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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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春联
去年（丙午）阴历正月初一日，是阳历一月二十一日，眼看再过几年，阴阳历之年，就要合而为一。可是今年（丁未）的阴历正月初一日，却是阳历二月初九日，两者距离，反而越拉越长，盖阴历过得不可开交时，索性「闰」上一月，人为的四季就跟天为的气候配合矣。去年是闰三月的，这种办法妙不可言，不过一个人如果生在闰月，做起生日可麻烦啦，每隔三年，才有一闰，而闰月是顺序而上的，再闰就闰四月啦。势必要等到五十三岁那一年，才能过第一次生日，才高折寿的朋友，恐怕还等不到那一天哩。这比阳历要差劲得多，阳历如果生到二月二十九日，因为是固定的，每隔三年，还有一个生日可以庆祝，情况大不相同。
但阴历也有它的好处，二十四个节气，像太平洋上国际时间变换线一样，把太阳的光线计算得清清楚楚，每一个节气都是一把看不见的锯，大自然在该锯之下，裂成二十四块。好比「冬至」吧，俗云：「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过了冬至，白昼就一天一天的长，黑夜就一天一天的短啦，阳历就没有这么显明的标竿矣。我们说这话，不是仍怀念阴历，相反的，不但不怀念阴历，甚至对阳历也不满意，联合国正在研究一种新阳历，该新阳历比现在流行的阳历还简单，一年十三个月，一月二十八天，星期几永远固定在某一日，既便于记忆，也便于发饷，另一天作为世界日，全世界人类一齐休假。但新阳历似乎也有毛病，十三个月就难分春夏秋冬啦，也难分上半年下半年啦，而十三个月加上一天世界日，好像仍多了一点，百年千年下来，照样要乱。呜呼，千怪万怪，都怪上帝，他老人家如果吩咐地球转得稍微快一点或慢一点，岂不一切都解决了乎哉。
当初中华民国成立，推行阳历，小民耳朵发背，认为「阳历」者，「洋历」也，颇起反感，加上五千年的风俗习惯，当然难改。政府就祭起了两项法宝，一个法宝是逢到阳历之年，派出警察，喝令商店关门。另一个法宝是逢到阴历之年，也派出警察，喝令商店开门。如此这般，闹了二十多年，一直闹到抗战爆发，大概筋疲力尽，这才把阴历年改成「春节」，维持颜面。
「春节」就是年，年就是「春节」，除了官文书，没人谁说是春节的，说的仍是「年」，这个年是二十四节气外最大的节气，要过了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才算过完。在这十五天中，农村就像殭尸一样，行旅的客人，连个买饭的地方都找不到，真能饿死到道旁也。
春节唯一的活动是吃和玩，盖阴历年适逢严冬（过年而不是严冬，犹如过耶诞而不下雪，总觉得不够劲），正当农民休闲。夫小民一年忙到头，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孔丘先生诞辰这类的例假，过年是唯一光明正大的歇上一歇的机会。不要说男人，就是比男人还要辛苦的女人，从正月初一日到正月十五日，半个月期间，连根针都不准摸，孩子的钮扣掉啦，也只有等过了元宵节才能缝。据说，谁要是胆敢碰碰针，挨挨线，或拿拿剪刀，她的手就一定会生疔疮，盖玉皇大帝规定如此，特派天兵天将，各处巡查，不容违犯也。这个迷信含义深刻，有百利而无一害，大概专门对付那种在过年时仍不放过小媳妇的凶恶公婆，给小媳妇一项天赋自由。
不知道读者老爷有没有一种感觉，凡是遇到了啥子节日，报纸就没啥可看的，有时该节日过于庞大，报纸还多出几张，按说应该有啥可看的吧，结果反而更没有内容，只要望两眼就望尽啦。无他，应景的文章太多。所谓应景的文章，也就是形势比人强──手不由己的文章。以前面介绍的孔丘先生诞辰为例，届时也，大批名人出笼，满坑满谷，无一文不猛捧，张大亨研究他阁下的「仁」，李大亨研究他阁下的「恕」，反来覆去，引经据典，都是别人说过几万遍的，不但没有新的意义，连旧的意义，因为辗转抄录，也走了样。这种文章，似乎只有三个人看，一个是检字工人，一个是校对，一个恐怕就是专门拣骂的朋友矣。
春节自然也有应景文章，不过春节的应景文章却是民间的，虽然同样很俗，却不讨人厌恶，盖俗也是出自内心的俗，有时一个字就含有一本书都说不完的意义。初二那天，柏杨先生去一位朋友家拜年，该朋友破大门上倒贴了一个「福」字，不由大吃一惊，他阁下也曾上过学堂，怎么连字都分不出上下，于是一进门就立刻指正他的错误，喊曰：「老哥，你的『福』倒啦。」依闻过则怒学说，我想他一定要跳高的，岂知他不但没有跳高，反而笑眯眯曰：「福到啦，福到啦！」盖「倒」、「到」谐音，取个吉利也。虽是应景，但穷极生疯之象，也动人心魄。记不得哪本书上看过，一位也是爬格子动物，索性在门口贴上一联，曰：
