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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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之间，如果一到漠不关心的程度，那对夫妻迟早要砸锅。长官和部属之间，也是如此，一个月给他一千多元，甚至一千元都不到，而只有寥寥的几百元，就心安理得，认为已恩重如山啦，天下有如此舒服的算盘乎。这种现象好像也是时代产物，据说从前有这么一则故事，俄国代表去美国访问，问他们工人的待遇，美国佬曰：「一月八百元。」俄国代表曰：「然则多少才能维持生活？」美国佬曰：「五百元。」俄国代表曰：「多出的三百元干啥？」美国佬曰：「我们不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接着美国佬反问之，俄国代表曰：「我们工人，一个月也是八百元。」美国佬曰：「然则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俄国代表曰：「两千。」美国佬吃惊曰：「不足的一千二百元怎么办？」俄国代表曰：「我们不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盛哉，俄国代表真是学问冲天，不但一句话把美国佬的嘴塞住，而且一句话也为他们政府省了不少麻烦。不特此也，闲来无事，还呼吁薪给制节约哩。于兹柏杨先生发明了一条规律曰：天底下都是供给制的官要薪给制的官节约，盖悯其愚而且穷也。抗战时某大头目（现在美国做寓公），有一天诧异曰：「人家都说钱不当钱用，我身上装的十块钱，三四年都没用完。怪哉！」真是怪哉，大概薪给制之官挥霍成性，天生不是善类，故过几天就得让供给制之官敲打敲打，教他们节约，否则不知他们将乱搞到啥地步也。
公用电话
台北电信局在街头巷口，普遍设立公共电话亭，真乃一大德政。未设电话亭前，有紧要之事，想叫一个电话，简直如大难临头。或是三更半夜，或是狂风暴雨，去敲隔壁朱门借电话，世间还有比这更使他们暴跳如雷的事乎？自从设立电话亭以来，有电话的人可以安枕矣，没电话的人也同样心情舒泰。盖从前借一次电话，下自婢仆的言语，上至主人的嘴脸，无一不难以消受。柏杨先生小时候，电话比现在自用汽车还要贵重，非绝大头目，不能装置。有一次为了借电话，几乎被狗咬断了腿，之后我就宁愿跑十里路，不肯去战战兢兢敲门，再战战兢兢而言曰：「对，对不起，借，借个电话。」现在这种毛病总算一扫而空。只要身上装五毛钱，就可理直气壮的大打特打，无论啥时候，无论啥事体，老子愿打给谁，就打给谁。打之前固不必婢膝奴颜，未语先笑；打之后也不必感激涕零，磕头如捣蒜。就此一点而论，现代的小民可以说福比东海。
不过天下事无论干啥，总不能不出点别扭，电话亭固功德无量，但有时候打电话的人，也能把肠子都气直。君看过美国连环画《小亨利》乎？有一幅漫画上，该小子在电话亭中打电话，亭外下着大雪，天寒地冻，男女站成一排长龙，一个个愁眉苦脸。小子曰：「哈罗，我这边二十一个啦，你那边如何？」小妹在另一个电话亭中沮丧曰：「我这边只有八个，怎么办？」遇到这种打电话的朋友，真是有缘千里相会，三生有幸得很也。
漫画终归是漫画，看了使人会心一笑，实际上如果真的碰上该顽童小亨利，恐怕就会心不起来，也一笑不起来焉。小亨利还是一个孩子，必要时可伸出巨掌，强制执行，如果对方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姐，或是一个豹头环眼的大汉，恐怕除了仰面呼天之外，别无他法。有些人打电话就好像嚼槟榔，越打越有劲，视亭外之人如犬豕，你在外边越急得发疯，他在里边越安闲得很。有一次我的侄媳肚子大痛，马上就要分娩，柏杨先生打电话叫计程车，有两个花枝招展的烂女人，正挤在亭子里，咭咭呱呱，说个不停。只听得其中一个曰：「你猜我是谁？」「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啦？」「哎哟，到底是留学生啦，连腔调都变啦？」「我呀！嗨，我不告诉你，让你猜猜看。你的女朋友很多，猜不完！是不是？」「我妈叫我问你，明天晚上请我们看电影好不好？嘻嘻嘻嘻！」「什么，你姓张，啊，对不起，你不是王──王──王──，挂错啦！」我以为可以熬出头矣，想不到挤在一旁另一个女的，接着又拨号码，然后她叫曰：「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你猜我是谁？」（他妈的「你猜我是谁」？）「哟，哟，不是，不是。」「对啦，我和美丽在一起，嘻，嘻。」（掩口而笑）。「你明天中午有没有时间呀？」「没有事，你看哪个电影院的片子好？」「我不喜欢什么什么哪。」
说到这里，已十分钟过去，我老眼昏花，心如火烧，就绕着亭子乱转，希望她们能垂鉴及老头一脸焦急之色，兴起怜悯之心，把话早一点说完。可是足足转了四十几圈，她们仍相应不理，我只好敲玻璃窗，哀号曰：「小姐，我有点急事，拜托。」烂女人之一怒曰：「我也有急事。」呜呼，柏杨先生真是有点自制力，否则当时就给她一拳。
打电话虽是小事，但它代表的意义却庞大如山，古人「醉之以酒观其德」，今人则「玩之以牌观其品」，其实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只要看他打电话的态度，便可明了他的内在成份是啥。「你猜我是谁」乃天生的烂女人腔，烂女人们说之，固然同样的罪无可逭，但总算情有可原；有些臭男人也说之，就未免肉麻加三级矣。其他像「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啦」「你猜我在哪里啦」等等，更是浪费生命之词。有一次一位也是老头朋友，从台南来，打电话给我，我曰：「我是柏杨。」他曰：「啊，好吗？我刚下车，借电话哩，马上就去啥啥旅馆，你能不能来一下。」我曰：「你是哪一位？」他曰：「怎么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啦？」我曰：「听不出来，你可能有点变啦。」他曰：「我还是老样子呀，你倒是变啦，在台北混了几年，六亲不认啦。」我曰：「老哥，电话上没有眼，我怎么认你呀。」他曰：「说了这么半天，你仍听不出？」我开台湾省骂曰：「干你娘。」后来他向别人宣传我「夜郎自大」「忘恩负义」「目中无人」「过河拆桥」，我听了就更「干他娘」啦，盖我如不教训他一下，谁还肯教训他也。
我想《六法全书》应增加一法，成为《七法全书》，那一法就是「废话连篇法」。记得十年前台北《公论报》发行人李万居先生家失火，他正在接长途电话，急叫曰：「失火啦，请快挂断。」对方相应不理，仍喋喋不休，结果报警电话叫不出去，弄得全家一扫而光。遇到这种情形，法律便可出笼，把那个死不肯挂断的朋友，重打四十大板，才能收惩一儆百之效。
