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喜电子书 > 经管其他电子书 > 1957:新湖南报人 >

第40部分

1957:新湖南报人-第40部分

小说: 1957:新湖南报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 9 4 6 年7 、8 月间,二哥在简师附小任教导主任,突得校长陈士英通知,沅陵国民党县党部以异党(共产党)罪名即将抓捕他,陈促其立即离开沅陵。     
我的大哥这时已考入江苏审计处,日本投降后随迁到镇江,二哥即去镇江找到大哥并在江苏公路局谋得一个办事员职位,干了两年。在这期间,他自学大量书籍报刊,思想大有提高。     
随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机构纷纷土崩瓦解,二哥于1 9 4 9 年4 月回到沅陵。1 9 4 9 年5 、6 月间,中共辰溪临时核心支部书记陈显荣到沅陵,联络青年,争取敌伪,建立武装,二哥经我介绍,写了入党申请和简历,由陈显荣发展,加入地下党组织。随即在沅陵三崳旨抑校沙孪匀僦鞒纸⒅泄层淞炅偈焙诵男∽椋贫擞庑卸苹9赜谡庖欢蔚募窃乜纱1 9 4 9 年1 2 月1 6 日陈显荣同志向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涂西畴同志的汇报材料中得到证实。     
不久,二哥通过关系进入沅陵县田赋粮食处当课员,《沅陵县志》〃人物篇〃中有所记载:沅陵解放前夕,黄德瑜开展了一些活动。1 9 4 9 年8 月在沅陵田赋粮食管理处任科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油印散发了解放军布告。沅陵田赋粮食处处长张净明在临近解放时逃跑,黄德瑜将传单带入办公室,安定人心,并组织职工护仓保粮,迎接解放,为解放后大军入川提供了一批军粮。他还组织张思忆等一批青年油印传单分别寄给沅陵和辰溪的伪党、政、军头面人物,散发给群众,在街头巷尾张贴。二哥还利用关系策反住沅陵城里的远亲修承浩(原四川省政务厅长、护国军秘书长,曾拒绝出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和参议,是湘西名绅)。二哥与修承浩的外孙到他家里,进入其卧室向他宣传时局形势,争取利用修在当地的名望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解放后,修当选为湖南省首届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常委。     
1 9 4 9 年9 月,沅陵解放。二哥先后被委任为沅陵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沅陵县人民政府丑溪口区、太常区、北溶区、军大坪区副区长、代理区长、区长。     
1 9 5 3 年4 月,二哥调黔阳群众报,任经理处主任、记者。他采写的长篇连载报道《五里洲上红旗飘》,在当地很有影响。     
1 9 5 6 年二哥调长沙新湖南报社所属农民报任编辑。1 9 5 7 年7 、8 月在报社反右派运动中,他不服批判,于8 月2 2 日,身着汗衫、短裤,脚踏木板拖鞋,毅然出走。报社派人寻找,我也向公安机关报案,迄无音讯。     
选儿回忆,8 月2 2 日晚饭后,他母子二人听从二哥安排,利用暑假机会到府后街的一个亲戚家走访并宿一夜。他们走出报社宿舍后门,向经武路方向走过几十米,不记得为什么事,选儿单身返回家里,进了房间,只见他爸坐在桌前,没有开电灯,记不清是在写什么还是在发呆。二哥见选儿返回,招选儿到身边,用右手上下抚摸选儿后脑勺,什么也没讲。选儿没意识到什么,匆匆出门去追他母亲。2 3 日早餐后,他母子回报社宿舍,打开房门,床上还是昨天出去时的样子,二哥的皮鞋在床前,打开抽屉,最上面有一张纸条,选儿记得最清楚的其中一句话:〃……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顿时,母子都慌了,二嫂在报社内找人,很快报社有人到家里来,问了些情况,将那张纸条拿走了。     
二嫂在长沙市南郊左家塘外阿弥岭桂花树小学当教师。九月开学在即,母子二人离开了新湖南报宿舍这个家,开始相依为命地生活。那年冬天,二嫂与学校的老师都集中在北区开福寺区委党校搞反右运动,选儿被寄住在二嫂的一个家住农村的学生家里。选儿说,看着屋檐下吊挂着的冰柱,看着大雪,想起爸爸妈妈,心里好冷。     
历次运动,二哥的这桩事成了讲不清楚的案子,兄弟姐妹侄儿侄女都受到影响,特别是1 9 6 6 年选儿在长沙市第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学校对他的政审意见是:该生高考应不予录取。选儿上学读书的权利因受牵连而被剥夺。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对二哥的右派问题已予改正,但他仍是杳无音信。他年轻时常言,自己的一切活动都不是为了谋求荣华富贵,想必他一定是抗争时弊,玉碎了,英年仅33岁半。                 
