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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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还有,在大陆上用简体字,在台湾用繁体字,柏杨,你看简体字看不看得惯?
柏杨:我个人主张用简体字,我自己也写简体字,可是一下子看全部变成铅字的简体字还有困难,只困难比较小。
聂华苓:我本来写繁体字,我看台湾的小说,也看大陆的小说,又回过大陆几次,两种字都接触,有时候自己两种字都写,成了杂的了。谌容,你看柏杨的小说和文章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谌容: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也许因为我们看得比较多,我来之前在北京就看到了柏杨的书。
聂华苓:你怎么会看到的呢?
谌容:我就是看到啦!我看过你的《中国人史纲》,还有你的杂文和小说,我记得你有一部小说叫《挣扎》,其中一篇写一个人坐牢坐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的妻子另外结婚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柏杨:不过那不是写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坐牢,离我坐牢还很远。(笑)
聂华苓:那你成了预言家了?(笑)
柏杨:也许有预感,我不晓得,但我们那种感情,那种生活的体验和挣扎的感觉,大陆会不会是一样的?
谌容:我看了台湾的小说,有一部份好像是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可以懂。
聂华苓:那么,写现在的小说呢?
谌容:因为在国内都可以看到,所以可以懂,台湾我的许多同行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
聂华苓:现在大陆上有很多港台文学作品,大学里还有专门研究港台文学的课程。
谌容:另外我们出了《台湾作家小说选》,所以并不生疏,包括你们的乡土文学,我们都知道。
聂华苓:你们在台湾看得到大陆的书吗?
柏杨:当然看不到。
聂华苓:你看了柏杨,还有其他台湾作家的作品,你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谌容:总的来说,我看到台湾作家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作家很多生活面,写的是不同的题材,譬如有乡土文学的,也有的是写自己的生活、感情之类的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印象:他们写作题材的选择偏向自己周围的生活比较多,题材并不是很广泛的。
聂华苓:柏杨,你对大陆小说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觉得他们的政治意识太强烈,我们不大能体会,就像我刚才说的有隔阂感。
谌容:或者说,我们写的是社会生活。
柏杨:唔,社会生活反应的太强了。
聂华苓:最近我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谈到大陆小说,作者林培瑞是一位研究中国小说的美国人,他翻译过你的《人到中年》,也翻译过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他在这篇文章的序文里,谈到大陆小说着重于社会效果,就有了它的局限性。一定要采用某些引起社会效果的题材,就是他的局限。也有些人说,台湾的小说总是写个人的,也有它的局限性,你对这个评语有什么看法。
谌容:我觉得文学作品首先得真实反映生活,这是我的基本看法。真实反映生活,那就不只是反映个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人民的生活,各行各业的人民的生活,应该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这样的生活当然有鲜花,也有眼泪,这样的生活绝对不会很平坦、很愉快,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真实反映生活本身,它就会有它自己的效果,而不是说我要写小说的时候要着重什么效果。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倒过来的。如果你真实的从生活出发,那么写出来的就真实的反映生活里的问题,如果为了达到某种效果去写,恐怕不是文学作品。
聂华苓:对,《人到中年》的反应那么大,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写《人到中年》的?我知道大陆上作家着重体验生活,要写哪一方面的题材,就到哪一方面去体验生活,你不是医生,你是怎么写那篇小说的?
谌容:对于知识份子的生活,我不用体验,我自己就是,处境、工作环境很多是一样的。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朋友,我的妹妹就是医生,这个我不用体验。但是当我决定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是去了医院,去补充生活。我在写这小说的时候,在北京最大的眼科同仁医院待了一个月,就是每天到手术室去,换上消毒的衣服,坐在手术台边,看了很多手术,因为我必须在很多手术中间选一个手术我能描述的,最后我选了角膜移植手术。
聂华苓:你天天看他们动手术?
谌容:白天看手术,晚上写稿子,很辛苦。
聂华苓:柏杨,你还会写小说吗?
柏杨:我想不会了。
聂华苓: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监》要翻译就够你忙的了。
谌容:把《资治通监》翻译出来,能让年轻人看懂,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柏杨:非常谢谢两位的赞扬,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资治通监》是一个宝藏,不但是中国人的宝藏,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藏,在一千多年之中,差不多每天每月所发生的事,都有记载,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才有。可惜它的文字太艰难,我希望用现代语文把它翻译出来,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聂华苓:司马光当初写《资治通监》,主要是给帝王看的,是吗?
柏杨:是的,主要是给帝王看的,要帝王用来做一面镜子。不过因为它是件珍宝,所以它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帝王可以看,人民也可以看,我们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同样也可以当作一面镜子,来了解历史的发展、发掘更多更多的珍宝。
苓:你的意思是说:它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镜子。
柏杨:不但可以作为现在的镜子,你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现在的政治,了解中国现在为什么成了这个状态,要寻找它的根、它的源,那么,这个根、这个源,要从中国历史里找,而《资治通监》是最好的一本史书。当然,它不是没有缺点,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它的缺点,而只掌握它在文化上的贡献。
聂华苓:我觉得你所翻译的《资治通监》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加上了评语。你的评语非常精彩,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也是精彩的杂文,已经出了多少本了?
柏杨:每月出一本,现在已经出到第十三本。还可能出四十、五十、六十本,我不知道。因为从文言文转变成现代语文,等于把中文翻作英文一样,膨胀多少,没有办法预料,每月出一本,大概四、五年可以完成。
聂华苓:你现在在爱荷华,还在写吗?
柏杨:很抱歉,我本来要请假三个月不写,可是出版社不肯,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是台湾一位很了不起的出版家,他说他宁愿出一本书送给读者,也不要使它间断。三个月中出两本书,休息一个月。
聂华苓:你在这儿要写两本?
