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5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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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我想是宋王朝。宋王朝是中国第二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第一个是春秋战国）。可惜的是，那个时代只有一个花园，就是儒家花园！尽管只剩下一个花园，还是有许多花朵出来，好比王安石提出的政治改革就很突出，范仲淹也谈改革，不过范仲淹这个人太聪明，一看改革不对劲，就马上停止，不像王安石那样，坚持改革到底。好比朱熹、二程（程颐、程颢），当时都自成学派。不过，即令有这么好些学派，到最后使儒家更僵固，一个花园是太小、太狭、太单调了！
　　　
　　　　　胡菊人：在中国历代的皇帝当中，你认为哪一些比较好，一般认为很坏的，比如秦始皇、武则天，你有什么看法？
　　　
　　　　　柏杨：秦始皇嬴政是一个好皇帝，他坏在哪里？要说他坑儒，才坑四十几个人！哪一个皇帝不杀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知识份子？嬴政倒楣的是：在他以后的王朝，都统治得太久，不斥责嬴政，就反映不出来自己是仁君。至于说他焚书，哪一个朝代不烧书，你烧书是圣君，我烧书就是暴君；你杀知识份子是圣君，我杀知识份子就是暴君，这不公正。而且，这个不公正还把我们误导到：不是嬴政做的，也要写到嬴政账上。比如万里长城，并不是嬴政开始建的，为什么硬说是他建的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毛病，不讲实话，不就事论事。
　　　
　　　　　抨击武照的暴行，不在于她当皇帝，不在于她有许多情夫，也不在于她用酷刑、酷吏，而在于她竟把酷刑用在贵族身上。过去，酷吏、酷刑用到小民身上，没有人说话，可是一旦用到贵族身上，贵族叫起来，就在历史上留下记载。武照是一个残忍的女人，一点不错，但她对整个民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伤害，至少，她绝不比别的皇帝更坏。我想，对中国人民真正有坏影响的皇帝，应是明王朝一任帝朱元璋。
　　　
　　　　　朱元璋的恶毒、下流、卑陋，使人惊骇。本来，评论皇帝最好不要谈品德，因为皇帝属另外一个世界──「禽兽保护区」。讲品德，就没有一个皇帝像人。中国人跟元王朝的蒙古人作战的时候，朱元璋却躲在背后发展自己的力量，屠杀跟蒙古人作战的抗暴军！所以，他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第二，他建立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使中国六百年之久无法脱离思想的控制。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招揽天下知识份子，如果你不来，也就算了，他反倒尊重你。到了朱元璋就不一样，君王征召你，不来就是犯罪。共产党也是这一套，简直是朱元璋的好学生。第三，朱元璋建立一种空前未有的特务镇压系统。第四，他对中国人性尊严的摧残，是加强中国人奴性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之一。他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对人民是一个最坏的制度，但对帝王来说却是一个最好的制度。朱元璋不但是一个坏皇帝，而且是一个坏痞。
　　　
　　　　　胡菊人：但有人说元王朝以后，朱元璋复兴了中华文化。因为蒙古人毁灭了中华文化！
　　　
　　　　　柏杨：他没有复兴，恰恰相反，他蹧蹋、摧残中华文化，八股文就是例证。
　　　
　　　　　胡菊人：那么再说好的皇帝，或比较好的皇帝，你看有哪几位？
　　　
　　　　　柏杨：我主观的看法：好的皇帝也有几位。西汉王朝最好的是十任帝刘病已，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他那样注意到基层的行政效率，他经常召集全国郡长到首都开会，听取报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儒家还批评他。东汉一任帝刘秀也是位了不起的皇帝，他严密的注意到官吏的廉洁、办事的效率、刑罚的公平。在古代，这三者就是整个政治内容。这三者好的话，天下太平。西汉七任帝刘彻前半段打匈奴，也了不起，他能堵住匈奴，从那时候起，匈奴就很难再向南侵。到了五胡乱华，苻坚大帝也了不起，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少数民族，控制整个北中国；苻坚把氐人三千家、五千家派到各处，在全国各地方建立据点；而且，他很信任王猛，在大乱之中的北中国，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建立太平盛世的局面，没有一个中国皇帝有这么大的魄力，和这么大的能耐，可惜他当权的时间不长，这是中国的不幸。再一个是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李世民一直记住杨广失败的教训，因为他亲眼看见。李世民以后那些皇帝，都不足道。
　　　