杨春云和张少锋在一起的最后日子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张少锋同志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的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另外给编辑部大、小展览会提供了一些优稿、劣稿的剪报。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被官健平、孟树德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下放衡山改造的处分。他因劳累过度,贫乏饥饿,在1961年得恶性痢疾,重病时被送回长沙市一中他爱人杨春云老师家。不到四天便去世了,死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这已是18年以后的事了。      
    
张少锋走了,带着屈辱,怀着怨愤走了,万般无奈,彻底绝望地走了,至今已离去四十年!人们说,岁月可使人淡忘伤痛,我说:〃不!〃岁月滔滔,可将生活遭遇的画面冲刷得支离破碎,但刻在心上的伤痕是冲不掉的,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是冲不掉的。    
那是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晚。大女儿还在做作业,四岁的小儿还未睡觉,我听见街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急忙下楼,打开街门,我的问话尚未落音,人还未看清,就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说:〃你到家了。〃又说:〃扶他上去吧!〃我这才看见地上坐着的人是少锋。他扶着我的手臂站了起来,说:〃走,进去。〃送他的来人没有留下姓名,没说明情况,也没接受我的邀请就走了。屋里的灯光下,我看清了少锋的样子:浮肿蜡黄的脸,失神的眼睛,狼狈的衣着。我的心顿时缩紧了:〃你怎么病成这样子?怎么不写信告诉我?〃他的回答是:〃不病成这样,他们怎么肯让我回来!〃    
我发现他大便频仍,而且是脓是血,人已虚弱到躺下就紧闭眼睛,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春节,有人送来节日菜食,其中有高梁粑粑,荞麦粑粑,他根本没吃什么,只用关注的神色看着孩子们吃得有滋有味,自己显得欣慰。他原想留在家里养病,但考虑到他的病情严重,经我一再劝说,在到家的第三天,他才允许我送他上医院。那天,我在校医室借到一副带轮子的担架,独自推到市立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恶性痢疾、水肿,必须住院。谁知这一进院,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永远地去了!〃让我在家过完这个节吧!〃这句不愿住院,不愿离开家和孩子们的话,至今仍清晰地在我耳边萦绕不散,在我心里滴血。少锋啊!你怨我吗?    
住院期间,少锋少言寡话。我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那浮肿的脸,浮肿且沾有脓血的手(是他自己揩屁股沾上的),和那双浮肿、冰冷、长满厚茧的脚 。他不曾向我叙说在乡下劳动改造的情况,也没问过他兄弟姊妹的情况,甚至没有呻吟叹息。我记忆中的病室,虽住满了病人,但探病的人少,空气沉闷,压抑。我给他讲孩子们的事,才引出他眼里的一点亮光,但他不要我带孩子去看他,说〃这里太脏!〃为了解决他脚冷的问题,我缝了两个棉袖筒给他包脚,又把热水袋放在两脚中间。他身上盖得够厚了,但他仍说冷,脚冷。    
大概是他住院的第四天,我安排好孩子们吃晚饭,带着邻居给我的两个桔子,就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我给他洗脸洗手,后来又想给他换件衣服(这时,护士已不再给他穿裤子),当我抱起他的肩部时,头刚离开枕头,他就大口喘气,摇头,我只好让他躺下。我剥桔子喂他,他只吃了一片,就说吞不下,不要我喂。这时,他已很难睁着眼和我讲话了。我默默地流着泪。旁边一位病人摇着手向我示意他不行了。我喊护士,护士说不要紧,已给他打过针了。时近午夜,我既不能留在男病房,又挂牵家里的五个孩子,就摇着他的手,叫他,希望他再跟我说话。他没睁眼,只断续地说:〃照顾好孩子!〃〃注意休息!〃,听见我说明天一清早就来看他,他强睁眼皮说了一声〃好。〃谁知道那竟是最后的诀别!深夜的小巷,街上已寂无行人,只剩下昏黄的街灯照我急行。我心乱如麻,忧急悲苦。我担心他睁开眼看不见我时心里难过,我怕他死,我不知道怎么办,该不该打电报告诉他的亲人?我感到特别的孤独无助!走到家门口,我忍不住倚门痛哭。同院的人都已入睡,只有自己家里的灯还亮着,孩子们都挤在我的大床上睡着了。我决定当晚就打电报给郴州的弟弟。这一夜我在痛苦焦虑中度过。天刚亮,我就交待大女儿照料弟弟妹妹,自己急忙赶往医院。一到病房,但见床位空了。我急忙向太平间跑去。在那里看到少锋的脸还扭向门口,他还在盼我呀!我心如刀绞,抚尸放声大哭。一个工作人员说: 〃赶快去料理后事吧!〃    
下午,少锋的小弟、二妹和我去医院为少锋送行。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把少锋的遗体丢进铁匣子,丢得那样漫不经心,那样重,我大声哭喊着:〃你们轻点呀!……〃我要跑过去,可妹妹死命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过去,任我喊:〃让我再看他一眼!〃此刻他们还是把铁匣子装上了汽车,把我的少锋带走了,连骨灰也不给我留下!    