一棒打出穷鬼去
双钩搭进财神来
这应景文章就非常结实，其穷凶极恶之状，与柏杨先生好像表兄弟。不过该家伙似乎手头仍有几文，还可买「棒」买「钩」，柏杨先生只好「一脚踢出穷鬼去」「双手拖进财神来」矣，哀哉。
中国人的膝盖
柏杨先生府上，也有自写对联，上联曰：「咦，啥子地方炮响」；下联：「唉，原来有人过年」。红纸黑字往门框上一贴，人称之为三绝，一绝是柏杨先生的字，龙飞凤舞，铁画银钩。二绝是柏杨先生的辞，义理深奥，雅俗共赏。三绝则是柏杨先生的纸，迎风招展，清脆有声。
不过后来有朋友劝曰：「观你文而知你之人，现在文化复兴，尊老敬贤，你可能还有官做的，但看你这一副对联，定是老不正经，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是今天已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没做成，特介绍出来，以便流芳千古。呜呼，在应景文章中要想不跟着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这么多问题，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对联文学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跟日本的「俳句」一样，都是用洋文怎么译都译不出来的。要想欣赏「俳句」，除了生为日本人外，别无他法。要想欣赏对联，他也得生为中国人，而且还得对文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通一个洋大人，埋头二十年三十年学中文，别的文学大概可以弄懂，却很难弄懂对联也。尤其是中国的对联，比日本的「俳句」更难，不但求其音节的美，更进一步的，还求字的对称──包括音的对称，声的对称，形的对称，义的对称，词性的对称，动静的对称，性别的对称。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朋友，有时候用了终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为如此，对联不但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读书人纷纷当官的缘故，所以在政坛官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脑筋里就一直想着这玩艺──不是想对联，就是想作诗，而诗的骨干也离不开对联。大家一窝蜂的酱在里面，国计民生就成了破鞋啦。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足的进步，恐怕跟官儿想对联的时间多，想政事的时间少有关。《坚瓠二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姓赵的朋友，当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见有人用命纸在那里糊制灯笼，「命纸」者，阴历年流行的神仙画像也，不禁出了一个上联曰：「命纸糊灯笼，吉星高照」；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下联，气了一晚，不在话下。第二天，有一位老头前来向他呈献日历，他的灵感立刻来啦，拍案大叫曰：「头巾顶日历，太岁当头。」把那个倒楣的老家伙吓得屁尿直流。呜呼，阿基米德先生当初也是想了几天几夜，最后从水缸中一跳而起，光着屁股满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内容，却相差太远矣。
当然，遇到了对联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非倒楣不可，也有竟然死里逃生的，只看运气如何罢啦！《驹阴冗记》上说，韩雍先生在江南作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于军阀时代战地军法处长，可以随时随地祭出法条杀人。有一天，他阁下正在问一件官司，众死囚跪在堂下，面无人色，他高高坐在堂上，问着问着，忽然神智迷昏，作起对联，只听他朗声吟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吟到这里，想不起下联，就像着了魔一样，闭目启唇，喃喃不休。一个死囚福至心灵，乃叩头曰：「小的愿对。」韩雍先生曰：「好小子，能对上来，饶你不死。」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韩雍先生大喜，提笔一挥，饶了他的尊命。