　　　　　比如赵匡胤、赵匡义，都是平庸的二流或三流货色，宋王朝几百年，只有六任帝赵顼，任用王安石坚持改革。明王朝皇帝一蟹不如一蟹，三百年以来没有一个好东西。清王朝四任帝玄烨、五任帝胤禛，和六任帝弘历前半段，都是负责任的帝王，足足支持前后一百年的盛世。不过因为我们上一代革命推翻满清，所以对满清的印象特别不好。实际上，满洲人对汉人的中国贡献太大了。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是他们带来的。如东北、蒙古、新疆等等。
　　　
　　　　　胡菊人：这就牵涉到少数民族。你看中国政府、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少数民族，这些关系是怎么分与合的呢？
　　　
　　　　　柏杨：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满人、回人、汉人……应该是一家人，但当初确实是分了。满洲人进关，语言不一样，长的样子也不一样，当时抵抗满人入关那种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值得歌颂的，满人屠杀汉人的事情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现在不能算旧账，就像两人结成夫妇，就不能追究当初交往时的怨恨。
　　　
　　　　　胡菊人：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之形成，是因中华文化什么都吃，像鸵鸟一样沙石泥土都吃，消化力很强，外族入侵，他们的文化就被中国文化吃掉了。结果，中华民族还是存在。
　　　
　　　　　柏杨：这见解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是否肯定这么一个前提：「强势文化」才有能力吞食「弱势文化」。汉民族文化当时是「强势文化」，所以才能吃掉「弱势文化」。假若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面对西方，已是「弱势文化」，西方却是「强势文化」，我们也会随时被吃掉。事实上，西方文化是现代最大能量的巨鲸，我们已经开始被西方文化无情的吞噬，过去的光荣只能在茶余饭后作为谈助。
　　　
　　　　　胡菊人：你觉得从过去的历史看，中国发展的前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柏杨：中国文化要是不转弯的话，那就会一头栽到地狱。如果还是坚持我们的文化是优势文化，别的文化都很差，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最好，不能面对自己的缺点，那么我们只能自我陶醉，所谓中国前途──中国根本就没有前途。
　　　
　　　　　我在一个杂志上看过一篇小说，写一对男女在下降的电梯里接吻，狂欢极乐，搞得天昏地暗。当电梯到底，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早已进入地狱。这篇小说有很深的启示作用，我们如果继续狂妄自大，愚昧不醒，以优势文化自居，而不悲痛反省、急速改革，结果会发现我们面前是通往地狱之门。
　　　
　　　　　从人治到法治·钟春兰
　　　
　　　　　⊙访问者钟春兰女士。
　　　
　　　　　⊙文载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台北《客家风云》杂志。
　　　
　　　　　钟春兰：你和国民党的渊源颇深，关系也颇复杂。可否请你谈谈入党来台的经过，以及年轻时你对国民党的认识。
　　　
　　　　　柏杨：我十八岁加入国民党，是对日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在军中跟着大家集体加入。那时共产党远在天边，加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周围接触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国民党。不过，我虽然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我并不后悔，因为政治理念给我有归属的感觉。抗战时蒋中正的威望非常高，包括毛泽东也去过战时首都重庆，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当时青年对蒋中正效忠的心态，可从一件事看出来；平日我们年轻朋友聚会谈话，都发自内心的称呼他「领袖」。记得我在「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当兵时，他有次阅兵，我当仪队，当时效忠他的程度简直快沸腾起来。我那时的心理，如果有人刺杀他，我会趴到手榴弹上、保护他，我愿意为他牺牲，为他挡住枪炮。
　　　
　　　　　抗战末期，年龄长了几岁，心智也成熟多了，开始发现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并没有能力治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后来我之所以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具体计划。当时只是一味地感觉自由很重要，现在很多朋友都还记得我那时讲过的话：「只要是自由的地方，摆个地摊也高兴。」对于共产党，我始终觉得和自己格格不入，因为它太好了，可以说我不配它；也可以说我害怕它，它怎么可能有那么完美？外表太完美的东西，一定跟实际有太离谱距离。人如此，党也如此，我无法相信。
　　　
