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5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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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年期间，和朋友们除了谈癌，还谈《西施》，似乎也跟癌有关，《西施》是两部电影的总称，上部曰《卧薪尝胆》，下部曰《勾践复国》，这是目前最当行的戏，柏杨先生在台湾南部时，正逢大家有口皆碑，聊天之间，自然而然的聊到它头上。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点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中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一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的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可不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也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反璞归真，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文不能合一，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呢语，也用的是文言文。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罄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的阴阳怪气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式，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绝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缺少这股劲
《西施》片中饰演西施女士的女士，她阁下的美是没有话可说的，柏杨先生站到她跟前，真能浑身发抖，教我跳楼我绝不敢稍违芳心而去跳河。但导演老爷努力猛捧，教她饰演西施，似乎多少使人恍惚不安。当然啦，任何一个女演员饰演历史上的美女，都吃力不讨好。盖有人喜欢丰满的，认为西施应该是丰满的才对；有人喜欢消瘦的，认为西施应该是消瘦的才对；有人喜欢高头大马的，认为西施应该是高头大马的才对；有人喜欢巧小玲珑的，认为西施应该是巧小玲珑的才对；有人喜欢小口的，认为西施应该有个小口；有人喜欢肉鼻子的，认为西施应该有个肉鼻子。柏杨先生喜欢三寸金莲，则西施应该有双一拧一拧的小脚也。
正因为一个女演员不能既肥又瘦，既高头大马又巧小玲珑，既挺鼻子又肉鼻子，所以无论她美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使所有观众满意。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不必再说明矣。但是，用之以作警惕，小心翼翼去物色女主角则可。用之作为遁词，作为藉口，便不可也──可当然可，老板大权在握，就是请柏杨先生去当女主角演西施，谁也没话说，但总不能教人心服。
在一般人印象中，这印象可能来自仕女画，古典美人应该是瓜子脸，长长的眉，高高的鼻，水汪汪的眼（在我看过所有的电影明星中，似乎只有罗美雪妮黛女士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乃真正的「秋波」，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柏杨先生是她阁下的迷，迷得如醉如痴）。除了这些，最主要的还是瘦瘦的焉。历史上似乎只有一位胖美人，那就是杨玉环女士，其他固都是以纤弱为美的也。吾友赵飞燕女士，瘦得可在手掌上跳舞，就是一个尖顶的例子。文学上凡称赞美女的，几乎离不开「纤细」「瘦削」「婀娜」「袅婷」，玉手必须纤细，大手恐怕不行；小腰必须瘦不盈握，若柏杨先生的肚子恐怕不行。总而言之，古典美人均楚楚堪怜，教臭男人油然而生非保护她便不能活的感觉。如果臭男人一瞧她，油然而生的是被保护的感觉，则只能当老娘尊敬耳。
这些话不是说女主角成了老娘，千万不要误会，而是说女主角的面貌和身段，似乎是属于另一型的，她如果能饰演杨玉环女士，或饰演薛宝钗女士，当更为恰当。她阁下的脸好像是方方的，敦厚有余，明媚不足。呜呼，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这个「媚」字，任何一个帝王，玩的女人多啦，如果没有一种秘密武器媚工，恐怕是抓不住。李隆基先生在杨玉女环女士死了之后，他儿子为他弄了几十个各式各样的美女，服侍左右，他都不满意。可见「美」的力量有时而尽，而「媚」的力量无时或穷，偏偏饰演西施的女主角，似乎缺少这股劲。
抗战期间，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电影，片名忘之矣，演的是莺莺红娘的故事，由慕容婉儿女士饰演莺莺，周璇女士饰演红娘。那时候已经流行瞎唱啦，弄得京戏不像京戏，歌剧不像歌剧，老夫人刚要动手打人，红娘往下一跪，就比手画脚曰：「夜沉沉，停了针绣，和小姐闲谈吐，听说哥哥病久……」