柏杨:是的,我准备在这儿写两本。
聂华苓:你们两位来爱荷华城已一个多月了,我觉得柏杨是一天到晚在写东西,谌容一天到晚在体验生活,你们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创作。
谌容:这是我的看法:文学还是从生活中来的。柏杨先生当然不一样,你是在写历史。我是写当代小说,必然要到生活中体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美国了。第一次是前年,我去加拿大访问的时候,美国政府邀请我们顺便访问,到了几个大城。爱荷华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仍然是很有兴趣,爱荷华是一个宁静的小城,我很想在这儿看一些家庭生活,或者是华人在美国的家庭生活。我已到了很多家庭作客,甚至于住在人家家里。另外一点嘛,是在这儿可以接触到很多作家。譬如今天我就找了南非的作家谈,我觉得了解了很多。当然,我不一定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充实自己,了解人,了解生活,特别是令我很愉快的事情是见到柏杨先生。我们大概如果不到爱荷华来,恐怕很难见面。
柏杨:我也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谌容: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块儿谈话。
聂华苓:你们两位在一块儿吵不吵架?
谌容:我们可以在一块儿练习英语。
聂华苓:怎么样练法?打电话?
谌容:打电话。(笑)
聂华苓:还有,你在大陆看不看得到柏杨翻译的《资治通监》?
谌容:我听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好像是要出版柏杨先生的《资治通监》,你自己大概不知道?
柏杨:不知道。
聂华苓:我听说好像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考虑把古文的《资治通监》和你的白话的《资治通监》,加上你的评语,翻译成英文。还有一点,说老实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爱荷华城重见。可以说有三十年了吧?尤其是你坐牢,后来你被释放,当然很高兴,我觉得你现在在爱荷华城不但能够见到老朋友聂华苓,而且可以见到从大陆来的谌容,我觉得这就是表示了台湾是比以前开放。
柏杨:它是比以前开放、进步。不论是大陆或是台湾,方向是走对了的。不过我很直率的说,或许台湾可能走得更快一点。
聂华苓:这真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柏杨:是,没想到。
谌容:我觉得需要了解。
聂华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连你们两个也有两个不同的意见,是吧?
柏杨:我觉得意见最好不要相同。
聂华苓、谌容:对!对!
聂华苓:我们三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坐在一起谈。
谌容:我们有一点相同:我们都是作家。
柏杨:我们处得像兄妹一样,这个,我们谢谢「国际写作计划」,谢谢安格尔先生,谢谢华苓,谢谢美国,谢谢他们的国家给我们那么宽厚的环境让我们见面。
聂华苓:我特别要谢谢海峡两岸的政府,使得我在这儿,一个海外的作家,能在爱荷华城和大陆的作家谌容在一起,和台湾的作家柏杨在一起,而且每年都可以和海峡两岸的作家在一起。对我而言,作为一个华裔,作为一个作家,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你们两位现在有什么写作计划?
柏杨:她写她的小说,我写我的《资治通监》。
聂华苓:谌容,你下一部小说要写什么?
谌容:我还是要写中国农村。
聂华苓:我记得你在来之前在中国农村住过很久。
谌容:对,对。我在今年年初就待在农村,而且我在一个县里当顾问。
柏杨:什么顾问?
谌容:我这个顾问是挂名的,因为我到处跑,可以给他们传递点儿信息。
聂华苓:你下一个长篇?
谌容:唔,不敢说,写到哪儿算哪儿,因为我手里面还有一些稿子,我不知道我能先赶出哪个?哪个先写好就先发哪一个。
聂华苓:谢谢你们两位。
很难绝对客观·张灼祥·魏便利
⊙访问者张灼祥先生·魏便利先生。
⊙文载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香港《信报》。
访问者:张灼祥/香港电台「开卷乐」节目主持魏便利/香港电台中文台教育组编导。
被访者:柏杨/台湾作家,作品:《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监》等张香华/柏杨太太,台湾诗人
播出时间: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星期六)晚上七时,香港电台第一台。
魏便利:杂文中,你对一些不喜欢的人说是晚娘脸,这是否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柏杨:应该有关。小时候都希望得到父母的温暖,如果父母沉脸,甚至翻了脸,就会觉得害怕,受到伤害。
魏便利:初中时,你因体罚问题与老师争论,现在年纪大了,经验也丰富了,是不是还坚持不能体罚孩子?
柏杨:我不但坚持,而且绝对反对。「因为爱你才打你」这句话,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是我们明白,愤怒的时候,便会失去分寸,很容易伤害孩子。孩子是脆弱的,如果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也要小心,也要懂得自制。对于孩子,我觉得不应该体罚,而且也不要骗孩子,不论是什么方式都不可以。
张香华:我任教的学校是台湾著名的一所优秀中学,但是有些时候学生的意见和行为,也会令我感到愤怒。可是,我依然不赞成体罚,因为我们要顾虑它的副作用。首先,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容易出错。而且我们应该要让学生明白自己的责任,不可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张灼祥:你的小说风格与鲁迅相近,可是结构和技巧不大成熟,往往流于说故事的形式,如果名之为报告文学则可,但若说是优秀小说,则有所保留,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可惜没有人同意。都说我的小说含蓄不足,香华就批评我,说我写小说时不肯用心,其实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也许是能力不足吧。
张香华:我认为他的个性不大适合写小说。他是热情和主观的,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小说应该是含蓄的,作者应该能入能出,有时候需要冷静的分析,他的小说过份重使命感。
魏便利:你的小说内容都倾向描绘社会的黑暗面?
柏杨:鲁迅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