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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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坐在预定的椅子上，出乎意料，没有让我站着。大会宣告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发言，讲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吧！我明白，这都是领导人布置好的，谁参加，谁发言，讲些什么……都经过审查批准的。发言人多数是奉命行事，发一些违心之论。少数人想藉此立功，极力做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样子基本上，都在做戏。想通了，倒也不去计较。然而，此刻戏正在上演，我又是其中的反面主角，不得不虚应故事。我埋头恭听，持笔速记，表示在认真接受批判。会开到最后，照例由批判对象表态，我也说了几句，表示将进一步深刻反省。
严关就这样过来了，没有再开批斗会。我猜想，大概在官、孟他们的账上，我的一笔已经清算好了，无须多费力气。其实不然，过了一向，又是那个曹田寿找上门来。二话没说，就问我：〃你记了日记没有？〃突然提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就习惯性地按照对党忠诚老实的原则，毫不迟疑地回答〃有〃。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官、孟也好，曹田寿也好，都代表党组织。曹田寿沉着脸说：〃你拿来，我们要看看。〃我马上取出没有用完的一本给他。
1958年1月24日，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以四开大小、三个版面刊登了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其中《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占了一大半篇幅，标出的主题是：
〃看起来柏原一本正经，高深莫测，骨子里却是个反动透顶的右派。〃
副题是：
〃他针对李冰封调往省委一事竟在日记里写：'党，党，多少坏事假汝之名而被实行之！'〃
原来孟树德正感到我的材料不足，难以写罪状的时候，得到这本日记，大喜过望，马上亲自动手从中摘取了一些片断，用以证明我〃反动透顶〃。他模仿反胡风时公布胡风往来信函的样板，也加了一些编者按，企图引导读者。摘录的这部分日记，反映了我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无论苏联、波兰、匈牙利也好，中国也好，中心问题是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党内国内缺乏民主，以至脱离群众，产生了种种弊端。我认为按照恩格斯的教导：〃应该解放思想〃、〃不相信一切神圣的东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很长不便照抄，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湖南日报社和省档案找到）。
李冰封的调动是怎么回事呢？
李冰封是《新湖南报》编委会成员，报社派他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进修了两年，于1956年夏季毕业回到报社。第二年春，省委组织部调他到省委办公厅做一般行政干部。他热爱新闻工作，1948起他在东北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开始作编辑。北京解放以后，他参加了《人民日报》工作。1949年南下到湖南，为《新湖南报》创办人之一，至今已有十年的报龄，可称老报人了。他刚从中央党校深造回来，正想发挥专长，为省报作出贡献，上面却要调他去做不需专业知识的行政工作。因此，他向部长陈述意见，请求不要调走。部长承认他讲的理由，说花十年功夫培育个新闻干部确实不易；但是，简单地一句话回答：〃这是党的需要，你得服从。〃李冰封与我是多年共事的知友，他心中苦闷，便写信向我倾诉。他认为，报社编委会正待加强，却把他调走，他怀疑是官、孟排除异己的计谋，因为他赞同多数编委的办报观点。来信要我打听什么地方需要新闻干部。我和北京工人日报社联系，那里立刻表示欢迎，请他去任编委。我写信告诉李冰封的时候，他因被催逼不过，已到省委办公厅报到了。我很为他不平。联想到党校同学谈过某些领导干部假公济私、腐败专横的事例，不胜气愤，遂发出了〃党，党，党……〃的呼喊。
《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发表以后，我在报社〃右派〃当中，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那时我们一伙几十个〃右派〃被编成劳动队伍，每天去清垃圾，扫厕所，运大粪，支援郊区菜农，大家天天见面。有的人就笑着对我说：〃你那句'党，党，党……'也确实够厉害的。〃〃够厉害〃什么意思？我体会，是说可以构成大罪。事过若干年，他们才讲真话，认为我那句话没有说错，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只是不该写出来罢了。我还听到小道消息，说唐麟看了我的日记后说道：〃此人的反动思想已成了体系了。〃种种迹象表明，日记成了我的主要罪状。我为此惶惶不安。赶紧写了一个声辩书交给反右办公室，大意如下：
1、搞引日记中的片断，不能全面表现我的思想感情；全面地看我的日记就可以看出我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2、写日记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完全是给自己看的，既未发表，也未传播，即使有错，也不该视为罪行；
3、日记是我向党交心交的，就算有错误，也应从宽处分。声辩被置之不理。后来，我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最重的处分。《摘录》发表后过了20天，即1958年2月12日，《新湖南报人》刊登了我的认罪书。按政治运动的规律，凡是被指定为运动对象的，都须写出检查或认罪书。报社反右自不例外。这些认罪书陆续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模式基本相同。首先承认加给自己的罪名和罪状，然后自我剖析犯罪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必须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才算深刻。我也是这样作的，着重检讨了日记摘录所揭发的〃反动思想〃。我是捏着鼻子认罪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天道》那本书。书中写道，周惠很鄙视湖南那些被揪出来的〃右派〃，被揪之初还嘴硬，后来七斗八斗，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低下了头，拿着忏悔、检讨、揭发的'认罪书'……周惠骂他们〃糊涂，没骨头。〃（见该书第291页）我认为，此话虽然不假，但不公平，更不应当从周惠的口中说出。其一，他是湖南反右的总指挥，至少湖南反右的〃扩大化〃，他负有罪责，正是他假借〃党和人民的名义〃威逼那些老老实实的〃并非庸碌之辈〃低下了头。如今，他反而笑骂他们。难道于心无愧吗？其二，周惠下了庐山，回到湖南，一变脸成为反〃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自己还有没有骨头，世人皆知，自己也明白，怎么能厚着脸皮讥笑别人呢？
1958年春节后的一天，报社忽然召开全社大会，由孟树德宣布二十个左右的人为右派分子，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报社反右以来公布的最后一批。
