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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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侠女士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她姐姐刘仪跟刘侠女士同样的为我们所崇敬。刘仪女士去美国念书，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就辍学做事，为残废的妹妹在台北买下一栋房子，供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大学毕业，十年后的今天，等到弟妹们都已成长，她再去攻读她的博士学位。她分担父母的重荷，看顾同胞幼苗，这就是孝道，也就是厚道，为我们这个日趋堕落的社会，带来暮鼓晨钟。
郑丰喜先生的残废只是双足，而刘侠女士还绵延到她的双手；郑丰喜先生在装上义肢后，还能站起来，刘侠女士却只能缠绵病榻，她似乎悲惨更多。但他们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获得胜利，却同样的使鬼神垂泪。柏杨先生在电话中建议刘侠女士写写小说，因为小说的涵盖更广，她迟疑她没有能力，柏杨先生曰：「简单得很，散文加对话，就是小说。」她大声的笑起来，是一种开朗的笑，蔑视命运的笑。
柏杨先生平常不大祝福人的，但我祝福刘侠女士，眼泪哭尽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向命运挑战，说起来容易，写起来也不过几个字，但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而你已经做啦，不要自怜，不要气馁。你，以及你的姐姐，你的父母弟妹，已为我们再提供一个尊严的榜样。
另一个尊严的榜样
──杨秀治和她的梅花绣
吾友胡适之先生虽然驾崩，却留下了两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敬请读者老爷大胆的想像一个前半段的剧情，在一个荒僻的小镇上，住着一个贫苦的木匠，他有六个儿女，因为没有力量抚养，在最小的女儿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只好狠下心肠，把那小小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做养女。养女的命运，读者老爷在报上读到的多啦，用不着老再耳提面命。结果是可以预知的，这个可怜的小养女好容易读到初级中学堂二年级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别的同学蒸蒸日上，由高级中学堂焉，而大学堂焉，而漂洋过海出国进洋学堂焉，锦绣前途上充满愉快歌声。这个小女孩却不得不因为没有钱而望校兴叹，从此和正式教育永诀。那一年，她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显然的，这是一幅黯淡的画面。最伟大的发展也跳不出她那窄狭而平淡的生命轨迹，像路边一棵不受注意的苇草一样，结局不是被折断，就是无声无息的自行枯萎。如果她运气好，能开一爿小杂货店，当一个小店老板娘，已算天官赐福啦。
假设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们求证，求证的结果恐怕要吃一惊，这棵脆弱的苇草，不但没有折断，没有枯萎，没有被埋葬在人生残酷的踏践之下，反而茁壮起来，为中国艺术界和世界艺术界，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犹如毕加索先生在绘画上为世界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一样，她开辟的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过，更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天地，那就是，她创造了使人迷惘惊奇的一种刺绣──我们姑称之为「梅花绣」。
这位苦命的养女，就是杨秀治女士。
柏杨先生跟郑丰喜先生和刘侠女士，从没有见过面，但是跟杨秀治女士，却是见过面的。这就要感谢女作家寒雾女士，柏老跟寒雾女士，真正的是忘年老友，邦交一向敦睦，可是因为她最近一连串荒谬的措施，使我对她很不满意。心平气和检讨的结果，当然都是她的错。第一，她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学堂教习，我一想起来就不舒服。第二，我向她借钱，她总是借给我（就以上个月说吧，我借了八次，她一次都没有打回票），任何明眼人都可看出她是故意使我债台高筑，引诱我养成浪费恶习的，居心如此不良，所以我就越来越懒得理她。那一天，她声言要我到她尊府开开眼界，见见一位奇女。寒雾女士才华横溢，能使她递「佩服书」的人不多，所以我虽然心里生气，仍然很大方的原谅了她，买了一副烧饼油条，前往探望，于是和杨秀治女士第一次见面。见面之后，寒雾女士就迫不及待的拿出七八幅杨秀治女士的梅花绣，当下我老人家就目瞪口呆。先是远远的瞧，继之是近近的瞧，再继之是把尊鼻碰到上面瞧，最后是在惊叫「不要动手，老头，你要死啦」声中，在画面上乱摸。
呜呼，挑剔的言语无穷，赞美的言语易尽。真不知道用啥话来形容它的美，才能恰到好处。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杨秀治女士已为艺术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梅花绣」不是「绘画」「刺绣」「浮雕」的综合体，而是「绘画」「刺绣」「浮雕」的化合体。──艺术领域中的一项最大贡献。
艺术家永远在追求平凡人物认为不可能的事，音乐家希望在他的声音中呈现色彩，画家希望在他的色彩中呈现声音，小说家希望在他的小说中显示立体实物，诗人则希望在他诗中发出芳香。但是还没有一位艺术家想到绘画、刺绣和浮雕，溶解之后再制出另一种崭新的作品。
我敢打一块钱的赌，一定有人嚷曰：「老头，你说了半天，说的不过是车绣、湘绣、乱针绣罢啦。」呜呼，那可把柏杨先生看成了瞪眼瞎。梅花绣如果是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贵阁下穷嚷乎。车绣杂芜，湘绣呆滞，杭绣一股匠气，乱针绣则像一堆稻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而比过的人多矣。已故的名书法家梁寒操先生曾对他的艺术界朋友叹曰：「中国有七亿人口，像杨秀治这样有才情的女子，却只有一个。」吾友胡为美女士在台北《妇女杂志》上曾有一篇报导，说明梅花绣的特质，其中一段曰：
「杨秀治拿出一幅梁寒操先生送给她的墨宝，上面龙飞凤舞的写了十个大字：『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我赞叹说：『好字。』寒雾在旁边笑着说：『你再仔细看看。』我走上去，看了半天，又用手摸了摸，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车绣绣的。那种力透纸背，浓淡俱宜，一勾一撇，纤微毕显的功力，只有毛笔才能够发挥到这种境界，谁能相信这只是仿制品。欣赏杨秀治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是『画』？」
