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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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失笑。
大概我的笑声突如其来,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我们的车子仍在机场到北京的林荫大道上奔驰。周明显然被我无端的笑声吸引,问我笑什么。
「我笑的是,」我照实说,「共产党对他自己的干部都不相信,却相信一个被称为『匪』的逃犯。」
我自己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我应说得更清楚一点,但车子已到北京饭店。那是一个古老建筑的现代化旅馆,一九二○年代,也就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建筑仍保持当初模样,使人很容易想像当年的风光。
我们把行李放妥,周明和晓钢提醒说,如果我们要攀登长城的话,应该明天就去,否则,朋友们一旦会面,应酬多起来,恐怕就难排出时间!攀登长城是一个动人心弦的诱惑,尤其,对我而言,还有特别意义,它在我坐牢这件事上,多少有点贡献;一九四八年从渖阳逃往北平,经过山海关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拒绝国军俘虏入城,大家只好从山海关西侧「墙」「城」相接处爬过去,爬到长城里面。可是,台北调查局调查员李尊贤先生,却认为我说谎:「长城那样高,你怎么爬上去?」偏偏山海关「墙」「城」接连处的长城,是里外都可爬上去的,但这没有用,特务认为爬不上去,就爬不上去。结果,像紫人国的「人民甲」一样,我自动招认爬不上去。这次前往大陆,我本来想再去山海关,原样再爬一次,拍一卷录像带的,实在因山海关太远,而且香华毫无兴趣,她说:「顺便还可,专程不必!笑谈还可,认真不必!纵使当时特务承认长城可以从外爬上去,你难道就能走出狱门?你自己常说:专制封建社会,无罪不能无刑,你自己都忘了。」不过北京情形例外,到北京而不爬长城,犹如到凤凰城而不一游大峡谷一样,脑袋一定被驴踢过。
紧缠绕着地球
长城无罪,有罪的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爬过山海关的长城头,也看过嘉峪关的长城尾(嘉峪关长城不过一道颓塌残破的土墙,无法攀登),但是,还没有见过长城的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出发,沿途是四线道的柏油公路,经过居庸关时,下车凭吊,关门孤立在一个山头上,附近全是小贩,我们开始尝到北国风沙,虽然只是初起,已足够使一个人披头散发。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航空距离约六十五公里,公路虽然弯曲盘绕,但一个多小时,仍然抵达。长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它,它是中国人的骄傲,认为从太空回望地球,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人工建造物,就是长城。太空之旅发展到今天(一九八○年代)为止,证明并看不到,但长城确实是伟大的工程之一,应没有疑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有一千八百年,外患来自北方。北方简直是「野蛮民族」的出产地,消灭一个部落,另一个部落崛起,消灭一个种族,另一个种族崛起。即令野蛮民族把中国征服,成为中国主人,他也同样会遭到另一个在北方崛起的「野蛮民族」攻击。像鲜卑民族建立北魏帝国,北方就有蠕蠕汗国;女真民族建立金帝国,北方就有蒙古帝国;满洲民族建立清帝国,北方就有俄罗斯帝国。赶既赶不走,逃也逃不掉;于是,从耶稣诞生之前六百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兴筑长城抵御。
