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3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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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化是宗教的。据说在古代，妓女是人与神的接近意象，妓女的地位甚至比国王还高，这是宗教。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历史，「哲学」是伦理的衍化，而所有中国历史都回归政治，印度则所有文化都回归宗教。
　　　
　　　　　中国人判断个人，总以政治前途来衡量，这种一切以「官」为指标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仍然严重，虽然最近经济开放以后，流行「向钱看」，但做官才有权，仍然是获得钱的最佳途径。马克斯主义的恶质部份（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中国的恶质部份传统，使中国生了东西方恶质思想混合而成的恶质绝症。
　　　
　　　　　士大夫自成体系
　　　
　　　　　柏杨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养成知识份子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说长期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僵化了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可是，西方没有科举制度，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却拒绝了缠足、宦官和科举制度，是不是因此而使日本有机会能同西方并肩走入现代化社会？当然日本的封建社会结构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是极类似的，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完全迥异，可能也是社会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不知高见如何？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透过科举考试，选拔知识份子，给他们一个官做，所建起来的统治架构。这个架构的成员，称为「士大夫」。科举考试是小民唯一的一条可以当官之路，可是，几乎一开始就出现弊端，向主考官贿赂，和权贵们的把持，加上稍后的八股化，根本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只能选出顺服性较重的知识奴隶，他们品质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个官僚势力集团，却虚伪的以道统自任，表面上忠于帝王，实际上只忠于权势，当旧帝王失去权势时，他们立刻就转而效忠获得权势的新帝王。数千年来，中国帝王可换，朝代可换，而「士大夫」统治架构不换，成为一个奇异的既得利益阶层，连帝王也无能为力。偶然有一二位杰出人才出现，如宋王朝王安石先生的改革，便失败在一批自以为是道统主流的士大夫之手，清王朝光绪皇帝载湉先生改革，也以同样原因失败。
　　　
　　　　　日本拒绝缠足，应该感谢安禄山和史思明，中国妇女缠足，我认为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后才盛行，动乱使日本终于停止遣唐使，缠小脚文化才没有机会传到日本，而在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前，中国妇女仍是以「六寸圆肤光致致」天足为美的。至于日本为什么拒绝宦官，可能跟天皇始终没有建立庞大的小老婆群有关。而日本的武士制度，更使中国的科举制度传不进去，当一个武士要比当一个只会作文章的知识份子，尊严得多。
　　　
　　　　　士大夫自成一个体系，用儒家经典作号召，以当官和当大官为人生唯一目的。像网一样隔在皇家势力和小民之间，即令不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高他们身价的改革，都会引起恐惧和顽强的抗拒。所以中国的改革比较其他国家困难。当然，使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士大夫的僵化，只是主要原因之一。
　　　
　　　　　劣质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所征服。柏杨先生认为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国文化中最糟的部份，所以结局也最糟。吸收中国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堕落。
　　　