柏杨先生还要加上一句：「欣赏杨秀治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是『画』，还是『浮雕』？」你必须亲眼见到才能相信，因为她的成功远超过我们已有的知识，而人类的常态是，对过去经历中所没有的东西，往往排斥它的存在。
一个偶然的契机，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杨秀治女士在初中二年级被摒出校门之后，就去学洋裁车绣。没有几天，她的二哥结婚，妈妈要她为新婚夫妇绣一幅八仙彩图，这简直是教一个小学生写一篇开国文告。她曾拿着那块大红缎子去请教车绣老师，车绣老师嗤之以鼻。所有的成功人物，都定律的一定要遭到轻视、嘲笑、侮辱、刁难，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打击，一灰心就从此结束。而杨秀治女士却没有灰心，她天天跑到土地庙观察水泥做成的浮雕，她那时就像一个疯子，连做梦都在梦八仙该穿啥衣服？该骑啥怪兽？而吾友李铁拐却是穷得连啥都没得穿的，于是杨秀治女士就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数着他的肋骨。
这是杨秀治女士的第一幅作品，像《启示录》上的呼喊：「天忽然开啦！」她领悟出两大道理，一是她领悟到她针线的奇异功能，可以办到必须用笔才能办到的事，也可以办到必须用雕刻刀才能办到的事。一是她领悟到她如果追求完美，必须有高深的绘画素养。于是十几岁的苦命养女，决心到台北觅求名师。
杨秀治女士是台湾省台中县丰原镇人，大亨之类从台中到台北，犹如从卧室走到客厅。而杨秀治女士从台中到台北，则跟柏老从台北到巴黎一样困难。她在一个暑假中，用她特有的闪电速度，给学生老爷老奶们绣学号，积攒了一笔钱，凭着她的热诚苦修，得到艺术界前辈喻仲林先生、姚谷良先生、谢书贤先生、黄君璧先生，以及其他诸位先生的指导。──梁寒操先生就是在黄君璧先生家看到她的作品之后，而感叹系之的。
今年（一九七七）二月，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她举办了一个展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她的作品已先后运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展出。而就在今年冬或明天春天，还可能在纽约举办一个大规模的特展。上个月，美国卡特总统把他小女儿爱美的照片寄给她，拜托她的绝技，相信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白宫美国第一家庭的墙壁上，将出现一幅从来没有过的可爱女孩的梅花绣肖像，那将是一个中国女子在世界艺术界一项重要展示。
但我恐怕这个不久的将来可能拖延得很长，因为杨秀治女士不但是一位才女（才女没啥了不起，谁家的女儿不是才女乎哉），主要的是，她还是孝女。杨秀治女士的养父在台中卧病，她回去服侍，听说老头的情形不太乐观，好像跟砍杀尔有点纠缠不清，那就要等一段时间矣。这还不算什么，主要的是她太欠缺应付这个社会的技能，以致一开始就被人事上的纠纷，搞得焦头烂额。不过，一个有真本领的人，像一轮朝阳，再高的墙都挡不住。杨秀治女士才三十岁，在柏老看来，简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多一分打击，等于多一分锻链，这种使自己内在充实的宝贵能源，花大价钱都买不到，算不了啥。
问题是，我们希望她能获得应有的待遇，她所受的打击应是她所能承受得住的，一个只受☆过初中二年级教育的孤苦养女，由于倔强的奋斗，已成功的创造了新型的艺术作品。我希望中国人不要重蹈荷兰人对待他们同胞梵谷先生的覆辙，一定等到他穷困而死之后，再赞扬他。
千古不朽
──我们应为张箭、邓玉瑛建立铜像
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在吃人部落里长大的朋友，你可别希望他把你撞了一个筋斗之后会说声「对不起」，在国际物理学年会上，你也别希望看见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钻的镜头。
最显明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迅速复兴。当时也，两国一片废墟，人民饿得双眼冒出火星。却忽然之间，暴发起来，银子多得连银行都装不下，到处打听别的国家要不要借钱。
一个国家能在废墟中复兴，一个民族能在极度衰弱中茁壮，因素和条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条件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设备，而是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人才。假使当年同盟国老爷心怀叵测，把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杀了个净光，恐怕它们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苏联和美国都是老精灵，打进了德国之后，就好像柏杨先生打进了珠宝店，先下手抢翡翠玛瑙一样，他们则是先下手抢科学家，于是乎不久之后，苏俄噗咚一声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据说美国总统先生当天晚上就尿了床，好不容易也发射了一个。报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俄国卫星」和「美国卫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欢：「老哥，现在咱们可以说德国话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美国佬跑到欧洲一个小镇上闲逛，问曰：「你们这里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轮的楼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的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的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国。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爆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邓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的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邓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邓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护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邓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