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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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一？十五？台北《中国时报》
为父立碑
这里安葬的是郭学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母亲，但父亲于一九四○年在这里入土的时候，眼看灵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抢地痛哭。而今，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一九八八年二月
附记：一九八七年，台湾海峡封锁禁令解除，两岸于隔绝四十年之久之后，恢复来往。唯恐再生骤变，匆匆在父墓之前，建立此碑，由长女冬冬，购买最好石料，聘请最好书法家及最好石工。迄今又复一十四载，云天相隔如故，人事也呈凋零。所幸弟妹均已觅到，和平已固，深为庆幸。
一点感激情 化成几行字
──出狱后第一位朋友冯志翔
当冯志翔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惊呆了，我不相信这是事实，但它竟是事实。
一九七七年以前，我不认识冯志翔，冯志翔也不认识我。人一到了老年，便很难建立纯洁的友谊。一九七七年第一次见面，我将近六十、他七十岁，我把他当作兄长和长辈，他把我当作一个老弟，迄今十年，我们的友情日增，成为莫逆，并共同度过一段低潮的日子。主要的原因是，他那个湖南骡子，和我这个河南驴子，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共识。我有一种天生的「犯上」性格，朋友们对我跟冯志翔相处得那么无间，深感惊奇，因为不知道我所犯的「上」，都是一些草包的「上」；对值得尊敬的「上」，我心悦诚服。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副处长萧桃庵先生到我被软禁的绿岛指挥部，下达释放令，把我接到台东。在台东住了一天，第二天，四月一日，飞回台北，萧桃庵先生诚恳而温和，在我心情平静时，告诉我说：「上级给你安排一个新工作！」这消息对一个惊弓之鸟来说，犹如一声霹雳，因为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坐牢期满时，上级也是在安排工作名义下，把我软禁了一年零二十六天。萧桃庵先生大概看出我面色的惊恐，安慰说：「这次安排跟上次安排不同，是一个研究机构！」我说：「我在绿岛指挥部的名义是『看管雇员』，这次不过仍是『看管雇员』罢了！」萧桃庵说：「这一次不是『看管雇员』，而是『研究员』，我明天就把聘书送来。」两天之后，萧先生送来一纸「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的聘书，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等到时机成熟，就会跳出牢笼。
不久的一天下午，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冯志翔先生忽然出现在我住的地方，当时我借住在老友罗祖光台北敦化南路的汽车间，以一个单位主管亲自拜访一个刚出狱的部属，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奠定了日后的友谊，也使我在准备随时一走了之的「研究中心」，一待就踰十年。冯志翔先生是新闻界老兵，他感情丰富、率真，还有一颗童心，好恶心明显而又强烈，为他自己找了不少麻烦。但也因为如此，使我们更相接近。我从到中心的第一天起，就一个办公室接一个办公室介绍国民党特务的奇行，冯志翔先生是国民党忠诚党员，但他从不阻拦，他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有时他还常常幽默的大声叫：「共匪柏杨，郭匪衣洞！」我曾经想印一张名片，官衔是「匪谍！」冯志翔先生主张应加一个「前」字，他说：「这才合法。」
我跟香华结婚时，距我出狱才十个月，既没有钱办事，又没有人办事，加上我对睽违十年之久的台北，感到陌生，冯志翔说：「你不要管，除了新娘外，大小事都包在我们研究中心身上。」果然，我成了旧式家庭办喜事的新郎一样，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操心。但我最大的麻烦还是出国问题，经过多少次被警总拒绝之后，一九八○年，新加坡《南洋商报》邀请访问，冯志翔先生再一次投身于他所戏称的「柏杨出国战」。当一切绝望时，他告诉我：警总怕的是：柏杨逃到大陆，冯志翔说：「我用身家性命保证他不会逃往大陆。」又说：「我告诉他们，逃走就逃走，台湾少一个柏杨，难道就死！」最后还是由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用正式公文呈报给国民党大陆工作会，转呈给当时的秘书长张宝树，再面报当时的主席蒋经国，才算批准我出国。记得那一天代表警总往绿岛接我回台北的萧桃庵先生还特地请我们吃晚饭，把护照交给我，教我「体会国家多难，慎言、慎言！」我对冯志翔先生这份艰辛，永记在心。