因此长城始终受到尊敬,只到最近,才忽然间揭起争论,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部以抨击黄河为主的电视节目《河殇》,流弹射中长城,认为长城使中国人保守,养成中国人思想的局限性,只想到躲避,没有想到出击,即令是到大海之上,像郑和下南洋,也摆脱不了那种局限。我不认为长城对国家民族有负面影响,相反的,如果没有长城,中国人的苦难将更大、更长。长城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罗马帝国有、日本帝国也有。一个国家需要城,犹如一个战士需要铠甲,再勇猛的战士,他都需要铠甲,史书记载也有不穿铠甲的,像《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裸衣斗马超〉,但那不是常态。唐王朝边防军将领张仁愿沿着河套以北,以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为中心,兴筑三座受降城,全没有瓮城,也没有防守设备。他说:「盗匪侵犯,部队应全力出击,回头望一下城门的,都要斩首,要防守设备干什么?」然而,不久之后,仍不得不兴筑瓮城。国家的长期防务,跟一场战役不同;一场战役,可以用不断攻击代替防御,国家便不能只出击不防御,如果长期保持出击状态,国家将枯竭而死。长城无罪,有罪的话,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长城确实壮观,但它的宽度不如西安城;而它闻名于世的巨砖,在中国是独尊的,但比起日本大阪城的巨石,也自顾形惭。大阪城墙所用巨石,要比长城巨砖大五十倍(这当然是我仓卒下的估计)。但长城仍有它独特的雄伟,它像一条巨蛇一样,翻山越岭,紧缠绕着地球,把本属一体的千山万壑,分割南北,北方就是「塞外」「塞北」,我们向北眺望,可以想像到当年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铁蹄战马,在起伏无穷的万山之中,奔驰呐喊。
实地观察长城的结构和它的长度──五千五百公里,我蓦然发现,在那个骑马射箭,甚至明王朝末期,已经有了火药红夷大炮之后,要想攻破长城,根本就不可能,弓箭无所施其技,红夷炮每一炮也不过在巨砖上轰出一个剥痕。检查历史,城的陷落,几乎全由于饥饿和灌水,而长城的防御,中国用全国人力和粮食,支援一个据点,守军永不会饥饿。至于灌水、攻击的一方可以用水灌晋阳、灌寿春、灌开封,但无法灌长城,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水,有水也无法灌。
问题是,长城事实上却有过很多次陷落纪录,即以十七世纪三○、四○年代而论,也就是明王朝末期,二十年间,清军曾经攻破长城,五进五出,把不可能变作可能,一定另有原因,史书上对这原因没有记载,我试探着寻找,也一直找不到,而现在似乎找到了,似乎是,每次长城陷落,我认为都由于边防军内部叛变,或心防先行瓦解,一哄而散。在这两种情形下,长城才会丧失作用,否则,它是一条无懈可击的完美防线。
归途中,我们稍稍改道,参观明王朝的「十三陵」。明王朝是一个使人作呕的王朝,「十三陵」恰恰埋葬了十三个使人作呕的皇帝,其中包括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他的坟墓称为「定陵」,因为我们必须赶回北京参加全国台湾同胞联谊的晚宴,所以只能参观定陵,而我对定陵也特别有兴趣,因为它所埋葬的五十八岁的朱翊钧先生,生前有很多举动,使后人啧啧称奇,第一、他在位四十九年之久,实在太长,应验了民间谚语:「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第二、他是历史上有名的龟缩君王,三十年之久躲在皇宫不露面,不主持朝政,全国政治完全停顿。第三、他爱一位比他年纪大四五岁的郑贵妃,爱得入迷,所有搜括的财富都交给她。第四、他阴狠残忍,到他在位二十年时,已在宫中用酷刑处死宫女宦官一千余人。☆
帝王陵墓事实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一座大的石棺而已。墓道中虽有他和皇后的石雕宝座,但连个壁画都没有。证诸永泰公主李仙蕙女士墓都有壁画,说明唐王朝还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时代,而明王朝时,酱缸已完全成熟,音乐、图画,全被酱死。
有一件事使人警惕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当陵墓大门初被挖开时,发现墓道中很多铁路用的枕木似的木棍,乱七八糟的散满一地,把帝王陵墓的尊严,破坏无遗;研究结果,原来枕木是运棺材时作滑动用的,等到棺材放好,本应收拾干净,但是工匠们却恐怕被封到里面,而且,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人进来检查,追究责任,于是争先恐后,夺门而出,以致枕木仍维持当初原样。
「不肖子」才是好儿子
中国人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下一代永远比上一代好!