据《湖南省志》记载：
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数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1979年落实政策，当年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有6人已不幸逝世。
《新湖南报》编辑部的骨干就此被摧毁殆尽。他们是党培养了多年而成长起来的新闻干部，是党的宝贵的财富，现在被毫不顾惜地扫地出门了。为什么呢？为了少数人的权欲。而这份经过多少人辛苦经营，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报纸，竟落到土匪和文痞的手中。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怎不叫人痛心呢！
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像新湖南报社这样被严重扩大化的，全国新闻界没有第二个。其他界至今也没有发现。它是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的杰作！事过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他们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其中自有道理。一方面，反右派运动的〃东风〃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充分运用了权力的优势和肆意玩弄权术。为首的周惠在当时的湖南一手遮天，权力之大是不消说的了；他们玩弄权术的本事也非常人可及。
自官、孟调进报社后，他们秉承周惠的旨意，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们势单力孤，周惠便指示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从编委、组长中间拉出一部分人来〃起义〃，要他们反戈一击。官、孟奉命执行，物色了几个对象，亲自找来谈话，施行威胁利诱，许以不划他们为右派，照旧工作，要求尽力检举揭发所谓〃邓苏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少数〃起义人员〃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大量的捕风捉影的揭发材料，为他们提供了反右的炮弹。到了运动后期，要打倒的都打完了，他们却自食其言，将这些〃起义人员〃来了个〃一锅煮〃，统通都给戴上了右派帽子，给予或轻或重的处分。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三人不沽君子的虚名，宁作狠毒的丈夫！充分表现出权术家的特色！
青年读者也许会提出疑问：〃这三个人如此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为何长期不受追究？你们那些人也是读书明理的，为何那样软弱无能，连一声抗议都没有〃？问得好！前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回答的。后一个问题，我痛定思痛，倒是作过反思。我们那些人确实有不同程度的软弱性。毛主席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这话是对的。司马迁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要知道，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知识分子如此，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更有过之，根本不敢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自己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把是非弄明白的，那时必定会把自己的沉冤昭雪，从而更证明自己的忠诚。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报社那批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连周惠都说：〃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不过，他虽然明知这些人为什么低下了头，还是要嘲笑他们，谁能说出他又是什么心态呢？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我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我和我的家人正式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我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现在我们被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线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我们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至于我，体力劳动倒不是多大的难事。当时我35岁，正当壮年。自幼爱好体育，体质不差。参加革命后，随军采访，下乡调查研究，经受过一些劳动锻炼。那些管教干部知道我原来是大学生，行政级别也不低，却能忍苦耐劳，倒也另眼看待。这儿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警告：来到这里以后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交心、认罪……当然少不了批斗。所以，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我妻子儿女隔几个月便偷偷地从长沙跑来探望我，带着她们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食物。看见我蓬头垢面和犯人一起推土，狼吞虎咽地吃着她们送来的法饼、鸡蛋，每次都哭着走回家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寒暑，1960年秋天我被工程队（管教队）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理说，应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但还不行。所有被摘帽、被解除劳教的分子，原单位都不收，原城市都不受，继续留在那里〃就业〃。我被留在新生工程队所属的机电厂当翻砂工，不再挑土运石了，改为向冲天炉加料化铁，抬铁水浇铸。如此又过了两年，到1962年，上边的政策有了点松动。我获准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我的妻子是报社的一般干部，我只能住在报社。我做什么工作呢？怎样生活下去呢？报社不闻不问，因为我已是被开除公职的人了。报社现在被官、孟一伙完全控制。官继续当总编辑，孟树德升为副总编，官健平的老婆任人事处处长。这个新湖南报我曾跋涉千山万水南下湖南参与创建的单位，我曾日以继夜呕心沥血为它效力的单位，现在把我当作垃圾一样无情的抛弃了！
我必须找点事做，为自己，也为我的儿女。我的妻子工资很低，五十几块钱，要养活四个不大的儿女，连吃饭都很困难，我起码得养活自己。我有体力，也有知识，什么事都愿意干。但是，谁敢收留一个〃摘帽右派〃、〃解除劳教〃的分子呢？我只好打零工，和几个命运相同的难友结伙，拖板车，卖黄泥巴，给人家拆破旧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