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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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缅军的驱逐，和联合国的压力下，一部份孤军被转运到台湾，另一部份则辗转流亡到金三角。而我的报导工作，就从这块土地开始。
一九六四年（二十五年前），我在台北《自立晚报》，一连三个月，为这一支流亡孤军，报导他们的生存与搏斗的血泪遭遇，并于连载完毕后出书，定名为《异域》。也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第一个从事报导文学作家的头衔。这本书不久变成一本轰动的畅销书，我于一九六八年入狱，到了一九七七年出狱时，它的销售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万册以上，而同年（一九七七年），我国大学联合招生的作文题目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异域》与当时极受智识界推崇、谈论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冲击的名着《西潮》，同时并列。这个事实说明了「报导文学」第一次对我国广大人群造成的震撼。附带一个小说明：一百万册在某些国家，可能是个小数目，但在台湾，这个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而且，只有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岛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蹟。
在这本《异域》出现之前，我的国家文坛上甚至没有「报导文学」这个名词，自从《异域》问世，「报导文学」才埋下第一颗种籽。不过虽然如此，种籽的萌芽和茁壮，却要等待另一个机缘，事实上这个机缘的到来，在十年之后。报导文学突然蓬勃
一九七○年代中期，报导文学突然蓬勃，不久竟形成一个使人注目的主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到报纸的鼓舞，一是得到编辑的支持。在台北发行的《中国时报》，是我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高达一百二十万份。而诗人高信疆（他今天也被ＩＷＰ邀请在座），则主编该报副刊。副刊，是中文报纸特有的产物，专门刊载文学作品的版面。高信疆是一个被称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杰出编辑人才，他不但开拓了读者的阅读领域，更带引读者的心灵走向知识性与关怀并重的层面，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大批优秀的新生代作家，开始对社会问题作全面性的探索，然后纷纷投入报导文学行列；而《中国时报》每年颁发文学奖中，增设报导文学奖一项，更成为作家们争相获得的殊荣。
其次，台湾南部第一大报，位于高雄市的《台湾时报》，它的销售量在二十万份以上，一位优秀的副刊主编周浩正，也呼应报导文学，带动了很多作家向本土的现实问题发掘，给报导文学加入了一支坚强的生力军，于是，就像文坛上一对丰满了的羽翼一样，鼓风飞翔在整个台湾文学的天空。
在现代社会，一个作家不容易独力带动某一种文学风潮，需要有传播媒体的相对提倡，更要有杰出编辑家的苦心经营，才能创造机运。报导文学在台湾获得如此成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那就是工商业突然使社会的节奏加速（二十年来，台湾经济一直在快速成长），因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正急遽发展，在台湾，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物质丰盛，社会繁荣，一时带来许多精神上的超载，反映在现实上，诸如：农村及劳动阶层结构的变动所留下的后遗症；生活享受提高，资源开发与运用过度，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调；集体大量生产下，优胜劣败，强者生存，因而原来迟缓弱势人事的式微等，这许多发展出来的事项，使读者已经大异于五○年代的读者，心情也不再有五○年代的悲愁，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立刻参与现实行动。这种刻不容缓的心情，使他们无暇在纯文学的创作天地里，慢慢的吸收启示，接受薰陶，消化作者寄托的意蕴，他们须要立刻化观念为事实，抓住眼前问题的核心，立即寻求问题解决之道。台湾的报导文学就在这样的需求下，迅速的扩展，社会人心动向，也一呼百应，作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价值如何？但，在我们的国家，的确是如此。举例来说，我的第二本「报导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显着的说明。再赴金三角报导孤军后裔生活
