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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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把我们的祝福，转化为《爽》书序文，赠给李爽！
──一九九七？一二？台北
附记：为李爽着《爽》所写序文。
第十卷： 凤凰集
提要
《凤凰集》共三十五篇。本书主要叙述两大冤案及作者在《梁祝》上演之后的观感。「两大冤案」指日本的吉田石松狱案和法国的屈里弗斯冤狱。作者详细描述两案经过，在其中，政府官员自以为「政府就是对的」心态，牺牲了清白的良心，作者特别指出正义是不可违背的；还有为蒙冤者申诉的人士，其高尚的勇气与不畏强权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镜。《梁祝》电影上映之后，得到许多热烈回响，柏杨却一反常态的称其观众为「半票观众」。「半票观众」之称由「半票读者」演化而来，乃指观众的情感「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其所指责的是观众稚嫩的心态；「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此种看法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对于本国艺术欣赏的层次则应有所提升。另外，《梁祝》故事引自「七世夫妻」的传说，隐含了「争取婚姻自由，和对黑暗社会的反抗」，这是青年男女在「吃人礼教」下争取的喘息空间。作者再一步引申，「……民间最崇拜的七世夫妻，他们都是被迫而起。用自己的终身幸福和生命，向恶势力挑战，恶势力不仅指社会上那些不相干的人，也包括自己的父母」。七世夫妻「向恶势力挑战」的精神，与本书前两大冤案的意义相合，这种无畏的精神正是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警政新猷
俗云：「有志不在年高。」同样的，有志亦不在内行外行，天下再复杂的事，遇到肯用心的朋友，都会变的简单明了。大概是气数使然，有些中国同胞似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颟顸而横蛮，所谓眼前欢而地头蛇是也。一旦权势在手，最初几天，天老爷还是老大，他是老二；过了几天，他就成了老大，天老爷却成了老二矣。干警察的朋友往往冒出这种嘴脸，小民固然叫苦连天，便是警察朋友本身，也没啥收获。问题是，历届警察首长却一直视若无睹，是何故哉？说来无啥奥秘，自私心作祟和权力中毒，使之头昏脑胀，脑胀头昏也。
台湾省警务处现任处长张国疆先生最初就职时，说实在的，一度使人紧张，盖大家含着眼泪，伸长脖子，天天盼，夜夜盼，好容易把前任处长郭永先生盼的卷了铺盖，却又来了一位和郭永先生同行的朋友。呜呼，以军尚可治政，当然可以治警。但小民们心头固直跳也，不知道再搞下去，还有啥更奇异的场面出现。然而，前已言之，有志不在内行外行，张国疆先生自到任后，一连串警政措施，和从前都不一样，而尤以最近两件事，使我们大为震惊，一曰：「宁可不破案，也不准刑求。」二曰：「警察唯检察官之命是听，不得喧宾夺主，擅自行事。」
张国疆先生说不准刑求，并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说过不准刑求，从前当然有人说过，而且说过的家伙多啦，但都没有说到痒处。记者前去访问时，该家伙信口开河，油腔滑调，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啥。而张国疆先生则深入而中肯，报载他在台湾省议会上答覆质询时，曾曰：「警察宁破不了案，也不准刑讯。」这是上帝特别赋给他的一种高贵灵性。柏杨先生府上曾一连串被窃被盗，报到台北市第四分局，他们一听说柏老受了损失，真是上天有眼，不禁大喜，自然捉不住小偷，追不回失物，我自然也怨声载道。但我宁可永不破案，也不愿他们随便抓一个可疑的朋友，把他打的屎尿满地。即令把我丢的东西全部打出来，我也认为那比不破案更为可耻。古圣先贤专门喜欢在文字上用工夫，发明了「无枉无纵」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说来容易，做起来恐怕难上加难，反而成为暴戾份子的藉口，而把「无纵」放到第一位，成了破案第一，修理至上。柏杨先生举起巨手赞成张国疆先生的主张。呜呼，宁可错杀一百，不肯错放一人，是狗彘主义的干法，凡是人类，都不应允许自己变成狗彘也。我们希望的是：宁可错放一百，万勿错杀一人。人民垂泪跪恳的愿望，张国疆先生抢先言之，仅只有此一念，便可成佛。