就在爬完长城的次日(十月二十七日),我和我最盼望见面的作家严秀先生、牧惠先生把握(另一位弘征先生,远在湖南长沙,我离开北京前夕,他从长沙赶来,匆匆一叙)。远在一九八六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丑陋的中国人》(长沙版),三位先生共同撰写〈编后记〉,惹起轩然大波,铁帽横飞。大陆一位名作家梁超然先生,直斥柏杨的书是「一帖毒剂」,他在〈鲁迅、柏杨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柏杨是鲁迅的敌对面」。另两位华夏志、王凤海的文章,揭发:「柏杨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全中国十亿人民头上,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并且用黑体字排出他们的指控:「柏杨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他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柏杨恶狠狠的散播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理论。中国革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理论的,世界人民也不会欢迎这种理论。」更有一位李宗凌先生,在〈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文中,抨击我对「文革」的指摘是危言耸听,他轻松的说:「文化大革命就像美国二次大战刚结束,出现的禁锢进步思想,监禁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一样……既不能同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屠杀相比,更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希特勒对人类进行的杀戮相比。」
从这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气势,可以看出他们的愤怒,除了我的观点使他们愤怒以外,华夏志、王凤海二位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严秀、牧惠、弘征,竟白纸写黑字的认为:「柏杨先生的思想比鲁迅更进步、更伟大,早已超过鲁迅。」
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一九三○年代到八○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但我认为他的杂文有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那个特定时空以外的人,很难进入情况。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缠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怒对千夫指,俯首甘作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
我知道鲁迅先生在大陆尊贵无比,但我还是到了上海之后,一路下来,才逐渐发现,鲁迅在大陆已代替了孔丘在专制封建社会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着作像孔丘先生的《论语》一样,不断被人引述,作为行动及论证的根据,我失望的感觉到他已被政治污染,由一个伟大作家,变成一个被当权大爷利用的神只,对他不可以有一点质疑。柏杨跟鲁迅相等,已是大逆不道,而竟然比鲁迅先生更好,简直是现行反革命之罪。上面所摘录的一些零星抨击,是我到大陆后才看到的,我习惯于被抨击,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倒是奇怪鲁迅先生被神化四十年之久的那种畸形反应。
鲁迅是毛泽东先生大力推崇下达到巅峰的,某一方面说,是鲁迅的荣耀,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作家达到他的境界;但在另一角度看,也是作家的悲哀。古时候,连神仙都要帝王金口玉言封上一封,现代,作家必须政治人物肯定,才能定位,鲁迅跟毛泽东一齐被造成神,毛泽东惹出大祸后,权威消失,但鲁迅权威依然如故。
上海作家协会座谈会时,一位作家称赞我跟鲁迅一样,但在有人忽然咳嗽了一声之后,他急忙补充一句话:「当然,柏杨不能跟鲁迅相比。」我感觉到有点异样,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后来西安一次座谈会,一位作家朋友也直率的说:「当然,柏杨不如鲁迅。」我才发现政治已把鲁迅推到一个他不愿被推上的位置:那就是君临天下!
封建社会愚昧的造神运动,无论成果如何辉煌,当大门洞开,人民睁开眼睛之后,一定会激起强烈的拒抗。我好几次听见年轻人对鲁迅价值重估的声音。第一、他们认为鲁迅胸襟褊狭,在很多地方(像有人批评他翻译的《死魂灵》),他死不认错。第二、他用字造句,艰涩灰暗,有时甚至并不通顺。
这一类的议论,从另一个角度评估鲁迅,在大陆是石破天惊的。但我认为,它明显的目的是,企图帮助鲁迅先生洗清政治污染,恢复一个作家的自然面目,意义至为深长。在西安一次谈话中,我告诉听众朋友,柏杨当然比鲁迅好,各位当然比柏杨好,你们的下一代也当然比你们好。武侠小说是很好的消遣读物,但我不喜爱武侠小说中传统的意识形态:祖师爷顶尖,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秘笈越古越妙不可言!这种意识形态是倒退的,中国人应该头脑清晰的了解,我们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第二代比第一代好,第三代比第二代好。优秀的子孙必须是「不肖子」,「不肖子」才是好儿子,才是国家的希望。如果所有人的儿子是「肖子」,再过五千年,中国还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对严秀、牧惠、弘征三位先生把我跟鲁迅相提并论,惹来围剿,深致歉意;如果毛泽东在位时代,三位早已家破人亡,想到这里,更觉亏欠三位良多。
签订第一份合约
尊重智慧财产,恢复独立创作自由,建立版税制度,是台湾对大陆的贡献!
我虽然谢绝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接待,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仍然邀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巴金,在上海住院,我曾经要求晋见这位前辈,但茹志鹃女士告诉我:「巴金先生有病,不见客人!」我本来想提醒她:见与不见,应该由巴金本人决定,不应该由第三者决定,但中国人似乎习惯于「为了他好」──替别人当家作主:如果我坚持的话,回答是可以预料的。
所以对冯牧先生的邀宴,十分高兴。
截至一九八八年年底为止,根据我们已知的资料,大陆没有资本主义世界所了解的民间团体,号称民间团体的中国作家协会,事实上是人民政府所属各部会中的一个部会。台湾一度流行「笔部队」,不过一句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