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3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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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领导和要人指示。中国官场中流行两句使人作呕的口头禅，一句是遇到会议之类的场合，总有人面不改色的说：「在部长（局长或校长之类的东西）领导之下，如何如何！」另一句是：「请我们的大家长如何如何！」大家长一定是在场的最高头目，这种充满封建奴隶意识的口头禅一出口，该最高头目立刻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年代，台湾警察局门口，还竖立「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标语，我遂称警察先生是「三作牌」，引起情报治安机构的大怒，种下我被逮捕入狱的种子。
　　　
　　　　　病态的野心家总是希望别人用肚子思考，群众运动更特别需要盲从的奴隶。像在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一波复一波的运动，都是「一窝蜂发飙症」的发作。
　　　
　　　　　中国人都是好演员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指出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能思考。这一论调对许多缺乏马克斯主义基本理论、涉世未深的青年读者来说，难免会诱发出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必须查禁。或曰：事实上，中华民族恰恰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民族。所以，不怕不怕。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到底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呢？或者是容易被煽惑的民族呢？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是要妖言惑众？或譁众取宠？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不久，一位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从大陆来台北，向我访问，我反过来访问他对中国人的感想如何，他沉思了一会，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好演员！」我听不懂，他说：「六四之前，每个中国人都是民主斗士，一谈起民主，眉飞色舞，愿为它献身，对反对改革的人，严厉批评，那种热诚，使人动容。可是，六四之后，人人变成扞卫社会主义的先锋，昨天的事在他们身上不留一点痕迹，表情冷淡，态度自然，教我们这些外国记者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我同意那位记者的观察，但不同意「好」字，中国人实际上不过一个平庸的演员，只是外国人所讥讽的「变色龙」，一个投机份子罢了。我认为中国人的品质平庸，不会独立思考，不敢特立独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不问是非，只问利害，而在政治上，也都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这和前面所述的缺少终极理念和终极关怀，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中国人当然会思考，但不会超出自己眼前三寸利害范围之外去思考。这是一种只会盘算的评估。眼前利益重于一切，道德就非畸型不可。
　　　
　　　　　一定正在那里发高烧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为迎合极个别的人搞资本主义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论断是搞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路？打先锋？「酱缸文化论」为什么又会搞「资本主义」？
　　　
　　　　　从提出的这些指控，可看出这些指控的人，正在那里猛发高烧，至少已烧到四十八度。我真庆幸我现在人在台湾，不在大陆，否则总有一天，手握权柄的猛发高烧份子，发明了「看不到柏杨的危险是危险的！」我就铁定的要倒大楣！
　　　
　　　　　政治爱滋病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曾明确指出：「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
　　　
　　　　　可是这一酱缸文化不知是否自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以后方形成，还是以前即已形成？
　　　
　　　　　历代酱缸文化的浓度是否迭有变化？
　　　
　　　　　除了儒家思想外，形成这一文化的主要元素，不知还有什么？中国的历史社会，比如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否形成酱缸文化的条件？
　　　
