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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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
这就是我的感受，追溯到我的祖先──或许是突厥人，或许是沙陀人，从遥远的陕西省北部、新疆省北部，或更遥远的中亚细亚沙漠，迁移到河南，直到再由我迁移一支到太平洋上的这个孤岛。我多么庆幸我有这份幸运，居住台湾，已祖孙三代。
这就是我，以及高达三百万人外省籍的台湾同胞背景，这种背景下，我重返诀别四十年之久的家园。就政府公文书立场而言，我只不过依照规定，回乡探亲，但我并不是探亲，因为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两年以来，每年都和我的两个女儿在香港相聚，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准备用我在大陆上的版税，在大陆设立一个文学奖，初步计划是：每年用二千五百元美金作小说奖、二千五百元美金作诗奖，把十万元美金一次交给委员会，利息作为办公开支，然后举办二十年，基金用光，文学奖也就结束。大陆稿费如果不够十万美金，不足之数，我用日本版税补足，我当然了解我的力量微弱，所以我只准备办理二十年，并不作长久打算，只求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五千元美金官价折合人民币一万八千五百元，以大陆中级官员每月一百二十元待遇计算，等于一百五十四个月（十二年半）的薪俸，无论如何，都足以传达一个台湾作家对祖国的关心。我去大陆的唯一目的是：迅速成立这个文学奖委员会，先把大陆稿费交给该委员会。
隔离初尝到难题
从飞机场的迎接名牌，到兄妹不能同车，到要求捐款上海作家，开始感到有点不对劲。
大陆之行，本来把北京作第一站，后来临时改上海作第一站，我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所以这样做，是接受美国华裔作家聂华苓的安排。本年（一九八八）五月，聂华苓来台湾访问，离开台湾后直接前往大陆，我拜托她介绍几位可以信赖、可以立刻办理文学奖的朋友，她满口答应。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是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创办人和第一届主席，她是第二届主席，这使她在七○、八○年代，在大陆及台湾文坛上处于「烜赫」地位，她有权邀请某一作家前往爱荷华，除了供给每月一千二百美元的生活费外，还负担来回飞机票，不仅当时两岸都是那么封闭，即令今天，仍是一项重要的资本和荣耀，所以聂氏夫妇每次去大陆，都受到热情如火式的欢迎，可是，就在今天（一九八八），聂华苓退休了，退休不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是她把她退休的消息过早的泄露出去，退休的意义是她手中再没有资源，台湾朋友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时报》照样发出邀请，并给予国宾式的招待，但大陆朋友却不会如此的无动于衷，尤其是聂华苓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她为了大陆作家的利益，而邀请第三任主席跟他们同行，于是，她几乎是怒不可遏的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在上海，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茹志鹃女士向她表示道歉，使这位心灵受创的女作家至为感动，她到香港时，便传真过来一信，告诉说茹志鹃女士有胆识而古道热肠，并且已和她谈过文学奖，她承诺全力支持。夏天时候，香华在旧金山进修，聂华苓又用长途电话告诉她一定先访茹女士。这一切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到上海就可以成立文学奖委员会，并开始着手甄选。多少年的心愿，并且一直是新闻记者追问的课题，得到解决，心情十分兴奋。所以当茹志鹃女士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身份，寄来邀请函时，我迫不及待的接受，心境上是如此的亲近，虽然我跟茹志鹃女士从没有见过面，但我觉得我们已是多年老友，所以香华写信给她在福建省的哥嫂，请他们到上海拜访茹志鹃女士，安排团聚，而台北《中国时报》编辑应凤凰前往大陆开会时，我也特别把这位专研台湾文学史料的专家，推荐给茹志鹃女士。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时，我和香华乘中国民航班机，由香港飞抵上海，在接机的人群中，寻找我的名牌，竟没有找到，而只找到一个上写着「上海作协」四字的木板，事后我才知道所以这样写的意义是如何的博大精深，但当时我却不知道，仍上去自我介绍，站在名牌一旁的一位女士热烈的告诉我说：「主席就在外面！」于是引导我们到一个大厅，和茹志鹃女士见面，这时候香华的哥哥张毅迈和嫂嫂林琴芬也赶到，兄妹分别四十年，只能依稀记忆一个轮廓，香华希望同坐一车，但茹志鹃女士认为不可以：「他们另外有车坐！」香华虽然失望，但她以客人的身份，不能坚持，而且，「另外有车坐」应该是指另外有车供坐，香华兄嫂只好退出，结果是当天午夜十一时，他们才狼狈的摸索到锦江饭店。几天以后，当我们渐渐了解真相，香华才想到她应该抱怨谁：「我曾经听到很多报告，台湾同胞回大陆最感动的一幕是人民政府把他的亲人能从千里外找回来团聚在一起，这是一种能力和温暖，为什么我的兄嫂连我们自己出钱雇的计程车都不能坐，只因为要隔离柏杨！」