第二件事做的更为感人，盖宁可不破案，也不准修理，是技术上的痛切改进，而张国疆先生顷又正式以公文规定办理刑事案件时，要受检察官的节制，则是观念上和本质上的痛切改进。该项公文说的明白：警察人员虽然兼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份，自有责任协助侦查犯罪，但无论如何，警察机关乃是辅助机关。按道理说侦查犯罪这项工作，应由检察官主持才好。可是道理是一回事，实行又是一回事。警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往往以包饭的姿态出现，大展抱负，把天下当作己任，从头包办到尾，非弄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肯移送法院。如果不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便使出手段，灌凉水，上老虎凳，拳打脚踢，疲劳轰炸，全部修理学出笼。盖一则面子有关，二则也觉得没有尽到职责。
而今有正式命令矫正这种毛病，这不仅是张国疆先生个人的贡献，也是中国警政史上最具有革新意义的一页。盖到处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朋友；只讲力量，不讲是非，只有瓜才把已经吞到嘴里的巧克力糖吐出来。若换了柏杨先生当警务处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决不会把包办伙食的差事和平出让。张国疆先生能在这一点上有此严正的措施，有此恢宏的胸襟，看起来不是每一个官都教人失望。
除了上述两件大事，柏杨先生还听说点别的。新闻界很流传一件有关张国疆先生大魄力的消息，说他自接任处长之后，便聘请律师，吩咐他的部下，如果有新闻记者胆敢乱发消息，或诽谤，或诬陷，就马上提出控告。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从前曾经有过警察轰轰烈烈告记者的事，好像是真的，可是后来每件案子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又好像不是真的。我倒十分愿意这件事是真的，盖警察固不能随便整小民，记者也不能随便整警察。目前警察受了委屈，似乎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算啦算啦，老子忍下你的鸟气，只要我有的官做，受点气算屁，啥攻击啥指责我都不在乎。一是气的暴跳如雷，七窍生烟，甚至大病一场。正派的心灰意懒，不太正派的则和小流氓接接头，看看能不能揍他一顿，或捅他一刀。
反正是无论如何，警察受了欺负，或受了侮辱，而不能公平光明的伸雪，是国家的羞辱，也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小民们对警察一向一视同仁，偶尔有个警察告小民，真能把人的牙都笑掉，遂养成双方面的冷战和仇视。柏杨先生誓死拥护请律师告状的政策，过去那些政清讼简的时代，只能适合农业社会，工商业社会如果再用那种腐败的老脑筋去赞扬息讼，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既有争执，就需要有人替他解决；既有纠纷，就得分辨是非。一味粉饰太平，是作官的干法，不是作事的干法，读者先生以为如何乎哉！
吉田石松五十年
台北《联合报》登载了一篇该报驻日本特派员司马桑敦先生的东京通讯，标题是〈吉田石松五十年冤狱平雪记〉，是一篇最最有意义和最最有价值的报导，中国人不可不仔细拜读。谁要是不仔细拜读，谁就陋的很也。盖吉田石松先生的遭遇，是一种求生意志的搏斗，也是一种争取自由和自尊的搏斗。一个民族的气质，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一直在向慕真和善，抑是自甘堕落，择恶固执，死不回头。在对冤狱的处理上，可充份的表达出来。阿比西尼亚焉，沙乌地阿拉伯焉，以及其他什么什么国焉，他们历史上有没有冤狱，我们不知道，但当一个中国人，对冤狱该是最最内行，最最熟悉；见也见的多，看也看的多，受也受得多矣。文明之国，发生了冤狱，举国震动，初之时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结尾时有人代表政府向他道歉。只有堂堂中华民族，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冤狱一起，恐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把头往脖子里缩，不要说没人敢挺身而出，似乎是连逃都恐怕逃的不远。
柏杨先生早就想写一本书，曰《中国冤狱史》，把中国的冤狱，从头到尾，一一记载。一旦此书问世，包管使你心花怒放，盖思一思想一想，中国冤狱之巨之多，好比驴毛，无妄之灾竟罩到别人头上，而没有罩到自己头上，你能不笑的人仰马翻乎？这当然是以后的话，读者先生如果福气冲天，总有一天可以拜读。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吉田石松先生的奇遇，以开眼界。司马桑敦先生报导的甚为详尽，我们只能摘录。为的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万一阁下是一个懒人，可免乱翻之苦，此亦柏杨先生的德政，不可不知。