不过法律虽严，总有漏洞，万全之法，似乎只有科学家可以解决。依柏杨先生高见，最好发明一种机器，附设在电话之旁，为纪念柏杨先生此一伟大的先见之明，以及对中华民族文明的贡献，为全人类和平而作的努力，可定名为「柏杨治疗机」，构造如何，当然由科学家设计，柏杨先生要求的是，该机之内装着一个大而巨的拳头，和一只结实的橡皮脚，因人而制其宜焉。对男人用拳头，对女人则用橡皮脚。且因其年龄而异其重量。年轻力壮的则重一点，小孩子──若小亨利，老头──若柏杨先生那位朋友，则轻一点。
该机的用途，顾名思义，在于治疗废话连篇的毛病。好比说有一位千娇百媚的太太小姐，在电话亭里一面大扭其臀，一面嗲曰：「你猜我是谁？」只听「通」的一声，橡皮脚已脱笼而出，照她的屁股上就是一下，把她踢个玉嘴啃地。如果她有大无畏的精神，不在乎一踢，仍坚持曰：「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啦？」第二脚就比第一脚要重三分之一。如果她仍说个没完，只要超过两分钟，该机就像计程车上的计程表一样，喀嚓一声，马上又是一脚。遇到男家伙们，发了废话毛病，也同样治之，不过那特效药是拳头而不是橡皮脚矣。以柏杨先生那位从台南来的朋友而论，呜呼，幸亏他打电话时，柏杨治疗机还没有发明，否则危矣。电话亭里拳下如雨，下巴焉、胸脯焉、面颊焉。我敢赌一块钱，他以后打电话时一定简单明了。这种机器，不仅可装在电话亭；办公厅和家里的电话上，也都应配置一个，不但可节省不少电话费，即令失火，也可迅速求救，而且大快人心，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发明，科学家们，盍兴乎来。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末期，三分钟电话出笼，但有钱的家伙仍可盘据地盘，不如拳打脚踢来得釜底抽薪。）
新年快乐
阳历年元旦终于过去，由一九六二，跨进一九六三，如此大变，快乐之人自然应运而生，姑且举出几种，以质国人。一
第一种快乐之人，乃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案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堂堂中国，割据我堂堂宝岛台湾，凡五十年。经过了八年抗战，打得一塌糊涂，总算吐赃似的把台湾吐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统统加以铲除，十三年来，颇着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维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谓「年终奖金」。盖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年终」什么的谬说，当一个公教人员，能够献身救国救民大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还是啥奖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残余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亏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把年终奖金之制取消，这又是公理战胜强权之一例，真是快乐得很也。
去年初冬，报上载有各方面酝酿要求恢复年终奖金的消息，柏杨先生看啦，龙心大怒，如果这种侵略残迹竟可恢复，则啥侵略残迹不可恢复乎？幸大人先生择善固执，不为所动，邪谋未能得逞。否则，人人在最后年关，都捞一笔，算啥体统？如今元旦已过，铁的事实终于毁灭那种一定发年终奖金的恶毒谣言，柏杨先生乃额手称庆。其实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相信也会跟我一样非常高兴，现在孔孟学说大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君没有听说圣人之一的颜回先生乎？穷得连枕头都没有，枕着胳膊，还欢欢喜喜的唱歌哩。我曾经到过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说最穷，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条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沟里捞菜吃，八十岁的母亲辗转床上，已四年之久，无钱送医。可是，他们竟赫然有一个枕头在焉，比颜回先生高级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乐，其蠢固如猪也。不过因孔孟学会成立，朱熹先生阴魂复活，再加上取消年终奖金之故，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气质变化过来，一定会快乐一阵。如果仍有执迷不悟，非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可之辈，无疑的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家伙，属于「没有办法阶级」，为柏杨先生所不喜，自亦为国人所共弃。法门寺刘瑾先生不是说过乎：「桂呀，拉出去给我哗啦了吧。」际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际，真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二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中华民国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他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仅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母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著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定他们之间真有一份友情，不致连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画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覆，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