　　　　　中国以外的汉字文化圈，是否也受到其强烈影响？也形成了「小酱缸文化」？
　　　
　　　　　「酱缸文化」定义，是三十年前仓促写下，但大致表达了我的意思。
　　　
　　　　　中国人是一个患有政治爱滋病的民族，抵抗权力病毒的免疫系统，几乎全被破坏。一个人有权柄前是一种人，有权柄后则立刻变成另一种人。权柄容易使人腐败，而酱缸文化腐败的力量更是特别强烈。二十世纪二○年代北伐时代，国民党军事胜利后，霎时跌到酱缸深处，早期理念全部消失。共产党早期甚至要领导世界革命，但一旦陷入酱缸，就造成现在众人目睹的困境。中国人和中华人（也就是汉人）心灵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腐蚀力量。
　　　
　　　　　「酱缸文化」的形成，应该从汉武帝刘彻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与开商店极端相似，多家商店才有竞争。一种文化的没落，主要就是丧失了竞争能力，丧失了对权柄的免疫力。
　　　
　　　　　自宋王朝理学以后，儒家思想加速成长，酱缸的浓度也一直加速沉淀。
　　　
　　　　　形成这种文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道教也受到酱缸文化的腐蚀，佛教的大慈悲，导致不计较今世，只计较来生。消极人生观到了极致，就严重的伤害了政治权力病毒免疫系统。而有些道教徒看来，作恶的人，只要肯向神灵行贿，连神灵都会包庇。到了明王朝，中央政府钦定的学术思想成为生活伦理的独门法则，思想结合政治和律法，使得学术完全窒息。明王朝对内是绝对的专制，人民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再加上暴君朱元璋发明「不为君用律」，人民也没有不当官的自由（这跟六百年后，共产党的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前后辉映）。对外则是锁国政策，用海禁切断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封闭的绝缘国家，这些因素使「酱缸」更深不可测。
　　　
　　　　　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是汉字文化圈，但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个别传统，用「汉字」并不等于酱缸文化，犹如用「筷子」并不等于酱缸文化。
　　　
　　　　　这三个国家虽受汉字及儒家思想影响，但有独特的环境。应该是每个文化都有各个文化的「酱缸」，桎梏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只不过腐蚀度不同，新生命的活力不同，中国显得较为严重。
　　　
　　　　　有权势才算祖先
　　　
　　　　　酱缸产品的系列，除了「对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诈欺」、「对僵尸的迷恋」、「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虚骄恍惚」等等最脍炙人口的产品以外，不知柏杨先生是否能再推介几样尚未上市贩卖的新产品？
　　　
　　　　　我想这已经够我们承受，够我们沮丧的了。不过，我们会慢慢脱离「僵尸崇拜」的，因为现代的资讯愈来愈多，目前在台湾，思想上真正的是百花齐放，对古代幻想事物的崇拜也逐渐淡化。但中国人对权势的如醉如痴，却没有改变。有人问我说：台湾是否会走回头路，再变成专制政治？也有人问我说：大陆是否会走回头路，恢复计划经济，采取个人崇拜？人们都说不会，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种可能性会随时发生。为什么？前页已提到过，因为中国人对权势侵蚀的免疫系统早被破坏，毛泽东先生当权后，破坏得更厉害，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见了权势就自我矮化的冲动，很容易摇尾乞怜。
　　　
　　　　　中国人常责备人「数典忘祖」、「不孝」、「不肖」、「欺师灭祖」，用来阻止和打击进步和改革。在这种意义下，中国人势必冒着超越祖先，不孝、不肖的责备，国家才有前途。
　　　
　　　　　中国的武侠小说为我们解释了中国文化停滞的原因，和中国推动改革的困难。武侠小说无不认为古代传下的秘笈才能使武功精进，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师父，而师父又不能超越他的师父，且自己的徒弟又一定不如自己，推而上之，越古越妙不可言，往后代评估，则一代不如一代，越近代的人，越是草包拙蛋，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思考推理。
　　　
　　　　　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敬意并不像古书上说的那么虔诚，所谓「守三年之丧」，只是一种形式。至于对祖先的爱心，更是淡漠。儒家甚至公然提倡五世以上，亲情就「尽」，所以尊祖，只是尊敬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家伙而已，大多数泛泛之辈都被抛弃到脑后，任他们的孤魂，在荒野游荡，吃别家祭祀剩下的残余酒食。这仍是一种权势崇拜。「祖先」要有权势，才算祖先。
　　　
　　　　　孔丘和马克思
　　　
　　　　　对于形成酱缸的原因，柏杨先生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特别是从定于一尊之后，而日渐形成。我同意这一看法，即使是还有不少其他原因。