话说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名古屋市野轮村一条乡村道路上，一个农夫户田先生，被人打死。第二天，凶手北河芳平（二十六岁）被捕，他供称和另一凶手海田庄太郎（二十二岁）一同向被害人下手。于是第三天，海田庄太郎也被捕，可是他却一推六二五，啥也木宰羊。经过一番审讯，他才承认他确实和北河芳平合伙，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帮凶，只在很远的地方把风，并没有动刀杀人，杀人的是北河芳平和另外一个叫「老石」的家伙。而老石是何人？海田庄太郎不知也，只知道老石操大阪口音，如此这般，审问了若干次，他终于指供，老石即是冤狱案的男主角吉田石松先生。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吉田石松先生的楣运乃隆重临头。
任何冤狱都有耀眼欲炫的犯罪证据。俗云「无风不起浪」，既有浪矣，必然有风，即令没有风，也会有别的原因，或许是一场地震。反正一定有点看起来确凿万分的证据，才能埋葬一个表面上万恶不赦而实际上清白无辜的可怜虫。吉田石松先生亦然，他和凶手北河芳平，同在一家玻璃厂做事，而且他一件白衬衫上有几点血迹，经法医检验，其中一点是人血。这还不算，他的一只洞箫上，也有血迹（是不是人血，未加检验）。呜呼，累累的物证，和科学的化验，是构成该冤狱最有力的两大要件。这时虽有人证明吉田石松先生在犯罪的当时，远在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看朋友，但抵抗不住物证和科学化验，法官拒绝采信。
「血」是物证，化验出来该血是人血，则是科学。这还不算，最后又冒出了个人证，那就是最先被捕的北河芳平先生，也跟着翻了供，他原来说只是他和海田庄太郎先生共同干的，现在他却说事实上吉田石松先生是主犯，他们不过受他指使罢啦。吉田石松先生第一审被判死刑，第二审改判无期徒刑，第三审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遂以无期徒刑定谳。先被送到小管监狱，再被送到秋田监狱。日本报上称他为日本的基度山，盖他自进监狱的那一天，便开始呼冤，像当初的基度山伯爵一样，他拒绝穿囚衣，拒绝服役，他自信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肯接受不合理的和不清白的法律制裁。冤狱的精彩就在于此，中国文字构造，有十分微妙之处，「冤」字上面为一宝盖，下面为一「兔」字，一个兔朋友被猎狗赶的走投无路，发现前面有一个洞穴，前去投奔，谁知道远看是一个洞穴，近看却忽然不是一个洞穴，而成了一个「？」，既躲不进去，只好被猎狗抓住，带到主子面前献功。吉田石松先生被「物证」「人证」以及什么「科学证」，紧紧相逼，方以为法律可以保护他，想不到法律忽然不是洞穴，而成了一个宝盖，不但没有保护他，反而翻过来咬他一口。嗟夫，乌贼人物眼光中，一个人既被判了罪，当然是犯了法，判罪就是犯罪的证据。吉田石松先生判了无期徒刑，不是犯法是啥？而他竟敢乱喊冤枉，不肯服气，想以一手遮天下人的耳目呀，法律岂可饶他。于是狱吏的毒打，难友的虐待，仅有正式记录的，就有五十余次，其他零零星星的苦头，更屈指难数。就这样的，他在监牢中度过了二十二年。入狱时他三十四岁，假释出狱时，已是一个五十六岁的老汉。呜呼，二十二年，说起来很轻松，写起来也很容易，但要是在监牢中度过，便是流的眼泪，恐怕都能铸成一个自由人像矣。
吉田石松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假释出狱，出狱后第一个行动，便是找那两个家伙弄个明白，这行动立刻获得采访刑事新闻的记者们支持，那些记者中有现在《东京新闻》担任主笔的池田辰二先生，有案发时当新闻记者的青山与平先生。他们帮助吉田石松先生于出狱后的第二个月，在神户找到了真凶手之一的北河芳平（他和海田庄太郎，于五年前，即一九三○年假释出狱）。两人一对面，北河芳平天良发现，当场写了一张谢罪书，承认自己无端瞎攀。接着同年（一九三五）的十二月，在琦玉县又找到另一个真凶手海田庄太郎，海田庄太郎同样天良发现，也写了一张谢罪书，他希望「过去的都过去」，不要再提啦。
但吉田石松先生不甘法律的屈辱，仍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检同两张凶手亲笔的谢罪书，请求名古屋高等法院重审。事到如今，任何人都会以为冤狱可以昭雪矣，却想不到，那请求书在法院的档案中，一摆就是七年，七年后，才答覆他－－答覆他的不是为他昭雪，而是认为谢罪书可能是在威胁下写成，不足为凭，拒绝重新审判。吉田石松先生接到这种决定，曾在法院门口，放声大哭。
然而吉田石松先生仍不气馁，又经过了漫长的四年，他的冤狱虽未得到法院承认，却得到广大的人民承认。一九五二年六月，他的同村村民为他发动了一个呼冤签署运动，向宇都宫法务局请愿，宇都宫法务局把全案转移到东京法务局，一搁又是四年。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才算开第一次调查庭，当堂与真凶手之一北河芳平对质。北河芳平当初固然写了谢罪书，可是事到临头，他却变了卦，不肯承认诬陷，硬说当时确实有一个貌似吉田石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