呜呼，这算啥话？法庭之上，乃生命、自由、财产、荣辱得失之所，也是是非曲直，有理没理裁判之地，可是法官老爷却老僧入定，只想对联，打官司朋友把冤情哭诉了半晌，好像把黄汤灌到驴屁股里。而该死囚因何成了死囚？是杀他父亲母亲判死刑的乎？是放火抢劫判死刑的乎？抑是先奸后杀判死刑的乎？古书的作者对法律的尊严没提一个字，对那些枉死的冤魂和痛彻肺腑的家人亲友，也没提一个字，反而把这种混蛋举动，称之为佳话，真是婊子养的也。
当然，也确实有佳话的，吾友纪晓岚先生，有一天接见他的一个学生，该学生见了这位尊而多金的老师，当然磕头如仪。
──插嘴中的插嘴：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跪，见了大官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全。清王朝一位头子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就因为英国特使马甘尼先生不肯跪而大发雷霆，但马甘尼先生不像中国官之软骨头，不肯跪就是不肯跪，僵到后来，马先生让了步，但要跪也是洋大人式的跪，只跪一条腿，不能采取中国式的两条腿忽冬一声的跪，至于把头努力撞到地板上，喊曰：「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更是提都不要提。
西方也有不把人当人的情形，但比较起来，程度上有其差异。孙中山先生革命，不但革掉了帝王，也革掉了小脚、宦官、辫子和跪拜磕头。有些酱缸蛆正在用劲复古，千万手下留情，别把这一类的古也复了出来，那就不好意思啦。
理由可怖
台北《民族晚报》上有则不同平常的消息，该消息曰：台北电信局已接受各方的建议，决定恢复电话簿上用户住址一栏，并且重新印制新的电话簿，将用户住址分别列入，原分发没有用户住址的电话簿，即行收回。
这种措施是有历史性意义的，台湾各地电话簿，一向都印有用户住址一栏，可是到了去年（一九六六）秋天，台北电信局忽然放出空气，说要穷则变，变则通，改上一改，把用户住址那一栏取消啦。理由冠冕堂皇，风雨不漏，主要的是「保密防谍」，盖常有些穷兮兮的朋友，凭着一本电话簿，按址出击，乱打饥荒，有扰乱民心士气之嫌。尤其是若干大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兮兮登门拜访，打发吧，实在不胜其扰，不打发吧，有些人会开一顿国骂才走，而且门铃之声，不绝于耳，简直烦之又烦。这烦加到小民身上，固没法度，可是加到大家伙身上，就有了反应，反应之一就是一脚踢到电信局局长的屁股上，于是乎用户住址遂告取消。
另一个理由，似乎是恐怕共产党潜伏份子作怪，盖台北不比华盛顿，美国社会，电话算不了啥，而台北拥有一部电话，颇不简单，共产党只要抄下电话簿上用户住址，就把台北社会的中坚份子，调查得一清二楚。这个理由较前一个理由更为可怖，不要说电信局局长挡不住，比他阁下再粗一号的官也挡不住。
去年下半年的电话簿，就像被谁砍掉了尾巴，不但有电话的朋友叫苦连天，便是没电话的朋友也叫苦连天，过去的电话簿除了可查电话，还可查地址，好像一本公开的私人通讯录，遇到不易联系的朋友，翻翻电话簿，也就知道啦。而今只剩一半，就跟你交一个朋友，只告诉他姓啥，而不肯告诉他叫啥一样，不仅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并不十分实用而又必须十分实用的半截工具。
大家伙有大家伙的反应，小民有小民的反应，当时各报曾有不少抨击和建议，柏杨先生本来打算也要嚷嚷的，可是那时正在打别的架，抽不出手。二则一听说理由如此吓人，见风转舵，就没有插嘴。不特此也，还努力为电信局辩护，以示忠贞。有一次在朋友家摆龙门阵，为了这件事，最初还只抬杠，后来几乎开打，弄得不欢而散，一直到今天我跟该朋友都不说话，用心之良苦，真可惊大官而泣小吏，特此宣传，拣骂的朋友在记柏杨先生的账时，千万拜托加上这一笔。
其实这些顾虑，连活神仙都不能自圆其说，主要的是，一个自认为已经够格的朋友，他尽可单独行动，通知电信局不刊出他的地址，或不刊出他的名字，电话簿上过去多的是「某宅」字样，不必自作多情，认为有谁拿着板子，非要他全盘招出不可也。更进一步的，他也有权连「某宅」都不必刊，也没有人会关心他阁下，何必锣鼓喧天，把小民的这一点方便也剥了去哉。
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明了，刊出用户住址的电话簿已流行了十七、八年，共产党如果工作做到这上的话，早弄到手啦，他们即令像我们一厢情愿的那么其笨如牛，还没有弄到手，经过这么一嚷，临时发动，恐怕要多少本都有。而且，我们也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