可是，我身份证职业栏有「研究员」记载，旅行社警告说，香港恐怕不会签证。我立刻向冯志翔先生请求辞职。冯志翔先生说：「你是『看管雇员』，怎么能够开溜？这样好了，准你辞职三天。」于是给了我一张辞职证，让我注销原来记载，改作「无业」。对一个正式机构而言，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和泰山般的肩膀，不可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担当，所以当我们以后感情更厚时，他就时常威胁我要把我开除，他笑着说：「那张离职证明可是算数的。」
然而，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就窝里斗，夺权派为了加重对冯志翔先生的打击，四下控告，其中严重的一条就是：「包庇分歧份子柏杨。」我向他建议，用公函把我送回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柏杨初是匪谍，现在又兼分歧份子，不敢包庇，送回查收。他说：「不行，万一再把你送到总统府看管，我们就被拆散了。」我们忍不住大笑。
就这样，十年在手指缝中溜走。执笔伤感，欢乐仍在眼前，冯志翔先生还可以为国家作很多事。至少他的亲和力和豁达的心胸，国民党比普通人更需要他。然而他却寂寞的死了，真的，内心非常寂寞的死了！一点感激情，化成几行字，志老在天之灵，请你记念。
──一九八九？三？二四？台北《中国时报》
附记：冯志翔先生逝世后，我才听到一些他的过去，其中最具颠覆性的一件事，是他当中央社成都分社主任的时候，英姿焕发，正逢盛年，竟和一个学艺术的有夫之妇双双私奔。那是封闭的二十世纪三○年代，他罗曼蒂克的一面。由此而发出的热情，迄老不止。于兹十载，再读此文，忍不住老泪纵横！
赋给我们爱心的人
－－孙观汉先生，我深敬爱您
孙观汉先生的高学历和高经历，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他高不可攀。远溯四○年代，他就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即令六○年代，回国任教的博士，都使校园轰动）。并且娶了一位美丽的美国小姐（纵使七○年代，男士娶一位美国小姐，仍能使同辈小伙惊羡交集）。又在美国定居（今年已八○年代最后一年，有多少人为了能成为美国公民而急得团团转）。而且，他是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学者在中国是宠儿、文史科男生，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最后，孙观汉先生应国立清华大学之邀当客座教授，在新竹建立中国第一座原子反应炉，使他被尊为「中国原子科学之父」。
在这一连串震撼的旗帜之下，要想把孙观汉先生想像成为一位言行木讷、温和敦厚、平易近人，始终保持高级知识份子谦卑和乡土气质的本色人物，简直不可能。所以，当我于一九七七年出狱，他想来台湾和我见面时（那时候，能出狱已是幸事了，根本不能出国），我忽然畏惧起来；因我充满了惶恐，我怕我的简陋知识使他失望。
但我们终于见面，他万里迢迢，专程来台北探望我。我惭愧的发现，我错估了他，他竟然真的是一位言行木讷、温和敦厚、平易近人，始终保持高级知识份子谦卑和乡土气质本色的人物。当他一个人静静的坐在角落，喝着他的酒，倾听年龄较轻的朋友们，在高谈阔论，大叫大喊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这么一位不占面积，甚至「衣服褴褛」的乡巴佬，会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以及文学史上一颗巨星。
孙观汉先生是一位科学家，而又一直住在美国，夫妻子女间谈话，全用英语，在这种生态环境下，他于一九六○年代，突然决心用中文写作。对他是一种挑战，他的语法常常英文化，而且很多单字和名词，都写不出来，他的西方观念有时跟东方习惯恰恰相反，好比，有一次他写：「我爱我的国家，像爱我的女儿。」我把它改为：「我爱我的国家，像爱我的母亲！」他不了解我为什么要改，我告诉他：中国人习惯把国家比作父母。