我于一九七○年代后期出狱，不久有机会跟《中国时报》和高信疆合作，那就是，在上述的《异域》一书中，一部份拒绝撤退的人，仍留守在泰国北部山区，事隔二十年，他们或已逝世，或已衰老，有的互相婚配，或与当地人民结合，繁衍子孙，而他们的后裔都已成长，我们关心这些后裔，《中国时报》认为我是这项报导的最适当人选。
那是一次危险的实地访问，我和我妻张香华──这次我们一块儿来爱荷华，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出发的前两天，金三角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在当地唯一可得到访问线索的对象，已中流弹身亡。但我们仍毅然前往。这次涉险，回到台北后，我写出《金三角？荒城》，在《中国时报》连载，这是继《异域》之后，造成轰动的另一部报导文学，孤军苗裔的贫苦，绝望，使在台湾的中国人无限悲痛，读者含着眼泪，把捐款送到报馆，（而我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要求捐助）三个月后，收到六万美金之谱。
然而，捐款不过是读者反应的一部份，一个盛大的雪中送炭──「把爱心送到泰国北部」的运动，如火如荼展开，这是一项极有恒心和毅力的救难活动。同时，电视报导也推波助澜，加上了电视影像的介绍；从此，大家悲怆的知道，孤军后裔在先天自然条件恶劣的蛮荒丛林中，不但生活没有开拓的可能性，政治压力更使他们的处境进退两难，尤有甚者，在一九八一年的金三角鸦片战争中，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故意的把他们跟贩毒集团拉上关系，使人产生一种混淆的印象，认为金三角的华人，都是富可敌国的毒枭，或者，如不是种植鸦片的烟农，就是贩卖鸦片的毒贩。这些野心家，为了眼前一点利益，把不依附自己的一些人，说成是毒枭、毒贩，结果，使金三角这块原已十分神秘的地方，便增加几分诡谲的恐怖色彩。
事实上，大多数悲苦华人的命运，才是我们此行关心的重点所在，这块被毒枭、毒贩、野心家丑化和污染的金三角土地，埋葬过多少战士的英魂，他们是我的国家长久内战之下，被遗弃的孤儿，是苦难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后裔却仍受困于无法解开的悲苦的命运连环，命定在世人心目中，和毒枭、毒贩搅和在一起。我写《金三角？荒城》，就是想使他们的身份还原。
然而，我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报导方式，却引发一场政治性争论和干涉。首先，右派人物不满我没有大力颂扬他们的坚贞、神圣、英勇的反共立场；接着左派人物却指责我的报导，有意掩饰国民党残余武力利用鸦片毒害，遂行军事野心。同时，我们同胞的激烈热情，使泰国政府不满，终于在今年（一九八四年）六月，正式下令，不准许任何来自台湾的爱心活动，进入泰国北部，并收缴难民手中残余的枪枝，封锁难民村，阻止难民的中文教育。
以上这些，就是我从事报导文学，先后得到的经历。如果说，我的报导有一点正面意义和作用，那么，如今面对着金三角大多数华人的际遇，及我的报导给他们带来今后势将更难预卜的困厄，我实在是衷心难过和无限愧咎。在无情的军事，和狰狞的政治强大力量下，地可以动，山可以摇，人民的血泪无辜的流着，我觉得我的笔，力量太脆弱，任何报导都吉凶难明。〈穿山甲人〉反应热烈
除了以上这两本书，是以一个地区的一群人，做为我的写作素材之外，另外，我又有一个以个人为报导对象的写作经验，那是我自泰国回来不久，曾把一个异国华人女孩的悲惨情况，向我的国人报导出来。因为，我在一次应邀赴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作演讲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张四妹」的女孩，她从出生下来就罹患怪病，全身长满鳞片，痛苦不堪，除了过着与世隔绝的隐闭生活外，三十年来，由于家境贫苦，从没有机会接受治疗，或改变命运的希望。我把她的情况写下来，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台北《中国时报》上和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出来，用她一向被人称为的「穿山甲人」为题。
这篇短短不到六千字的报导，反应迅速而具体。台北设备最完善之一的长庚医院，立即承诺为张四妹免费医治，《中国时报》则表示，愿意负担张四妹从吉隆坡至台北之间的来回机票旅费，而吉隆坡的《新生活报》，则表示愿意派出专人护送和迎接张四妹往返。张四妹终于在台北接受治疗。在台湾，中国人民则为这位异国女孩，捐出了美金三万元，在香港亦捐造了港币三万多元。三个月后，这位女孩在病情大有进步下，带着我们举国人民的祝福和爱心，返回马来西亚。
我举出我实际从事「报导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也提出我遭遇的困难，算是一个「报导文学」工作者的工作报导。最后，我准备介绍我的国家，截至目前，在「报导文学」工作上，不同方向和比较突出的几位作家。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各位看来当然十分遥远和生疏，但，在今天这个人类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彼此存在的问题，往往是相通的，而这些作者中，我相信有不少将是明日，甚至已是今日之星。