　　　
　　　　　可是有一点必须请教柏杨先生的，外来的佛教思想、近代的西洋思想，尤其是马列思想流入酱缸以后，是否也成为加浓酱缸或干屎橛的要素。
　　　
　　　　　郑义先生最近出版一本《红色纪念碑》，指孔丘思想和马克斯思想很多地方一样，请教柏杨先生的看法。
　　　
　　　　　酱缸所以形成，除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外，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原因。每一种思想，都有其正、负两极，有建设性因子与破坏性因子，不能十全十美。佛教的轮回说与消极性加上儒家的束缚性，产生了大君王、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朱熹理学。
　　　
　　　　　你指的那本书我没有机会看到，但我了解的是，孔丘先生通情达理，不走极端，更从不主张暴力。他的学生宰予反对儒家的「三年之丧」（为父母穿三年丧服）。孔丘问宰予心安不安、宰予说当然心安，孔丘说：心安就好。可看出孔丘是一个和平的人，所提倡的是人与人伦理的关系，但自董仲舒之后，孔丘个人被儒家份子变成了皇后的屁股，神圣庄严，碰一下就得死。
　　　
　　　　　资本主义越到东方越腐化，共产主义则越到东方越凶残。传统药方（君圣臣贤）固然束手无策，最现代的药方（民主法治）同样也束手无策，一言以蔽之，无法可救，令人心惊情急的，正在于此。
　　　
　　　　　关于共产主义越到东方越凶残，可以用实例说明：波兰、捷克、东德，应是共产主义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就比较可怕。俄国、中亚，则比东欧更可怕。再往东，中国的「文革」，全世界有目共睹。更东，如柬埔寨，北朝鲜，简直真正的阿鼻地狱。
　　　
　　　　　安史之乱救了日本
　　　
　　　　　日本虽然曾经吸收中国文化（已日渐形成酱缸的隋唐文化），中、日组成文化的要素虽然大同小异，可是组合文化的原理却各不相同。拙作《震荡世界的日本》（已汉译）中曾指出，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以「清净」为唯一戒律，以「禊祓」为重要仪式，将所有现存或以往的污秽，都「放水流」。因此，不断反省，求新，创新，而形成日本文化的特色。这点可以说是同中国酱缸文化形成的原理，完全相反。日本文化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清流文化」。还是有更合适的柏杨式命名法？
　　　
　　　　　日本人是一个比较幸运的民族，他们吸收的是中华文化的菁华，而鲜卑人（北魏）、满洲人（清王朝）不一样。自八世纪五○年代安史之乱后，中日之间被长期阻断，使日本吸收不到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国最败坏，和中国人最没有尊严时代的文化。也可以说，正当日本对中国文物制度大量消化时，安史之乱发生，使日本人远离了科举制度及宦官制度，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没有人敢保证日本有能力拒绝，所以当儒家更恶质化的时候，日本没有受到影响。
　　　
　　　　　我同意先生的观察，日本人有很强的自己宗教──神道，这种神道和中国酱缸文化形成的原理不同，中国人并不信神，而是一个信鬼的民族，再加上其他因素，连信鬼也不彻底。
　　　
　　　　　中国只有政治文化
　　　
　　　　　柏杨先生指出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切标的都指向「政治挂帅」。使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或酱缸文化？比如最反政治和崇拜自然的老庄思想，也成为「黄老之治」。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而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
　　　
　　　　　我同意先生这项简单的归纳。
　　　
　　　　　中国文化四千年来，除了当官，其他职业全都不被重视，所有职业都以当官升官为终极目标，当医生的将来想当御医、学木工的想进宫庭做工匠，学水利的必须手中有权。而所有的知识份子，所有求学求知，也都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最高目的。自然一切标准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中国文化遂因而变成「政治文化」，官员间的运作规则，更发展成「官场文化」，酱缸的成份愈发加浓加臭。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喜欢政治而又害怕政治，这是两种极端，但都是狭隘的「政治一元化」和「官场一尊化」。在本世纪（二十）一○、二○年代（民国初年）时，饭馆里都有警告牌，警告客人不可谈论政治，这是害怕的一面，喜欢的一面是中国人太「爱国」了，而且只许自己爱，不许别人爱，自己的爱才是对的、真的，其他人的爱都是假的，这种打击异己的手段，把国家、政党、乡土，都当做妓女，而把自己当成嫖客，有权有钱的大爷把妓女包下了，绝不容许别人染指，「政治一元化」，再提升为一己私欲化。过去，除了当官，没其他重要职业，所以政治高过一切，甚至超过天上神灵。
　　　
　　　　　印度文化是宗教的。据说在古代，妓女是人与神的接近意象，妓女的地位甚至比国王还高，这是宗教。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