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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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票问题之二
《文星杂志》续曰：
「据说征服过欧洲的拿破仑，是一位侠骨柔肠的人物。当时正值浪漫主义的高潮，他常在口袋里放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或是奥柏的史诗。半票读者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无关，一个人可能留过学还是半票读者。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譬如饮酒，他们是以酒浇愁的，只注意自己的愁，并不留意去品味酒。『我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们常发表这样的读后感。没有什么危险，请放心，一切感情的渣滓都会随眼泪排泄出去。」
我想凡是识字的朋友，读了这一段都会哑然失笑。一位读者先生寄了一份萨孟武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观梁祝电影有感〉，愤怒的教柏杨先生瞧瞧，人家一大群教习都「流泪」啦。我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的那段话更应该拜读，而且应该刻一个石碑立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上面挂一面镜子，以便半票观众照照他们脸上那些爱国的或光荣的泪痕。
在讨论萨孟武先生那篇大作之前，柏杨先生要特别声明，我对萨孟武先生的道德学问，怀有无限的景慕和尊敬，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一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人姓名之下，弄个括弧，注曰：「某校教授」「某校教授」，其状如下：
「老友赵兰坪先生（台大教授）」，「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荫先生（政大教授）」，「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先生（台大教授）」。
呜呼！说理的东西不能靠非理的权威，更不能靠世俗的荣耀。岳飞先生大破金兵，是中国第一等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他今天从坟墓里钻出来，大捧刀枪剑戟而大骂原子弹，你能因他名字底下有个括弧，便点头乎哉？一个人必须亮出招牌才能增加声势，便不是第一等高手。萨先生以及他所举的三位大学堂教习，固然学问甚大，好比说谈起宪法，我不跟萨先生抬杠，我也绝不写篇文章，说我读了阿比西尼亚的宪法泣不成声。但宪法权威并不能避免是半票观众，犹如爱因斯坦先生是相对论权威，而他的小提琴，却是三流四流者也。天下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事，不能说某一件事上了不起，所有别的事上也都样样了不起。
萨孟武先生一开头就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话曰：
「看了本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皆不够标准，什么《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只有本片可以再看，而至于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演到男女爱情，不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于我们中国人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
我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这段话，有没有出入，如果这就是赵先生原意的话，则赵先生和萨先生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半票观众。「三看四看」并不就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或一部电影，只要可以引人再看三看，就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则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已看了几百遍矣，难道《雷公子投亲》便是第一流作品乎？而比《雷公子投亲》更低级的东西，恐怕更能引人千看万看。有些精彩的玩艺，观众冒被警察抓之捕之，吃风化官司的危险，都要去看。那股吸引劲如彼之猛，我们能以看的遍数来定它的价值乎哉？
至于赵先生举的《飘》《十诫》《暴君焚城录》，并不算是一流好片。但也不能说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固大有人也看了三遍四遍五遍者也。盖只要世界上一天有低级的作品，就一天有半票读者；一天有低级电影，就一天有半票观众；赵先生能再三再四看《梁祝》，便自有人再三再四看《飘》。谁都不要笑谁，谁都不要贬谁也。
萨孟武先生续曰：
「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藩先生（政大教授）极欣赏梁祝电影的音乐，照他说：中国古代音乐乃笙筝箫琴之类，其音甚清，所以称音乐为丝竹之声。西洋音乐，例如什么交响曲，虽然也受那些自命为『高等华人』的人欢迎，而由我们『道地华人』听之，只觉聒耳欲聋，甚似打架。」
《梁祝》电影里的音乐，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可是，问题固在对音乐的基本知识上，我同样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的话，是不是杨树藩先生的原意？如果是杨先生的原意，则杨先生恐怕连半票观众的资格都不够，只能算四分之一票观众，甚至只能算免票观众。写到这里，想起一事，清王朝末年，不是闹着立宪，闹得一塌糊涂乎，皇帝乃派一些大臣，出洋考察，有一个大臣，（偶忘其名，读者先生有兴趣的话，可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政治史之类的书，一查便知）。考察回来，上了一个奏章，报告他游历各国的经过，说他到过的国家有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这一个奏章上去不久，一位御史老爷一听，这还了得，乃也上了一个奏章，来揭该大臣的底牌，奏章上曰：「臣闻泰西诸夷，只有英吉利、法兰西，未闻其他。该大臣竟捏造国名，不类不伦。葡萄生牙，尚可谓之杜撰。西班生牙，诚不知何所云矣。显系居心叵测，恐吓朝廷。」这一状告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必管他，管他的是，一个人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知道，而仗着他是御史老爷，大发言论，咬定该大臣恐吓朝廷，你知道把皇帝吓一跳是啥罪哉？小者杀头，大者灭九族十族，事体实在太大。杨树藩先生虽然没有在地理上疑心西班何以生牙？但在艺术的领域里，竟认为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则不但西班生了牙，简直匈利在夹缝里也要生一牙也。中华民国的教习，竟高攀上大清帝国的御史老爷，我们还有啥可说的。
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的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板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老羞成怒，只好骂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
「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暮途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华民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赫的古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的不得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两次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嬴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个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暮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她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中华民国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腊，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那一个弄得像中华民国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哉？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该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马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的是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瑕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以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么？（问的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的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有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半票问题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论，我们发现萨孟武先生是以眼泪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的，使人跺脚。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看到岳父大人嫌贫爱富，设计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泪纵横。在我们乡下，夏天黄昏，柏杨夫人盘其小脚，正襟危坐在广场石凳之上，为广大的农村妇女念唱本时，听众能哭成一片，声闻十里。呜呼，眼泪和艺术间的关系如果是这么单纯，我们可以取消艺术批评，只要有眼泪瓶就够啦。
萨先生的欣赏切线只切到《梁山伯祝英台》电影上，犹如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赏切线只切到《雷公子投亲》上一样。别看老妻看《雷公子投亲》哭成了泪人儿，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摇头。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流过泪，她则没有」，就说《红楼梦》「不够标准」也。萨先生骄傲的宣称，他只流过两次泪，一次为《吴凤》，一次为《梁祝》，真是「教习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