在锦江饭店，一放下行李，茹志鹃女士就提示她给我们安排的四天日程，只有一次和上海作家座谈，余下来的有两天之久，到浙江嘉兴参观工厂，其他时间则参观上海附近工厂，我这时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既不是国宝，又不是记者，似乎不需要参观这些展示国力的地方；而我所盼望到学校的访问却没有列进去，于是我提议日程事宜以后再讨论，现在先讨论文学奖，在我观念中，当时就可以确定名单，而在我停留上海期间，就可以举行一次聚会，但是再也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茹志鹃女士沉吟了一会，说：「上海作家的生活都很清苦，你这笔稿费，是不是可以捐给上海作家？」
我吃了一惊，这跟聂华苓传给我的信息完全不同，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舛，香华看我呆在那里，解围说：「这样做恐怕有问题，如果这笔钱给河南作家协会，还可以说河南是他的故乡；如果给陕西作家协会，还可以说陕西是他女儿工作的地方；如果给上海作家协会，他恐怕难以解释！」茹志鹃女士沉吟，认为这确是我的问题。我开始提起聂华苓，希望缩短建交友情的时间，茹志鹃女士说：「华苓嘛，我们是朋友！」冷峻而官式的声调，使我倒抽一口凉气，但我仍竭力推销我的构想，这个文学奖是全国性的，而在委员会成立后，我除了付出十万元美金外，不再参加任何意见，茹志鹃女士再沉吟说：「对我而言，这样做有困难。」在自由世界，只要有钱，几乎五分钟就可以拟出委员名单，交给律师办理登记，茹志鹃女士提醒我：「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说：「我承认我不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仅这一件事而言，难道你不能拟出一个名单？」她仍是沉吟，说：「我需要请示。」我说：「向谁请示？」她说：「向上面。」我说：「上面是谁？」她再度沉吟，我说：「这是纯个人的事，难道你不能作主！」她说：「当然可以作主！」我说：「既然可以作主，为什么还有上面？为什么还要请示！」她坐在那里，冷静的沉吟，我因她不断的沉吟而非常不安。么
碰到铁板上
文学奖的讨论，戛然中止。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
就文学奖跟茹志鹃女士交换意见，很快结束，她不再坚持向上面请示，但坚持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肯定答覆，明天？后天？大后天？能不能在我离开上海之前？茹志鹃女士脸上逐渐呈现不悦，但她答应一旦研究出来结果，会通知我。这情形使我困惑，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如此奇异。好像我有什么阴谋诡计，已被洞烛其计。
──后来，看到十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刊有中国新闻社从上海发出的消息，新闻上说：「上海作协负责人茹志鹃，昨日对记者透露，柏杨已就利用其在大陆获得之版税设立青年作家奖学金一事，和她进行了初步商谈。茹志鹃指出，此奖可取柏杨及夫人张香华之名，叫做「香柏奖」或「柏华奖」。当记者问及此项奖学金设立的可能性时，茹志鹃说，这是一件好事，应该能实现。
──茹志鹃女士的这番谈话，我非常感激她认为文学奖是一件好事，应促其实现，但她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我，而且也从没有提到过文学奖的名称，事实上我们的谈话距名称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也不会为这一点点微薄的心意，连妻子也出马登台。假设文学奖能够设立，名称应由委员会决定，但我可能建议「海峡」「中原」，供委员会参考。
文学奖的讨论，到此碰到铁板上。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不过主客气氛仍然和睦，茹志鹃女士把她指定陪同我访问全国的一位年轻作家介绍给我，然后，陪同我出席《上海文学》举办的一次该刊作家座谈会。在会场上，我看到韩国作家许世旭先生，和从台北来的应凤凰女士，二位虽然比我早到，但显然十分陌生，所以当主席介绍我，由我讲话后，我再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关于应凤凰，我提醒在座各位作家，你们的创作资料，都在她口袋中，她对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的了解，远超过任何一个人，是台湾的？宝。关于许世旭，这位说一口流利中国话，又可以用一手流利中文写作的韩国（大陆上称「朝鲜」）学者，对中国有很大贡献，使我们一直感到对他亏欠。
