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5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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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被判入狱八年的命运。他一直被关在绿岛，一九七七年才获释放。
　　　
　　　　　Alain：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求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Alain：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台湾的监狱和大陆的不一样。幸好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最后，我还是走出来了，这得感谢美国卡特总统及他的人权政策。
　　　
　　　　　Alain：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柏杨：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为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的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Alain：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监》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捩点？
　　　
　　　　　柏杨：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着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
　　　
　　　　　古代作品中，有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大部份的人来说，文言文太困难了，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马光《资治通监》译成现代语文。这本史书上起公元前四○三年，下迄公元后九五九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翻译司马光的作品，乐趣绝不下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Alain：你某些反西方主题，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柏杨：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的对美国的崇拜，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但并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美国输入的，只是人家的「低级文化」。只要翻开报纸看看，现在台北戏院上映的美国片，尤其那些场场爆满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只是乙级电影，我们并不需要接受这种文化。
　　　
　　　　　Alain：你认为台湾的人自由？抑大陆的人自由？
　　　
　　　　　柏杨：当然是在台湾的人。最近我听到关于大陆的各种现象，都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我身在北京，一定还在狱中，可能我会在某些昙花一现的「自由化」运动中被释放，这类运动每十年、二十年便重复一遍。不过，很快的，我会重新被关进劳改营里去。因为到了我这把年纪，绝不折腰。
　　　
　　　　　士大夫和中国人·吕嘉行
　　　
　　　　　⊙访问者吕嘉行先生。
　　　
　　　　　⊙文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百姓》杂志。
　　　
　　　　　──爱荷华大学五月花大楼访柏杨一夕话
　　　
　　　　　吕嘉行：请问，什么是知识份子？什么叫做知识份子的责任？柏杨：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份子的话，以前的人因为必须读过书才能成为知识份子，所以知识份子是少数人。现在，知识普及，所谓「知识份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读书人」这类名词，应该取消。当我们说「知识份子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责任」？
　　　
　　　　　吕嘉行：你觉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识份子？
　　　
　　　　　柏杨：我以为算，对士大夫而言，知识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敲开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门。已经走进大门的这些官员，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份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吕嘉行：「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份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份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份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份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吕嘉行：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决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的烟消云散。
　　　
　　　　　吕嘉行：照你的观察，中国已经没有士大夫了，这岂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柏杨：当然可喜，可是，中国人的霉运不退，大陆上千千万万终身职的干部，却构成了一个新士大夫阶层。这一批新士大夫阶层比过去的士大夫阶层还要顽强，还要封建，阶级观念──贫富贵贱观念，还要严重。譬如说，一位来自大陆的作家，看见保罗·安格尔（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创办人）在劈柴，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不能了解像保罗这么有地位的人，怎么会自己劈柴？至于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稚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稚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吕嘉行：有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我想提出来，如果不方便，你可以不答覆。