──说那是瞎唱，真是瞎唱，洋电影也有唱的，但都是在故事发展和气氛酝酿成功的时候才唱。中国电影则管你三七二十一，说唱就唱。听说李丽华女士一直到现在仍抱着这一手不放，呜呼，李丽华女士似乎也是中国电影之癌，不是她本人是癌，而是她的那种作风是癌。她阁下今年大概五十开外，要当祖母了吧，而仍在演十七八岁少女的角色。一个老娘假装成憨气未退的小女孩，跟柏杨先生假装不懂事的老天真一样，怎不天怒人怨耶？这当然是不服老，但上天注定人类必定向老屈膝，不服老只能闹笑话，不能真的就小了也。这种年龄不相称的作风，是一种严重的砍杀尔，一天不割掉，一天就不能新生。费雯丽女士比李丽华女士漂亮得多啦，但她并没有打算再演《飘》里郝思嘉的角色，而演的是史东夫人。这面镜子，希望有人送给李丽华女士照照，也是割癌生肌，救救日渐堕落的中国电影之道。
慕容婉儿这个名字真美，我想她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真美，可是她的「开麦来费死」──镜头脸，似乎是矩形的，而且血盆大口也似乎构造特别，老板大人如果捧她出来丢人砸锅的，那当然是达到了目的，如果捧她出来烘托红娘漂亮的，当然也达到了目的，可是如果捧她出来成功成名，流芳千古，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焉。盖捧不捧权在老板，呕吐不呕吐权在观众也。这桩往事，可供有心人士参考。《西施》片中女主角比慕容婉儿女士漂亮万倍，所以我说这些，不是怀疑她的美，而是认为她饰演西施不合适，犹如柏杨先生饰演张君瑞先生不合适一样也。
《西施》最得意的号召是场面伟大，看过该片的朋友，对其场面的伟大，都点头不止。仅只那千军万马，在中国片中，不要说看过啦，连听说过都没有，倒是在洋电影上久仰了矣，今天能在中国片中开开眼界，也算不虚此生。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场面伟大固然场面伟大，千军万马固然千军万马，不过用拳赛作比喻，却不像一个结结实实的大汉，而像是一个虚胖的黄疸病患者，架子虽有，动作稀松。
四不像
世人经常嘲笑日本人是个模仿的民族，以致第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发明了零式飞机，把美国佬发明得心战胆惊。呜呼，发明固难，模仿也不容易，日本人学谁像谁，学啥像啥，学民主政治连骨髓里都是民主政治，学法治秩序连骨髓里都是法治秩序，学重工业真的成了一个重工业国家，学现代化真的全部都现代化。中国同胞总是觉得日本人有点笨，但中国同胞却因聪明过度，遂弄成四不像。贵阁下见过吾友姜子牙先生的「四不像」坐骑乎？你说他不是马，他硬是马，你说他不是牛，他硬是牛。
不要说日本啦，比起韩国，中国也是落后地区，这次韩国总统朴正熙先生来台北访问了四天，大概对中国特有的「四不像」，有深刻的认识，将来会不会影响国家大事，我们不知道，但透过韩国记者笔下，恐怕只会增加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视。韩国记者老爷跟他们的总统亲如家人，那是一种高贵的和充满了灵性的气象，而中国的警卫人员却连他们的照相机都夺而抢之，甚至把他们的底片都曝了光，怎怪他们惊讶中国到底是个啥国家乎哉？这都是题外之话，现在且继续研究我们的《西施》，《西施》的场面伟大和千军万马，固然空前，但在观众眼眶里，却不是空前的也，不但不空前，简直面熟面熟，好像啥地方见过。呜呼，当然在啥地方见过，洋大人电影上就露得太多啦，灰沙蔽天，人喊马嘶，其势汹涌，好不热闹。
不过剧情有发展，场面有目的，一位美国导演朋友曰：「如果第一幕墙上挂了支枪的话，以后一定要用到它。如果以后用不到它，就不要把它挂出来。」拳击的伟大场面必须有一场拳击的高潮才对，如果乔路易先生跟卡莱先生要决赛啦，宣传了半年之久，届时人山人海，涌往观赏，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擂台上，好不容易盼到一时三刻，却出来两个虚胖大汉，比画了一遭「茶壶一把」「一把茶壶」那种教师爷的老拳，然后下台鞠躬，观众恐怕不肯善自罢休。暴跳如雷之余，连擂台都可能打个稀烂。盖既有那么盛大的铺张，就必须有其激烈的和意料之中的行动，没有这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完整。
《西施》的场面好像张英武先生，大得惊心动魄，任何一个观众在心理上都准备接受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高潮。可是，潮倒有潮，却不是高潮，而是退潮，都以为最后一家伙，一定是排山倒海，结果竟一去无踪。呜呼，吴越大军第一次会战时，两员大将，怒马而出，呼的一声，一根长矛插到地上──插到地上后应该接着就是决斗或混战，想不到各人却收军走他娘的啦，连京戏上那种走几趟的照面都没有。当时柏杨先生还想，这一定是大决战的序幕，使人热血澎湃的镜头在后面哩。结果左盼右盼，只见人来人往，马来马往，一直来往到「剧终」，好不泄气煞人也么哥。
这种泄气，跟一个人往下一坐，别人却把凳子拉走那种虚脱的感觉一样。贵阁下坐过这种落空的凳子乎，你本来看得准，拿得稳，以为可以坐上去的，一个该死的小子飞手牵羊，把凳子一抽，于是乎一屁股坐到地上。如果心脏不好，真能当场驾崩。《西施》观众的心脏，似乎都很健康，要不然李翰祥先生的麻烦大啦。
战争片而无战争行动，只靠战争前奏，不能不说是问题严重。柏杨先生前几天特地向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杨樵先生讨教，才知道有他的困难。盖好莱坞有一批受过高度特技训练的人马，专门演冲锋陷阵，打斗赌狠，样样逼真。而我们的千军万马，不过是临时借调，凑凑热闹可以，表演肉搏就得商量矣，万一有人受了光荣的伤，躺到殡仪馆凄凉的床上，将如何善其后乎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苛求，但仍说了这么一大堆，并不是要求非演出血流成河，伏尸千里不可。而是，既然有这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就不必把所有的箭头指着这困难，就不必摆出那种伟大的场面，迫使观众期待着出现大战高潮。这是失策，但该电影却为失策的一点去努力宣传，大概认为乡下人好唬也。
场面是虚胖的场面，已是遗憾。而动作的奇异，也遗憾不误。这又谈起癌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