　　　　　前不久，我连络上在大陆的老友李思忠，他现在是国际级的鱼类专家。一九四八年时，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当助教，我们两人感情非常好，他劝我：「你不要走，你这样的才干在国民党里会被摧残，在共产党里才有前途。」四十年了，言犹在耳，没想到他在大陆也遭遇到与我同样的命运。想想中国人真是悲惨！他最近来信说：「当初你答应我不走，后来找不到你，我很不谅解，现在证明你是明智的。」
　　　
　　　　　那时在大动乱之下，每个人都栖栖惶惶。八年抗日加上国共内战，十年的时间，人们流离奔波，缺吃缺穿。有些人虽然也反共，但因为疲累了、倦怠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安定下来，只好留下来算了。但我内心里却不肯接受这种屈服，我就是想找个自由的地方；没有选择的余地，还是逃向国民党区域。那时我茫茫然地去到上海，在徐家汇住进设在四号桥警察公墓的难民收容所。有天忽然听到几个年轻朋友谈论已迁到台湾的海军士官学校招生的事，恰巧负责招生事宜的大队长吴文义，是我以前当兵的队长，我便这样的来到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会撤退、失败？全国国民为什么会那么左倾，为什么对共产党那么向往？对抗国民党并不那么容易，国民党有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的主义、现代化的武器，更有现代化的组织、特务。但它最大的缺点是领袖低能、干部腐败，国民党若不腐败，就没有人要革命，共产党绝不可能成功。
　　　
　　　　　到了台湾，我越来越发现蒋中正心胸窄狭，见识有限。所谓「君子不可不弘毅」。毅，他是有的，就是不够弘，心胸不开阔。而政治这玩意，却是非「弘」不可，否则弄得自己不快乐，大家也痛苦。
　　　
　　　　　钟春兰：蒋中正、蒋经国父子领导国民党七十多年，在中国现代史的政治舞台上居于主导的地位。你和蒋氏父子都有所接触。先请你谈谈对蒋中正的认识如何？
　　　
　　　　　柏杨：蒋中正头脑僵固封建，不论外貌内心，都是蠢而且笨，见识肤浅。举个例子，他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到处设立驾凌行政院之上的「委员长行营」；后来当了国民政府主席，改成「主席行辕」；一脸「我就是要过瘾，我就是要破坏体制」的沾沾自喜。
　　　
　　　　　蒋中正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从另外一件事可看出。那时重庆有家共产党主办、每天都抨击政府的《新华日报》，蒋中正每天早上都看，于是政府各个首长每天早上去「官邸」时，在车子上都害怕得不得了，怕挨蒋中正的骂。在上者若有统御能力，并不需要骂。要是常常骂，做属下的唯一希望是不要被骂，结果是：不工作不做事的人，反而受到重视，因为「多做多错，不做不错」。
　　　
　　　　　蒋中正到台湾后，记得有次青年节，救国团在从前总统府前的三军球场举办大会，蒋中正上台讲话。因为大会是救国团主办的，我就站在他旁边。他讲完下来时，对着副总统陈诚，用一种极为轻视的姿态，对他说：「你跟他们讲讲话，嗯！你跟他们讲讲话，嗯！」一面说一面走了，傲慢嚣张，连正眼看陈诚一下都没有，彷佛陈诚不够格似的。蒋中正没有温暖、也没有风度，只是形势把他推上金銮宝殿，他早已忘了自己是谁。所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说：「蒋中正的能力只够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
　　　
　　　　　钟春兰：蒋经国先生过世了，他在晚年的一些改革，开启台湾民主政治的新页，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大家歌功颂德之余，请你为我们拂去政治上的层层尘雾，让我们认识、了解真正的蒋经国。
　　　
　　　　　柏杨：我对蒋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觉得蒋经国差强人意。刚来台湾的几年，他时常自己开着吉普车去北投政工干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从公。不管说他是共产党的身段也好，说他是江湖的身段也好，他有他父亲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众，而蒋中正却只知道聚帮结派。
　　　
　　　　　蒋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一九六○年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开会时，代表闹得很厉害，他问当时的秘书长：「他们闹什么？」答说：「他们要钱，要出席费，要房子。」蒋中正说：「没关系，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过去大陆上很多反对他的军阀斗不过他，即是因为他有钱、有特务组织。现代化的特务组织加上古老的金钱，一下子便把对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初期的共产党，便完全失灵。
　　　
　　　　　蒋经国比他父亲能干得多，他知道国民党失败在于官吏的贪污、军队的腐败，所以他加强政工，整肃军队风纪。当年在大陆时国民党军纪之坏，比土匪还不如。军人要是看你不顺眼，可以把手榴弹丢到你家里，甚至用机关枪对着你扫射。随便一个穿军服的士兵上了火车，要占几个位子就占几个位子，没有人敢讲话，他更不需要买票，因为没有人敢向他要票。所以大陆上的人常讲：「不怕警察怕军队。」
　　　
　　　　　此外，军队中普遍吃空缺。一个人当连长，家里就成了银行。这些弊病都在蒋经国手里改好，对社会的安定有莫大的帮