孙观汉先生担任美国西屋公司核子研究所长三十年，但他的兴趣忽然转向文学。就在一九六○年代，开始把很多崭新观念，传入中国，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是他倡导爱心！爱心，这个过去只有在言情小说或基督教《圣经》上出现过的名辞，是孙观汉先生把它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友情上，他不断的介绍爱的真谛，像：「请稍稍爱我，但要永远爱我！」「爱」这个字，就在那个岁月，逐渐在各界人士的笔下出现，并在心里成长，终于成为每个人追求的一种宝贵心灵。
──「爱」，在孙观汉先生提出之前，很少人提出来作为人的品质，而到现在，却泛滥成灾。前些时，台北市政府整顿交通，竟然出现这样标语：「把交通的爱找回来！」交通如果有爱，气象也会有爱，运输也会有爱，铁路公路也会有爱，不知所云到这种程度，我想孙观汉先生的感叹当会更深。
从前，中国人口不言爱，现在，每个人都脱口而出，但孙先生的爱心同时在行动上表达。这世界上，有谁能为了一个从不相识的入狱作家，付出十年之久的营救行动？十年中，他受欺骗、受迫害、付出精力和金钱，但他毫不退缩后悔，只是「二十年包胥承一诺，纵乌头马角终相救」，爱到顶点，就是凛然大义。
孙观汉先生最近赐给我们另一个新的观念是，他猛烈抨击传统文化中「情」、「理」、「法」的价值标准，认为一旦进入法律程序，绝对不可以再考虑「情」、「理」，而只能就「法」论「法」，否则中国就永远堕落在人治社会，不能升级到法治。他曾在台北《民生报》撰写〈法！法！法！〉指出中国人必须有「法法法」的圣洁观念，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也可以说，酱缸之所以难以撞破，难以澄清为水，就因为中国人，尤其是当权者，畏法如虎。我把他的话收进《资治通监》，作为「孙观汉曰」，希望他的思想，能更深远的教育我们的后代。
孙观汉先生是那么平凡，普通人几乎看不见他；那么谦卑，普通人可能把他当作一个不识字的庄稼汉；这和他那大海样汪洋的胸襟和见识，是多么的不相称。也正因为此，我深敬爱他。
──一九八九？八？台北《文讯杂志》
我家孟子
五年前的一天，妻从学校打电话回家，兴奋的说，她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还叫我猜是什么好消息？隔着电话，我似乎仍能看到她手舞足蹈、笑逐颜开的模样。但我怎么能猜出来呢，不要说我猜不出来，大多数被妻子要求「猜」好消息的丈夫，都猜不出来，只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不是说她看上了一件新外套，定是说某个百货公司正在大减价。做丈夫的胆敢承认这是坏消息的话，那可就真是坏消息了，妻子的脸色就是证明。
不过，这次妻的好消息，我虽猜不出来，但当她迫不及待告诉我时，也确实是好消息，她说她在她桌子上发现一只全白的小猫。「真是全白的，一点杂毛都没有，要有的话，我就认罚，罚三个月不买一件衣裳都行。」她又说小猫真乖：「你看，他跑到墙角撒了泡尿，嗨，他真聪明，连大小便都不乱拉，有固定地方呢！」还有一点，更可贵的是，她说：「他舔我哩，从手掌舔到手背，热情如火，我保证他是一只好猫。」当我怀疑他来路时，妻说：「是他自己跑到我桌上，卧着不动的，雍容华贵，举世无双。我要带他回家，你一定会喜欢他的，是吗？」我想当然是，不过我有点困惑，妻一向怕猫，至少是不喜欢猫。从前，我几次提议养一只猫，都被她用最堂皇的理由反对掉。我就问她这个问题，她一点也不难为情，愉快的说：「他跟我有缘，三生有缘。」这就是女人，主意变得真快。
一个小时后，妻像捧着皇冠似的捧着小猫进门。
我们叫他「孟子」。说实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给他起这个名字，大概是我对孟轲死搅蛮缠的雄辩，印象十分深刻吧。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可能是一种满足感，一生庸庸碌碌，总希望找件事拔尖才好，所以，我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名字，作为动物名字的第一人。如果在从前，这样做恐怕要满门处斩了，即令在今天，有些朋友听说我们小猫的名字是「孟子」，脸上仍会露出一种诡异的表情，使我心惊。
孟子果然漂亮，全身雪白。可是妻说他连一根杂毛都没有，并不正确。脊背上有一条黑色毛带，两个耳尖和前额也是黑色的。但陪衬得如此的对称和均匀，比纯白还要可爱。我像抓住小辫子似的问妻：「你当初没有看清楚嘛。」她说：「当然看清楚了，我就是冲着他黑毛配得好才抱他回家的。」把只要有一根杂毛她就认罚的重誓忘了精光。而且特地到地摊上为自己买了一件皮夹克，来表示欢迎孟子成为我们家庭一员。
然而，真正的灾难还在于被妻称赞为「不乱拉」的大小便，我真羡慕有些人家养的猫狗会在指定的地方拉，每听人报告他们的小猫：「一定拉到盆子里。」我都自叹命薄。孟子果然十分聪明，聪明到不愿接受我们摆到墙角塑胶盆的约束。虽然不断给他换报纸，报纸上再放沙，他也只偶尔在那里应应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