　　　
　　　　　柏杨：我什么都可以答覆。
　　　
　　　　　吕嘉行：那么，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台湾独立，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可是现在，他们的年纪还小，强行婚配，将是一场悲剧。他们需要时间长大成人，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能结成很好的一对夫妻，但是，也可能彼此另外发现更好的对象，也或许大陆坚决排除台湾，而台湾非要大陆不可！
　　　
　　　　　吕嘉行：真有这个可能吗？
　　　
　　　　　柏杨：政治上没有不可能的事，马来西亚就开除了新加坡。但我并不肯定非有这种可能不可，而只是强调等双方长大成人。
　　　
　　　　　吕嘉行：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不希望有个强大的祖国，只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义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以我读中国通史的经验，五千年以来，现阶段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应是有史以来生活得最好的中国人。雷霆万钧，迫不及待的统一或独立，将对这种成果完全摧毁。
　　　
　　　　　吕嘉行：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当初，五○年代，百花齐放时代，毛泽东对天地立誓，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是保证过的，结果如何？千千万万相信毛泽东保证的人，都家破人亡。今年（一九八四）九月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一位共产党书记来爱荷华，在一个餐会上见面，他问我们怕什么？我说：「怕你们关起门来打！」到那时候，仁至义尽的保证成了「阳谋」，我们成了被「引蛇出洞」的傻瓜，全世界谁会听到我们受虐待的哭喊？
　　　
　　　　　吕嘉行：既然保证不能相信，那你相信什么呢？
　　　
　　　　　柏杨：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吕嘉行：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柏杨：中国大陆所走的开放方向是对的，假如上天有眼，只要不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如果四个现代化可以做到的话，生产工具变，上层结构也会跟着变。四个现代化和软体文化现代化不可分，四个现代化可以成功的话，也就表示软体的现代化成功，如果软体文化的现代化不成功，那么四个现代化也不会成功。它们必须同时并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往年的「船坚炮利」政策，空欢喜一场。海峡两岸都朝着人权、法治、民主、自由的方向走，到了有一天，双方软体文化都进步到同一个层面上的时候，统一的问题，自然解决。
　　　
　　　　　吕嘉行：你所说的「软体文化」是什么意义？
　　　
　　　　　柏杨：沙滩上长不出大树，小小花盆里也长不出大树，冰冻三尺的坚地上，更长不出鲜花，软体文化是土壤。
　　　
　　　　　吕嘉行：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
　　　
　　　　　柏杨：斑马线是硬体文化，遵守交通秩序是软体文化。宪法条文是硬体文化，恪遵宪法是软体文化。工厂机器是硬体文化，管理方法是软体文化。学校是硬体文化，师资和学习精神是软体文化。高楼大厦连苑起是硬体文化，保持清洁是软体文化。抽水马桶是硬体文化，擦屁股用什么纸是软体文化。美丽动人的口号文章是硬体文化，待人接物和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和观念是软体文化。铁甲船、大炮是硬体文化，作战精神是软体文化。法律是硬体文化，法治是软体文化。录影机是硬体文化，录影带上的情节是软体文化。如果录影机是世界第一流的录影机，放映出来的却是歌颂阴狠毒辣、忘恩负义、夫妻相残的影片，那可是硬体文化越现代化，人民越惨。
　　　
　　　　　吕嘉行：你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监》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肯定性的反应，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柏杨：到目前为止，一共译出了十六本，译到东汉王朝末叶。就《资治通监》所跨越的时间而言，差不多译了一半。但就篇幅来讲，只不过译出四分之一，东汉王朝以前，每年发生的事件比较少，东汉王朝以后，每年发生的事件比较多。《通监》的精华，是从三国时代开始，从那时候起，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式的政治斗争，和典型的中国内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优点和缺点。在汉王朝以前，是静态的，之后，每年发生的事件突增，记载比较详细，所占的篇幅较大，所以目前我无法预测到底要写多少册才能结束。
　　　
　　　　　吕嘉行：有些人惋惜再看不到你的杂文，你是不是可以说几句安慰这些读者的话。
　　　
　　　　　柏杨：非常感谢喜爱我杂文的朋友，从前没有人（或者是很少人）写杂文，我便做这件事。现在很多人都在写，我觉得我应该再一次改变航道。因为我比年轻时成熟，比年轻时心智成长。当我写了许多年的杂文之后，我觉悟到，我们的文化中，一定隐藏着一些病毒，我决心把这病毒找出来，像医生一样，要对病人做切片检查，然后彻底根治。
　　　
　　　　　吕嘉行：你从什么地方寻找病源？
　　　
　　　　　柏杨：从历史，这就是我放弃杂文，从事历史写作，从《中国人史纲》到《柏杨版资治通监》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历史，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人看完《二十五史》。所以我要写一部简单、明了、文字通畅，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史书，这就是《中国人史纲》。而《资治通监》是一部编年史，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每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权力运转、中国文化的人，都必须读《资治通监》，问题是文言文艰深，一般人看不懂。我当然也看不懂，所以我有使我自己看懂，也使任何一个人也看懂的责任。
　　　
　　　　　吕嘉行：你有没有找到彻底根治病毒的药方？
　　　
　　　　　柏杨：找到了，即是人人皆知的人权、法治、民主、自由。
　　　
　　　　　一九八四·一○·于美国爱荷华
　　　
　　　　　炉边漫谈·聂华苓
　　　
　　　　　⊙执笔者聂华苓女士。
　　　
　　　　　⊙文载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一、郭衣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