少锋走了,四年的〃右派生涯〃算是结束了,他是戴着沉重的、幽灵般的〃右派〃帽子去见马克思的。不论有多少屈辱,多少冷眼,他不必再听荒谬的无限上纲的批判,蛮横的训斥了;不必再面对冷酷的人际关系,不必再忍饥挨饿地遭受超负荷的劳动折磨了。他才四十岁啊,正在生命的旺季!他忠于职守,追求真理,渴望有所作为……他有什么罪?可为此他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失去了堂堂正正活着的权利。他在梦寐以求的党所领导的新中国里只生活了十一年。他走了,把痛苦留给了亲人,把他生前言行的是非曲折留给了历史评说。                 
左隶章我 的 回 忆    
我阅读了《1957新湖南报人》一书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又一次沉浸在对过去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的回忆中。我爱人鲁峋也是新湖南报右派大冤案的受害者之一,1957年他仅24岁,当时在报社总编室工作,负责办业务刊物和黑板报,兼任省直机关四分团委委员、报社团总支书记和编辑部团支部书记,1954年曾被评为省直机关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像他这样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干部,也逃不脱那个时代的命运,被划为右派分子。我那时在湖南省监察厅工作,195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我和他是在1952年共同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中相识的,1953年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孩子。我们互敬互爱,日子过得很开心。1957年,反右运动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新湖南报社更是灾情惨重。一天鲁峋突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他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顿时如五雷轰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知道鲁峋思想单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可说已到了执着入迷的程度,他怎么可能突然反党反社会主义呢!第二天我赶到报社人事科,质问人事科长彭心耿(当时报社总编辑官健平的老婆):“你们凭什个划鲁峋为右派?”她回答说:“鲁峋在黑板报上登了支持邓苏右派集团的文章,拉都拉不过来。”我气愤地反驳她说:“他1954年就被评为省直机关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6年入党,现在倒成了右派。你们这是什么政策,什个搞法!”说完我马上冲出来走了。     
鲁峋被划成右派后,给我及全家带来了一落千丈的厄运,而且我立即受到了惩罚 。我是省监察厅的人事干部,原本不属于下放对象。他被定为右派后,省监察厅立即将我下放到衡阳县洪市乡百祥生产队劳动。当时我正怀孕在身,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了不增加负担,更为了表示誓与我最亲爱的人同甘共苦、永不分离,我没有和鲁峋商量,就独自到省妇幼保健院做了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当我来到百祥生产队时,我的行李还没有放下,乡党委书记就赶来我寄住的农家问我:“你爱人怎么还没有来?”不久他真的下来了,但我们只能分住在两个农户家里。1958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年代,随着面临全国性的饥荒。我们每天吃的是萝卜当饭,主粮很少,菜里也没有什么油水。每天出工就是干农活,修马路,建水库,开渠道。我下放以后,身体越来越瘦弱,每次经期来时月经量特别多。由于当地很少有卫生纸和草纸卖,只好按一位农妇告诉我的办法:用布缝一个条形袋子,袋子里放柴灰,用这个袋子来代替月经纸。这样当然很不卫生。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鲁峋的姐姐,她才从邮局寄来草纸给我。记得有几次来月经时,干完劳动后没有热水洗澡,我跳到池圹里洗冷水澡。洗完后上岸一看,只见水面上浮着一圈圈的红色血液;回家后腰酸背胀,很不舒服。后来经医院检查,才知道我患上了功能性子宫出血症。以后每次来月经都要打止血针、吃激素药;且因出血过多,血生素经常降到6—7克,长期面部浮肿,手足麻木。这个病一直到我做了老人才好。     
1958年底,我被调回长沙,分配在湖南省第九劳动改造队工作(即现在的湖南开关厂),鲁峋则仍在农村劳动改造。我回来后,内心感到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任劳任怨,身体也渐渐康复。厂党委看我工作出色,先后安排我在厂党委办、宣传部、就业科等部门工作,担任过车间指导员,同时兼任厂妇女主任。可是到了1960年,全国性的饥荒越来越严重。我和孩子每天吃国家配购的粮油只能吃个半饱,经常肚子饿得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