文化资产保护方面，杰出的有邱坤良对台湾民间戏曲活动的报导，李利国对红毛城的报导。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较有成绩的是马以工、韩韩、心岱、刘克襄。他们致力于大自然的维护，诸如对树林、鸟类。国家公园。海岸等，提出强有力的呼吁，提醒人们重视生态问题，爱护自然环境。
社会阴暗面的发掘与探讨方面，古蒙仁、林清玄、陈铭磻，他们对台湾山地民族的关怀，唤起了平地人良心的觉醒。此外，翁台生对麻疯病院的报导，也曾耸动社会。
以上是我所经历及观察到，「报导文学」在我的国家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我不能说「报导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在我的国家，已发展成一个圆满的极致，但我相信它的发展还有许多余裕，可以充份发挥它特有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在文学的领域上，继续开出繁茂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张香华整理）
──一九八四？一○？香港《百姓杂志》
台湾是谁的家
去年，台北《自立晚报》主办一项作家座谈会，一位环境保护学者，呼吁台湾岛上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自己不是过客，而是主人；主人，就要爱护自己的家园；这呼吁使人动容。但与会的香华却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同意她这个意见，她说：「不应该有谁是主人，谁是过客的区分。即令是过客，也要爱护逆旅，跟爱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因而回忆在爱荷华那段日子，我们住在五月花大厦，几乎每隔两三天，香华都把每个角落，以及床腿，以及空气调节器风口，都洗涤干净。临行时，连床单、被单、以及锅碗瓢盆，也一一洗涤，使它们跟初来时一样清洁。
香华跟我都是爱荷华的过客，但我们爱五月花大厦，跟爱台北我们的家，没有分别。事实上，人生在世，哪一个不是过客？年龄最高的人瑞，也不过是居住一百二三十年的过客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过客，就糟蹋这个家园。很多人常说：我们要把资源留给子孙，使他们有时间在资源耗尽之前，发明或发现新的资源。这是一个十分激情的口号，问题是，难道没有子女的人──像一些光荣的独身者，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摧毁这块土地？爱，不应仅从功利观点出发；因为，爱，就是我们追求的最高情操。在假日郊游的山麓水畔，虽是数个小时的过客，也不应该把垃圾抛入溪流。在公共汽车上，虽然是十数分钟的过客，也不应该把椅垫割破。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内心的爱，这是一种强大的能力，和高贵的行为。虽然，我们用情绪的话去唤醒人们的良知，但我们却一直希望诉诸理性。因为，高贵的，都是理性的。
这方面的努力，我们的杂文作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坛历时四千年，文体数变，而以诗的时代，维持最久，直到二十世纪一○年代清王朝瓦解。接着是「赋」，自汉王朝维持到大分裂时代结束，有六百年之久。再接着是「词」，生命长达三百年，包括整个的宋王朝。骈体文忽兴忽灭，唐王朝后盛行数百字或一两千字的小品文，《古文观止》就是一本重要选集。宋王朝之后，中国文学进入深谷的黑暗时代，直到二十世纪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才从恶梦中复苏，大放光芒，小说时代首先兴起。然而，对社会问题，像我们开始讨论的主人和过客的问题，爱护家园和土地问题，就必须迂回的透过小说发展。鲁迅先生用随笔形式，强烈的表达他的爱恶悲喜，杂文时代遂告来临，在三○、四○年代，像疾风暴雨一样，横扫全国。但真正被政府官员认同它威力的，还是五○年代的台湾社会──非常有趣的是，杂文在台湾蓬勃之时，在大陆反而被完全压制绝迹。
本书网罗了台湾和国外所有主要的作家，和他们笔下的抗议。抗议本是消极的，但在现代的时空中，抗议有它的积极意义，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在人生旅途中停下来暂住的主人，和久居的过客，同爱我们的土地──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珍惜的家，在台湾如此，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也如此。
当本书付印之日，先向本书每一个作家──几乎全是老友，一一致敬，他们虽然已没有坐牢的危险，但仍冒着其他危险，而鼓励支持他们呐喊的，是无畏惧、丰富的爱心。贡献是辐射性的，台湾全体居民，欠他们的太多。再向吾友向阳先生，表达谢忱，没有他在百忙中帮助我收集资料，我真没有能力承担这份荣耀的编辑工作。更向发行这套丛书、工人出身的作家杨青矗先生，献上祝福，他的开阔心胸中，没有留下灾难的阴影，使他对社会仍那么关心。
杂文的力量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匕首就成了长矛，我们的长矛不是杀开一条血路，而是挑起一盏明灯，大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