我介绍完毕后坐下，会场寂静而严肃，这种冷场出我意料之外，好像我是瘟疫，使我想到我在台湾火烧岛被软禁在军营中，到哪里都呈现的场面。幸好记者开始问话，电台的麦克风、电视的银光灯，使这场尴尬在无形中结束。稍后应凤凰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气氛是满热烈的，而且主席也宣布在等待一位台湾作家某人来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遭遇。再稍后，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段顺口溜：「广州靠香港，北京靠中央，上海靠毛泽东思想。」说明上海是仍被毛泽东阴影笼罩的一个都市，若干奇怪的现象，可能在这上面得到解释。应凤凰也告诉我她的奇遇，当她和上海作协接头，希望和他们一起到机场接我时，这在自由世界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请求，但作协也加以拒绝，而把她安排在座谈会上，和当地记者一起采访。
可是，假定要求香华兄嫂同车是一次错误，拒绝捐款给上海作家是一次错误，提议设立全国性文艺奖是一次错误的话，那么，在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又犯了一次错误，一次比前三次都要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我希望拜访曾经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先生。一九八七年大陆掀起「反资本主义自由化」运动时，共产党曾开除三个知名之士的党籍：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刘宾雁先生。刘宾雁此刻在美国，我希望在上海能看到王若望，在北京能看到方励之。
我之盼望拜访他们，只为了一种由衷的尊敬，他们都是高级干部，享受「公爵级」（司局级）的待遇和特权，而他们都为了坚持自己继续说真话，而抛弃爵位，甚至还抛弃自由！这在世俗眼光中，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傻！我不敢说是英雄相惜，只是对同一种气质的人，不管他是哪一行业，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认同和景慕，希望见一面打个招呼，喊一声「喂」，告诉他我尊敬他就够了。尤其国内外报纸上，从没有看到外人不准会见他们的消息。
他不在上海！
「这正是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
上海作家协会于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在作协大厦举办了两组座谈，我参加小说组座谈，香华参加诗人组座谈，诗人座谈很晚才散，我就跟小说组一些迟走的朋友，一面谈话，一面等候，茹志鹃女士接受我改变她所拟定的日程，保证说，一切由我决定，作协的任务就是全心全力提供帮助，盛情至为感人，我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拜访王若望先生？茹志鹃女士说：「当然可以，」但很遗憾的说：「可惜他不在上海。」我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回他的老家！」我说：「老家在哪里？」她说：「山东。」我十分沮丧──至少我的表情十分沮丧，嗫喃着说：「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去山东。」
回到锦江饭店，我和香华开始商议怎么能见到王若望。应凤凰比我纯洁，她相信茹志鹃的话，但我不相信，最后由香华拨电话给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香华记得《百姓》半月刊似乎刊出过一篇王若望的访问。这得感谢锦江饭店，它是大陆可以直拨国际电话少数旅馆之一。胡菊人先生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也不知道王若望的电话，更不知道地址，但是他说，他有一位驻上海的日本记者朋友，一定知道，他放下电话就再拨上海，请那位日本记者朋友跟我们联系。
──应凤凰女士第二天便离开上海，所以她不知道以后的发展。直到日本报纸刊出我和王若望终于晤面的传奇故事，经台湾报纸转载后，她才看到，不禁大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都在温室中长大，对于惨烈斗争的大陆社会，茫然无知。我惭愧我不应该心怀诡诈、对人猜疑，当香华拨香港电话时，我几乎都要脱口而出，要她不必再拨。因为不管我对我错，都将使年轻人伤心的质问：「你们这一代留下的是一个什么世界！」
──另一件事也使应凤凰大惑不解，她曾向上海作协询问：柏杨到上海当天，记者们一拥而上，为什么第二天没有一个字的报导？她最初得不到答案，但她终于知道：「所有新闻，要等二十五日一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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