　　　　　这是鲜有的见解，同钱穆先生所强调的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的论调，刚好相反。蒙古人同满洲人本来都是北方朴素的民族，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本来卑视中华文化，最后一染上了中华文化，马上自灭。满洲人一步一步慢慢的吸收中华文化，日渐没落而自灭。朝鲜人自古就吸收中华文化，以「小中华」自居，所以在北族的兴亡史中只有朝鲜人一直局促半岛，一筹莫展，自称有史以来被侵略了近一千次，一筹莫展的原因在于自任为「小中华」。是否可以如是观之？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征服，钱穆先生认为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我们希望他是对的，但不知他所说的优秀中华文化，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这些民族吸收到的中国文化，不仅不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相反地，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举例而言，北魏帝国华化后，在一向控制疏松的鲜卑族群中，立刻产生了森严的阶级制度，和门第制度，之前他们是平等的和朴素的，一旦进入中华文化圈，就必须使用另一套已经僵化而繁杂的礼仪，这些僵化而繁杂的礼仪把这些民族原有的锐气全消灭了。「门第」、「等级」、「考试」、「九品中正」就是催化剂，北魏吸收了这些劣质文化而腐败灭亡。
　　　
　　　　　蒙古人也是北方朴素的民族。元王朝并不属于中国政权，只是蒙古人把首都设在中国土地上而已。蒙古人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优秀的，原先蒙古统治者的计画中，要铲除中国所有的农田，改成草原。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人不仅没有吸收什么优秀的中国文化，因蒙古的本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有冲突，蒙古人连中国传统式的政治制度，都没建立起来。满洲人到了后来学会了中华人的自残，妇女纷纷缠足；无论如何，钱穆先生不能说缠足是优秀文化吧！
　　　
　　　　　朝鲜一向以正统「中华」自居。当清王朝末年提倡改革时，朝鲜为了维护传统，甚至比中国更反对改革，他们的口号是：「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中国不得不逮捕大院君（摄政王），以致大院君转向日本亲善。这说明朝鲜的确反改革，但，他们所受的近千次侵略（惟据韩国留华学生罗润基博士告诉我说，韩国受侵略约四百七十至五百次之多），并不是一筹莫展，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英勇的击败侵略者，赢得光荣胜利。
　　　
　　　　　挣脱诅咒
　　　
　　　　　柏杨先生认为文化酱缸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因之想像能力也衰退，因之就没有监赏能力。因而主张要培养思考、想像、监赏能力，才能挣脱酱缸文化的诅咒。有人认为仅此能力无法挣脱或突破。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中国有句谚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重病患者，不可能一天之间，霍然而癒，也不可能只靠一纸药方，使他立刻好转。我也不认为仅靠「思考」、「想像」、「监赏」能力，就可以使我们族群焕然一新！而且怎么达到这三项指标，恐怕还有难以解决的困难。能达到这三项目的，已经不错了，已经十分美好了。如果要用教书匠的方法，一一列出，恐怕十本书都写不完，即令写得完，我们也办不到。而且我也绝不反对朋友们提出其他方法，好比说：有人如果主张中国人每个人都吃一种他发明的丸药，就可以改变气质，使全民脱胎换骨，我也赞成，因为这不是争论的焦点。
　　　
　　　　　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会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酱缸文化──对这一问题，反驳的人很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虽然自觉物质文明不如人，但是精神文明是绝对优越的。「中体西用」虽未能成气候，但这一观念至今尚存。是否和学校的传统国粹教育有关？又和媒体的党国独占有关？
　　　
　　　　　中国人不仅物质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更不如人，这才是严重的课题！有些读者写信给我说：「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承认，但在人文方面，我们有一套自己做人的道理、治国的哲学，不用学外国人。」我认为，恰恰在这个层面──精神文明，更应学习外国，自以为中国精神文明绝对优越的观念，只会阻碍中国进步。
　　　
　　　　　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灾难，使我们承受太多的伤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挑战，压力沉重。可是，我们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人们的习惯追求只限于世俗的满足、政治权力欲望的满足，最高境界寄托在「福」、「禄」、「寿」三项目标，没有办法提升到认识人格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上，因而产生不出人权思想，这是文化基因上的欠缺。
　　　
　　　　　传统教育和媒体独占，只是问题所暴露出的结果之一，日本在困境时有能力自我批评，而中国人太畏惧权势，连悲愤的话都不敢说，宁愿被奴化，也不敢多想一下。
　　　
　　　　　鲁迅的定位
　　　
