇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1961年，我作为右派分子恰好也在湘阴省直机关农场劳动改造，距离她的住处不远，但当时处境彼此身不由己，哪能会面？我只好托人打听她的境况，默默地希望她能经受住考验，互报平安。
此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真是〃搅得周天寒彻〃，人人自危，只要人们有点饱饭吃，就要搞斗争、搞运动。过〃苦日子〃以后，马上贯彻阶级路线，接着是小四清、四清运动。今天团结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那少数百分之五，明天又团结那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这少数百分之五，想想看，全国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能说是少数吗？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用梳子梳，篦子篦，〃洪洞县内〃还有多少好人？
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被戴上各种帽子的人首当其冲。我在衡阳市第四中学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廖大姐此刻被安排在湖南省新华书店干贮运工作，受到内部控制使用；她的丈夫苏辛涛在湖南日报也受到管制，每月拿十五元的生活费。其间所受到的屈辱、折磨、打斗一时是难以尽言的。
本来我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如今却被视为敌人、异类，处处低人一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们横下一条心，要豁出去彻底揭发原省委书记周惠及官健平、孟树德等对我们的迫害，要把制造所谓〃邓、苏右派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公之于世，于是我们几十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汇集到长沙，以蔡克诚为首奔走呼号，出报纸，做调查，想申张正义，得到社会的同情。没想到，我们的确太幼稚了，怎么能够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求得明辨是非呢？结果，在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的时候，我们又被打成省无联分子。
在大刮揪〃省无联〃黑风之前，苏辛涛逃出了报社，正在北京上访。当时由于形势恶劣，我们的揭发活动已基本停止。廖大姐见苏辛涛回长沙危险万分，出于对丈夫安危的关心，而自己无可奈何，一次，她避开了监视，偷偷来到我家中，恳切地要求我帮她一把，去武汉一趟，将苏辛涛暂时安排住在报社同事、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刘春圃家里。记得那是1968年春节，我乘火车到武汉，找到正从北京回来的苏辛涛，把他安排住到刘春圃家中，随即我便回长沙了。隔了七天，突然，我被〃红色新闻兵〃造反组织的李国华在半夜里从家中抓到湖南日报，用凳子打、扁担砍；接着苏辛涛被从刘春圃家中捉了回来，蔡克诚被〃红色新闻兵〃抓到报社关押，（后来受到羞辱和毒打，含冤死去），这时廖大姐也被从省新华书店捉来了。在严密的监视下，她见到我，苦笑了一下，因彼此不能交谈，只好在吃饭的时候写了个纸条，托同时也被抓来的李均带给我，条子上说：〃一切我都说了，你照实说吧。〃我在母亲的陪同下，在报社关了四天才放了出来。我全身是伤，只好在家吃药养伤。一天，廖大姐从工农桥她姐姐家寄来一信，要我去她家见面。我按时到了她姐姐家。她见我来了，一种既高兴又感伤的表情浮现在脸上，她说：〃小刘，这次可使你吃亏了。〃我说：〃如今处境很困难，我想养好伤后回衡阳去。〃她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次分别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随后，她特地煮了一碗〃红枣鸡蛋〃要我吃。当我吃着的时候，她久久沉默不语。我万万没有想到她话里有话，此后我们便分手了。
我回到衡阳以后不久，便被作为〃老右派、省无联分子、右倾翻案急先锋〃又揪了出来，住在黑屋子里，门上贴着横幅〃黑魔之巢〃，两边的对联是〃洞小鬼大，鬼小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嚎，梦想翻天。〃经常遭到毒打；革命群众臂上戴红袖章，我却要戴白袖章；吃饭前要唱牛鬼蛇神歌；群众学习〃老三篇〃，我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受尽了侮辱。不过有时还要我出来给公家办点事。一次，我走到草桥附近，见到电线柱上贴着一张省新华书店造反派的通缉令，并附有照片。上面说廖意林私自出逃了，要知情者将她送回，勒令她低头认罪。我看后心想：据我所知，她除在慈利有个熟人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她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当时我自顾不暇，也没有行动自由，这个疑团一直存在心中
难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到1970年国庆前后，我被宣布〃解放〃了。有了回家的自由，便迅即搭火车回长沙看望老父母。一到长沙，为消除疑团，我前去工农桥廖大姐的姐姐廖器之家。我一见面就问她：〃廖大姐如今在哪里？〃廖器之同志停顿了一下，用低沉的语调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劈头听到这个噩耗，一时懵了，急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你走了以后，她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丈夫被关在湖南日报，音信全无；儿女在中学参加了红中会、红造会等造反组织，如果出了问题，自己便成了他们的后台、黑手，而自己又被说成是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唐麟沆瀣一气的阶级异己分子，唐麟已跳楼自杀了，省新华书店有了她的大字报，她自己今后会是什么命运呢？内忧外困实在压得她喘不过气，她百感交集，找不到出路了。〃这时她几乎说不下去，我急急于想知道一切，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廖器之同志抽泣着说：〃一天黄昏，她把家中的衣物、器皿收拾得整整齐齐，在桌上写了个纸条：'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她出走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省新华书店派人四出寻找，全无下落。尸首一直没有找到。有的说她投水自尽了；有的说她卧轨自杀了，至今还是个谜。你是再也不能看到她的笑容啦！〃她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此刻，我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眼眶不禁红了，久久地茫然不知所措。我想：一个老革命，在重庆曾经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还是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为革命在白区是要提着脑袋走的人，为什么没有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却死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呢？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是她软弱吗？不，她是用死来控诉极左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血来痛陈〃四人帮〃的滔天罪恶啊！
今天，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人，也已经为人父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是场浩劫，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劫，多少人在这场浩劫中冤枉死去，整个国家受到了哪些损失，有哪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还有历次运动中的冤案是怎么形成的，害死了多少人，株连多少亲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并没有充分揭露出来，也没有痛切地进行过历史的反思。应该说，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如果我们不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场浩劫，永远痛定思痛地记住〃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可以断言，若干年后，类似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再出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天，我们纪念敬爱的廖意林大姐含冤逝世，就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和和蔼的旧影……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奋然而前行。〃我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朱 正忆 凤 翔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