　　　　　有人指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同鲁迅的「黑色染缸」类似。「崇洋」也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挥。甚至有人认为柏杨先生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不知柏杨同鲁迅思想之间，有何关系？受其影响否？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文学上、思想上的）如何？
　　　
　　　　　我非常尊敬鲁迅先生的正直和无畏，但受他影响最多的是小说。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他有强烈的战斗性，却缺少包容性，简直是拒绝任何批评，这不是民主人的气质。
　　　
　　　　　中国文化，呈现两极。要就崇拜到底、要就不承认对方任何优点。鲁迅的「民族大义」非常强烈，非常忧民忧国。但我认为「民族大义」应该有严正的诠释：民族与民族之间，必须绝对平等，而民族之内的成员与成员之间，也必须绝对平等。「民族大义」不是制造族群之间，或成员之间不平等的工具。绝对不允许被用来肯定某个民族优于另一个民族，某个成员优于另一个成员。
　　　
　　　　　鲁迅是一位「民族作家」，不是一位「民主作家」。一九八八年我去中国大陆，发现鲁迅已成为一位不可批评的人物，使人生忧。没有批评，如何进步？一代应比一代好，思想与文学也是，一个人不应成为思想的终结者，世界才有美景。
　　　
　　　　　鲁迅对近代中国思想有很大影响，但没有超过胡适，且鲁迅的影响也仅盛行于大陆，而现在大陆也开始在研究胡适思想，我想再过十年，情形当更明显，胡适思想有巨大的学术和人文基础，鲁迅没有这么丰满、这么有系统。鲁迅是感性的、斗争性的。
　　　
　　　　　鲁迅在大陆的地位，是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应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特色，鲁迅的文学成就被政治化后已被当做一个政治工具，而胡适不是政治人物。当哪一天鲁迅思想可被批评挑战时，鲁迅的价值才可以呈现。
　　　
　　　　　「想当年」
　　　
　　　　　有人斩钉截铁的指出中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为证。无庸置疑，任何人，任何力量无法否定，也否定不了。
　　　
　　　　　光这么一句是否已经可以把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敲得粉碎，而缸破酱流？
　　　
　　　　　有光荣的历史，不证明有光荣的现在。昨天光荣，不证明今天也光荣。一个生气勃勃，健康而有能力，大踏脚步前进的年轻人，不会炫耀他读幼稚园小班时，口齿是如何流利。一个年老病夫，成天坐在养老院的摇椅上，或坐在街头的长凳上，偶尔和同年龄的人聚在一起，才总是喋喋不休的谈「想当年」英雄往事。中国人「五千年」不过是喃喃自语。于是乎，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五千年，用过去的五千年，当作自己现在的面子，心情的悲凉，使人落泪。
　　　
　　　　　中国人不能忍受悲剧
　　　
　　　　　中国所有的「文学」（或文字之学）的目的同外国文学的娱乐性或「求美」、「求真」意识不同。最大的目的都在于「劝善惩恶」。柏杨先生写「酱缸文化论」的动机，是不是也在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劝善惩恶」的目的意识，而用来对中国人，解剖自己，认识自己，激励斗志，奋发向前？还是……
　　　
　　　　　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故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以美为第一优先考虑，是非善恶乃成其次。
　　　
　　　　　中国人不能满足于悲剧结局，但日本的小说多以悲剧收场。
　　　
　　　　　世界上任何文学，都是在追求真善美，中国、日本，应该都不例外。
　　　
　　　　　先生说：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自古以来日本文学都以美为第一优先考虑，是非善恶乃成其次。这跟中国文学不太一样，我认为真、善、美应是合而为一的，美不能脱离真，也不能脱离善。
　　　
　　　　　日本的小说，认为悲剧收场是一种美，但中国人不能忍受悲剧文学，民间有句话：「不捉奸臣不煞戏。」不把坏人抓到，戏就不能结束，如果结束，可能引起观众骚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极深，造成我们专心欣赏结局的善，而忽略创作的美！
　　　
　　　　　日本的「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爱美和追求理念，我欣赏一个民族的这种追求。日本武士的死是为自己尊严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中国的忠臣烈士，往往杀自己的全家来表示忠心。我认为杀全家是一种暴行，一个人不可以因为自己要死，就找人陪死，「蝴蝶夫人」这种戏如果由中国人写，恐怕连儿子也得死，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合家殉难」，使人痛心惊骇。
　　　
　　　　　我读的日本小说太少，不敢发表感想，但我认为日本文学不可能赞扬「恶」，赞扬「假」，应该只是把它们摆在「美」之下。一本歌颂罪恶的作品，而受到欢迎，是不可思议的。
　　　
　　　　　文化异象
　　　
　　　　　儒家思想在基本上是个体主义，不是群体主义。梁启超先生曾经指摘中国只有家族伦理而没有社会伦理。如果没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